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鐘大爺被媒體稱為 “以房養老第一人”。2012年10月，時年79歲的他與當地社區管理機構簽訂協議，由社區出錢出力幫鐘大爺養老送終，大爺百年之后，把自己的房子贈送給社區。然而，在媒體于今年回訪鐘大爺時，鐘大爺卻說自己后悔了，認為簽訂協議后他的生活質量并沒有得到明顯改善，他實際上沒有用到社區的錢，自己的錢都很難支取。

在中國式的改革中，試點的重要性是很高的。作為“以房養老第一人”，其后悔和不滿的情緒經過媒體報道，并通過網絡放大后，很自然的引起了人們對“以房養老”政策的抵觸情緒。特別是鐘大爺在出讓60多平米的新房之后，仍然僅能獲得千元的養老金財產，并在額外支取錢財上要事事經過社區的報銷審批，這讓人們從情感上很難接受。因為大家普遍覺得，80歲的老人沒幾天活頭了，把60平米的新房賣掉，把剩下的錢用來改善生活顯然要比這筆以房養老的買賣劃算。

但是筆者認為，由此來否定以房養老是不正確的。我們應當看到，所謂的“以房養老第一人”實際上是在國家出臺相關政策之前，社區進行的自主嘗試，其本質依然是遺贈扶養協議的延伸，只不過是將非親屬的第三方機構作為了對象，并將房產作為了遺贈的財產而已。所以其并不能嚴格意義上被看做“第一人”，這一案例的產生固然有中國已經具有了廣闊的以房養老市場的內在原因推動，但其與政府將要推動的以房養老還是有較大區別的。

政府推動的以房養老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并不是照顧孤寡老人的生活起居，而是緩解其經濟壓力，改善生活質量。以房養老的簽訂對象為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只會采取反向按揭的方式，給予老人一定額度的貨幣，并不會將老人的住房即時賣出，而是容許其居住其中，也不會去購買相關的社區服務來照顧老人。那么老人拿了錢后怎么辦呢?不論是雇傭護工或保姆照料，還是購買打掃做飯等服務，抑或去出國旅游見世面開眼界，這都由老人自己支配和說了算。絕對不會像“第一人”案例中的社區，還建立獨立的賬戶，起到家長式管理的責任。可以說政府要推行的以房養老只是一個單純的金融項目。

既然是金融項目，那么就只有劃算與否的計較了，基本不會存在生活質量有無改善，從而后悔與否的說法。以房養老是一個自愿項目，老人自己估算房產價值和身體健康情況，選擇與金融機構簽訂協議，可以看做是一次風險投資。這種風險對于金融機構來說也是存在的，只能通過大范圍的業務開展，靠對人均壽命的預期和概率來實現總體的營收。所以以房養老對于兩者來說都算得上是一筆買賣，是錢的交易，并不直接涉及生活質量本身。

而在“以房養老第一人”案例中，前文也提過這依然是遺贈扶養協議的延伸，這類協議如果簽訂方是親屬，那么親屬是要服侍老人的日常生活的。只不過因為簽訂的對象是社區，所以相對弱化了贍養的義務，而采取了購買居家養老服務來作為補充。因此其與真正的以房養老還有很大差距，社區的參與更是使其帶有了一定的福利色彩，弱化了商業元素。

故綜上，媒體與輿論完全沒必要過分解讀“以房養老第一人”聲稱后悔的新聞，這與我們真正的以房養老還有一定距離。不過在這一案例中，我們也可以從中汲取一些經驗。由于老人對社區的信賴度較高，所以可以嘗試性的將社區作為以房養老協議的第三方，既作為見證和監督，又可直接由金融機構劃撥部分資金來直接進行居家養老服務。政府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參與其中，對孤寡老人和失獨老人進行項目額外的財政補助。相比單純生意買賣，個人、政府、金融機構的三方參與無疑可以更好的推進以房養老在中國的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