引導語：回顧“三會一課”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對于學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進一步嚴格黨內生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下面是思而學教育網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關于學校三會一課制度內容，歡迎閱讀!

學校三會一課制度一

“三會一課”制度是指定期召開支部黨員大會、支部委員會、黨小組會，按時上好黨課。

1、支部黨員大會一般三個月召開一次。

2、黨支部委員會一般每月召開一次。

3、黨小組會一般每月召開一至兩次。

4、黨課每季度上一次。

學校三會一課制度二

“三會一課”指定期召開黨員大會、總支及支部委員會、黨小組會，按時上好黨課。“三會一課”制度是黨組織長期堅持的基本制度，是黨的組織生活開展依托的主要形式。

一、黨總支部委員會，每月例會一次，研究決定黨總支部工作，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學習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二、堅持每月召開黨員大會，討論決定黨務工作，堅持黨員干部政治理論學習，提高黨員干部的政治修養。

三、堅持每月召開黨支部會議，組織學習，開展討論。

四、堅持民主生活會制度，堅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工作。

五、堅持加強黨員干部自身建設、提高黨員干部的道德素質。

六、堅持每年黨總支部及各黨支部書記開展黨員及黨的積極分子的黨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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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一課”制度是怎樣形成的?

近日，*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在全體黨員中開展“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學習教育方案》。方案要求以黨支部為基本單位，以“三會一課”等黨的組織生活為基本形式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因此，共產黨員網推出系列文章解釋“三會一課”的內涵發展及如何落實好“三會一課”制度，供黨員干部學習。

回顧“三會一課”制度的形成與發展，對于學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進一步嚴格黨內生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是“三會一課”制度形成的思想前提和政治基礎

早在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對黨內的權力機關、權力關系、組織原則和基層支部的活動方式等進行了明確規定。要求“支部、區部委員會以及中央委員會至少每兩周開會一次”，“盟員至少每三個月同所屬區部委員會聯系一次”等。這是關于黨的會議制度的最早規定。

列寧在創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過程中，強調工人階級政黨必須建成一個有著鐵的紀律、有著嚴密組織體系、有著嚴格黨內生活的先進部隊。列寧明確主張，黨是有組織的整體，黨員不但要承認黨綱，更要“親自參加黨的一個組織”。這一思想得到黨內多數人的支持，并逐漸豐富發展為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1919年列寧把民主集中制作為根本的組織原則和各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的重要條件，寫入共產國際組織章程中，從而成為指導各國共產黨組織建設、規范黨內生活的圭臬。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三會一課”制度的確立與成熟

黨的二大通過的我黨第一部黨章就對黨小組、黨支部、地方全體黨員會議和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期限作出了具體規定，如各組，每星期由組長召集會議一次。此后，會議制度成為歷次黨章修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不斷發展完善。

毛澤東“著重從思想上建黨”的偉大構思，標志著*黨的建設新思路的開啟。1929年《古田會議決議》要求“從黨內教育做起”，通過黨報、簡報、小組會、支部會、黨員大會、政治討論會、參加實際工作等教育方法，來解決“思想上建黨”的問題。同時特別強調，“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這是我黨黨課制度的最初文獻和最早實踐。之后，黨中央先后于1931年、1932年、1940年通過若干決議和指示，對黨內教育的意義、內容作出規定，明確“普通黨員的訓練，可以采用通行的巡回教育與流動訓練班的方式”。為更好地組織動員黨員完成黨的使命任務，針對形勢與任務的需要，黨對各種會議的內容先后作出具體安排。這些制度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黨的思想統一和行動一致。

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了“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為黨內生活制度建設開辟了一個新境界。延安整風期間，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強調加強組織紀律性、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領導干部必須參加黨組織生活。通過延安整風，全黨經受了一次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三會一課”制度也得以豐富和發展。黨的七大全面總結了延安整風經驗，對如何通過正常黨內民主生活、加強黨內教育，來提高黨的建設整體水平作了更為具體的規定，成為我們黨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

時期“三會一課”制度的豐富與完善

新中國成立后，如何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領導的戰斗堡壘，是執政黨建設面臨的一個嶄新課題。1955年第一次全國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工作會議，強調實現集體領導，建立支部民主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生活，增強黨內團結和嚴肅黨的紀律，是黨的建設事業中極為重要的原則。1956年黨的八大對黨的會議制度進行了創新，實行了黨代表大會常任制，使黨內各種會議制度和黨內生活有了最高機關的權威支撐。八大通過的黨章明確指出，黨必須采取有效的辦法發揚黨內民主，鼓勵一切黨員、黨的基層組織和地方組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加強上下級之間的生動活潑的聯系。

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在反思黨內民主生活基礎上明確提出：“應該從加強黨員的思想教育著手，使支部生活健全和活躍起來，切實改變許多基層組織長期不開小組會、不開支部大會、不上黨課、黨員不起作用等等組織渙散的現象。”“文革”中，黨的建設指導思想和目標發生偏差，“三會一課”制度被當時不正確的傾向和主張左右，難以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三會一課”制度的探索與發展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恢復了正確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黨的組織生活和民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1980年制定公布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要求：“各級黨委或常委都應定期召開民主生活會，交流思想，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1981年8月，中組部下發《關于進一步健全縣以上領導干部生活會的通知》，規定“縣級以上黨委常委除了必須編入一個組織參加組織生活外，同時要堅持每半年開一次黨委常委(黨組)生活會，并要及時地向上級黨委或組織部門報告生活會情況，開一次報一次”。明確民主生活會“要以認真檢查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決議和《準則》的情況為主要內容，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我們黨第一次以黨內文件的形式將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的時間、范圍、內容、意義、目標等作出具體規定。從此，民主生活會開始真正走向制度化。

黨的十二大作為新的歷史時期一次重要會議，對于“三會一課”制度的恢復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次會議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設立委員會的基層組織的黨員大會或代表大會，一般每年召開一次。總支部黨員大會，一般每年召開兩次。支部黨員大會，一般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十四大黨章首次明確規定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參加民主生活會，成為黨員領導干部政治生活和組織生活中任何其他工作不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之后相繼開展的“三講”教育、“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創先爭優”等活動，使黨內生活煥發了生機，極大地豐富了“三會一課”制度的內容和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