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上海基層公務員工資標準,

“以前，因為科長、局長的職位是有限的，所以導致系統內壓職壓級的現象比較嚴重，公務員的工作沒有一個專業評價的通道。”上海徐匯區政府相關負責人表示。在徐匯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由于合并前的工商系統公務員人數最多，但職屬配備最少，不少50多歲的公務員還是普通科員，收入、待遇跟工作數量、質量也沒有直接關系。

“做或不做，收入待遇沒區別，不做最多也就是工作表現不積極。特別在基層，不少同志是“白加黑”、“5加2”地工作，沒有加班費，沒有考核激勵，做與不做全憑工作熱情。”徐匯區城管系統的一名公務員坦言。

作為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上海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在浦東新區、徐匯區、嘉定區率先啟動了行政執法類公務員分類管理改革試點。澎湃新聞記者從徐匯區公務員局了解到，在分類改革前，公務員隊伍主要按綜合管理類模式進行大一統管理。像市場監管、城管這樣大部分以行政執法為主的政府部門，長期以來也歸并到綜合類公務員的管理，對他們的職級晉升、職業發展等方面都存在障礙。

“過去，公務員晉升職務受到職數限制，改革以后就將按行政執法類職務序列管理，晉升通道是通暢的。”徐匯區公務員局負責人表示，此次改革，城管執法和市場監管兩個行政執法類公務員將新序列設置十個職務層次(一級二級行政執法員、一至四級主辦、一至四級督辦)，從最低的二級行政執法主辦到最高的行政執法一級督辦，大致相當于從辦事員到正處級的綜合管理類非領導職務，其中，一級主辦以上將有職數的限制，對二級主辦以下不設職數的限制，相關部門將通過考核擇優按比例晉升。

在分類改革后，徐匯區市場監管部門行政執法類職位占單位編制數的87%，城管執法部門占97%，徐匯區市場監管局首批有101名執法人員獲得晉升，徐匯區城管執法局首批有144名執法人員獲得晉升。

　　上海基層公務員工資調整

公務員績效收入與工作表現掛鉤

在改革過程中，徐匯區公務員局還嘗試建立了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促進激勵措施向基層一線執法傾斜。

例如，市場監督局的電梯等特種設備監管需要執法人員持證上崗。但是，執法人員要考出證件需要參加培訓和考試，占用大量時間，此前在實際執法中存在這種現象：有證的反而需要經常去執法監管，有的區縣考證的執法人員越來越少。徐匯區表示，改革后執法人員更有動力去獲得特種設備的相關證件，擁有執法資格，對于個人職業發展空間、能力素質都有看得見的幫助。

“改革后，從一線來看，隊員們的主動性，責任感，執行力提高了，鉆研執法業務的勁頭更足了。”徐匯區城管執法局負責人表示，除了提供晉升通道，加強績效考核外，改革還對行政執法類公務員受到傷害的保障、保險、撫恤等內容進行了規范和明確，打消了隊員的后顧之憂。同時，改革也對執法隊員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出違背“六條禁令”等執法規范的行為，會被降級、處罰，直至清退出執法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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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省份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截至9月13日，全國已有江蘇、上海、天津、山東、遼寧、重慶、海南、河北、北京等9個省份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在11%左右。

目前，全國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上海的219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的21元。

哪些群體最受益?

首先要明確的是，根據《最低工資規定》，月最低工資標準適用于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小時最低工資標準適用于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認為，受最低工資標準影響最直接的是低收入群體，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對于這一群體的收入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盡管沒有明確的統計，但是靠“最低工資”吃飯的人并不少，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勞務派遣工，再如收入由“底薪+提成”組成的銷售人員等。“更為重要的是，最低工資標準為整個社會提供了一個參照。”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說，“所謂‘水漲船高’，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了，社會整體薪酬水平也會隨之提高。”

如何增長才合理?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十二五”期間，我國最低工資年平均增長率為13.1%。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認為，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要考慮多方面因素，包括勞動者及其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消費價格指數、平均工資、經濟發展水平、就業狀況等。

“今年GDP增速有所放緩，物價水平較之去年也有所回落，11%左右的增幅比較正常。”這位專家說。

對于人力成本上升導致“中國制造”競爭力降低的憂慮，人社部國際勞動保障研究所所長莫榮則認為，只要工資增長水平不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水平，這種增長就是可以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