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李崴建議允許海外華人保留恢復中國國籍

中國人移民到海外，究竟是中國力量的流失，還是中國力量的延展?中國自1950年代以來逐步形成、并在1980年經國籍法確立的單一國籍制度，隨著時代變遷，是否已出現調整的需求?

據財新網3月11日報道，針對這一問題，全國政協常委、廣東省僑聯副主席李崴在這次全國兩會中提案，建議刪除目前國籍法第九條“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的規定。

“如何修改國籍法涉及到中國人的自我定義”。李崴認為，目前國人入籍外國后，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的規定已不合時宜，應該刪除，讓“中國人”的法律概念覆蓋更為廣泛。

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自1980年實施以來，已經超過35年，一直未有修改。該法第九條規定：“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國國籍的，即自動喪失中國國籍。”

但李崴認為，現行規定造成了幾大問題：

第一，在該條款下，中國公民取得外籍后，因喪失中國國籍，回國需要申請中國簽證，給海外華人回國訪問和長期居留造成極大不便。

且該條款不利于人才引進。因為，出國留學并在海外長期工作者，不少是中國建設亟需的人才;其中，那些取得外籍而喪失了中國國籍者，無法方便地回流國內。而那些擁有外國居留權但未入外籍者，如果長期在中國居留，也可能會喪失外國居留權，因此對于回國工作往往心存顧慮，就算回來了也總有“候鳥心態”。

第二，李崴認為，該條款損害民族凝聚力。他說，很多人取得外籍是出于現實生活的考慮。如果在取得外籍后仍能保持中國國籍，海外華人更能維持與中國的情感紐帶和對中國的認同，并能將其延續到后代。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并不要求入籍移民放棄原國籍;保留中國國籍，也能讓海外移民更為名正言順地為中國爭取利益。

　　第三，按該條款，中國公民取得外籍后就喪失中國國籍。如此一來，其在海外將完全不受中國法律約束，在國內還可享有國外領事保護。這給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提供了借口，不利于維護中國國家安全。

第四，按該條款，中國公民是否還具有中國國籍的認定依據，需從屬于外國法律和外國國籍的授予行為。“這相當于將外國法律置于中國法律之上，有損國家尊嚴”，李崴說。

李崴回顧，從歷史上看，海外華人為中國革命、抗戰、傳播中國文化、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立下了歷史功勛;而今，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更得益于海外華人在資金、市場、人才、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巨大貢獻。海外華人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過去中國也沒有不承認海外華人的國籍。

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為了消除一些國家、特別是海外華人數量龐大的國家的政治顧慮，才先后與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以條約或聯合公報的形式，處理當地華人的所謂雙重國籍問題，并原則上不再承認外籍華人的中國國籍。這一政策在1980年的國籍法中正式確立。

但李崴認為，這種做法完全割裂了外籍華人與中國的法律關聯，弱化了他們與祖國的情感紐帶，“盡管原意是消除他國疑慮，但實際結果是放棄了對海外同胞的責任，但卻并未換取他國的真正信任。”

他呼吁，如今中國和世界形勢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早應該摒棄。他還稱，在中國陷入超低生育水平、面臨著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勢的今天，外籍華人理應成為社會發展的貢獻者。“根據各國經驗，適度引進移民有助于緩解人口危機。”李崴說，“吸引海外華裔回國定居遠比讓其他族裔流入更為合理。

基于上述思考，李崴提交了《有關中國國籍優先的提案》的提案，建議重新審議和修改國籍法，刪除 “取得外國國籍的中國公民將自動喪失中國國籍”的相關規定，讓海外華人本人、配偶、父母、祖父母曾擁有中國國籍的，均可自動獲得中國國籍;除非本人主動放棄，中國國籍永遠有效。并希望以此彰顯中國主權，維護國家安全，凝聚民族向心力，保障海外華人權益，吸引海外人才。

但是，李崴在提案中也設計，一旦國籍法進行修改后，則“擁有外籍的中國國籍者”，在中國境內不得享有選舉、投票、擔任公職等政治權利。

此外，仍具有中國國籍者，在入境中國時應使用中國護照。中國政府對其國籍的認定“以中國國籍為優先”，不承認其外國護照的有效性。據此，中國國籍者即使取得外籍，只要未正式放棄中國國籍，在中國境內不得享有外國領事保護。這將使中國政府和法律對相關人員的管理更有保障，有助鞏固國家安全。

李崴指出，從世界經驗來看，除中國、印度、日本等少數國家外，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沒有規定本國公民入外籍之后將自動喪失本國國籍。而中國也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唯一有這條規定的國家。

“實際上，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普遍接受多重國籍。”李崴介紹，為了方便公民在海外旅行和經商，如愛爾蘭等國家，甚至還鼓勵本國公民在保留本國國籍的同時取得外籍。此外，以色列、哈薩克斯坦等國也出臺法律，鼓勵海外國人自由返回祖籍國，并大量吸引和安置了海外國人。

相對而言，中國自2004年起，為吸引外籍人士實施的“永久居留證”制度，其門檻過高，受益者年均不過幾百人，無法適應目前的對外交往形勢。

李崴說，中國社會長期以來視人口為負擔，而非貢獻者。但無論從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國力競爭還是文化傳承來看，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資源就是對其擁有認同感和歸屬感的人民。他指出，如何修改國籍法，涉及到中國人的自我定義。李崴認為，“讓‘中國人’的法律概念覆蓋更為寬泛，只會拓展中華民族的影響力，強化中國的國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