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農村工作會議2017全文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于12月14日至16日召開。在本次會議中，特別強調了要深入加快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對農村工作提出了詳細的要求。在當前全球經濟比較低迷、仍然面臨很多不確定的形勢下，這一論述尤其凸顯了“三農”工作的重要性，農業改革要有新突破的緊迫性。
當前，農村經濟是我國整體經濟發展中的一塊短板。三十多年前，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拉開了我國的經濟改革的序幕，也開啟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歷程。但是，在其它行業開始快速發展后，農村的改革和發展不但有所落后，有的方面甚至停滯不前。
這直接導致了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現象長期得不到根本性解決。當前，我國城鄉人均收入比達到2.8倍左右，差距仍然巨大。另外，我國存在的6千多萬貧困人口中，大部分都在農村地區。由于農村的公共服務不完善，有些地區留守兒童、獨守老人等現象比較普遍，并引發了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
同時，農業科技力量發展緩慢、競爭力不足的情況也越來越明顯。一方面，我國生產的大量農產品(12.660, 0.26, 2.10%)擠壓，廣大農民面臨增產不增收的窘境，而另一方面，超市中充滿著國外進口的農產品，不但價格高昂，卻受到人們的青睞。
因此，加快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迫在眉睫。曾經說過：“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農村改革，首先就是讓農民富裕起來。不僅要推動城鄉協調發展，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也要促進農產品精深加工和農村服務業發展，拓展農民增收渠道，完善農民收入增長支持政策體系，增強農村發展內生動力。
同時，加快農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將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新動能、新空間。我國消費者對農產品品質的要求不斷提高，同時我國農業科技跟發達國家差距巨大，這將刺激我國農業科技快速發展。同時，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投資，也可以彌補我國投資的不足。而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會成為家電、汽車等商品的巨大潛在消費市場。
那么，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加快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呢?
首先要堅持創新發展的思路。鼓勵農民發展特色養殖、特色種植，大力生產附加價值高的農作物，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加快農村的電商建設，使得農民生產的農產品直接跟城市對接，減少中間環節，降低中間成本。
要對農民加強技術培訓。農民是科技成果的使用者，加強農業技術培訓是農業科技成果實現成功轉化的前提和基礎。因此，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農業科技部門，要采取多種形式開展農民實用技術培訓，并且要深入田邊地角手把手地傳授這些科學技術，培養出一批懂技術、善經營的農民科技能手，作為示范帶領其他廣大群眾掌握科技致富的本領。
堅持創新還要加大科技投入，地方政府要逐年增加科技投入，并通過政府的配套資金，引導農民、企業加大對農業科技的投入。金融機構要在農業科技貸款融資方面，多提供優惠政策，從而采取多層次、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實現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
同時，要大力發展農村服務業，減少農業生產的信息盲點。要加強對農民互聯網知識的應用和培訓，讓他們能夠及時了解市場信息，從而根據市場的需求安排農產品的生產，并借助互聯網技術銷售，減少中間環節，增加農民收入。
其次，要加快農村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隨著我國城鎮化的發展，大量農村土地出讓為商業土地，增值巨大，但是農民往往卻很少從這種升值中獲得好處，因此要增加農民在出讓土地收益中的比例，同時，隨著農村人口大量往城市轉移，農村地區的宅基地大量閑置，造成浪費，政府應該加快宅基地流轉的試點，既增加農民的收入，也為農村發展帶來資金。要根據目前農村年輕人大都進城打工的現實，要創新土地制度，在嚴格保護基本農田的情況下，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加快土地流轉試點建設，適度規模化，引導金融機構將資金投向農業，創新農村經營模式，加快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
還要加快農村的基本社會保障建設。隨著年輕人大量轉移到城市，農村“老人化”現象比較嚴重，缺少年輕人的照顧，他們既基本失去勞動能力，也無法在城市生活。2015年，各級財政對新農合的人均補助標準已經達到了380元，基本上可以滿足農民的醫療需求，但是，其它方面的社會保障水平仍然比較低，仍然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堅持農村協調發展，共享發展，避免貧富嚴重分化。
農村要創新管理方式，營造促進農村發展的環境。農村要完善基層選舉制度，創新選舉辦法以保障選民的合法權利，鼓勵思想開放、有志于為農村服務的人員參加選舉。對農村出現的暴力、威脅等現象要嚴厲打擊，營造積極開明的鄉村文化。
最后，在采取各種措施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的同時，必須堅持“糧食安全”的理念。我國具有十三億人口，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的糧食，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承擔的，只能依靠我國自身解決。同時，糧食安全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堅持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底線。
糧食安全不僅體現在數量上，也應該體現在質量上。大力加強糧食從生產、運輸、加工各個環節的檢測，尤其是化肥、農藥、種子要保障安全，提高農作物的質量。同時要提高人們在環保方面的意識，加強水資源、土壤以及空氣方面的保護，防止因為環境污染導致農產品質量受到損害，堅持綠色發展。
農村情況復雜，是一根難啃的硬骨頭。農業改革既是挑戰，更是巨大的機遇，農村的發展不僅關系到全面小康的建設，也會對我國經濟帶來巨大的發展潛力，因此，在當前我國新舊發展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加快實現農業改革的新突破，對我國經濟實現穩中有進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上周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繼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提“要著力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后，這個概念首次出現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在多位業內人士看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著力在解決矛盾、產業升級上。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指出，當前正在發生“人口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中等收入群體的迅速壯大、以及雷厲風行的脫貧攻堅戰”三方面顯著變化，而對農業而言，這意味著要推動國家食品消費結構繼續演變、升級。
農業部經管司司長張紅宇認為，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必須在供給側結構性矛盾上著力，核心是圍繞市場需求進行生產，優化資源配置，擴大有效供給，增加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真正形成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可持續的農產品有效供給體系。
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的供給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背景正是農業領域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認為，“這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推進農業經濟結構性改革作為明年和今后一個時期工作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很有現實意義和針對性的。經過這些年的發展，農業領域出現一些突出的矛盾和問題，比如說產需失衡的問題，資源錯配的問題，生態環境惡化的問題，還有價格倒掛成本上漲，農業競爭力下降的問題，農業對收入支配的能力也在下降。要解決這些問題，根本出路就是要用改革的辦法解決農業中存在的體制機制矛盾。”
在12月18日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首屆國家發展論壇”上，韓俊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指出，“我們過去的政策主要就是拼總量，不計成本和資源代價，現在農業發展面臨的總量不足矛盾大大緩解。我們現在主要的矛盾是結構性矛盾，例如優質的、綠色的農產品不能夠滿足需求，所以說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的供給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韓俊表示，“我們的結構調整目標就是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要統籌，我們的飼料作物發展太緩慢。我們的種植業、養殖業、加工業要一體化發展，我們農村的第一產業，包括農產品加工業和農業的休閑觀光要總體化發展，這是一個總的目標。”
“三塊地”頂層設計改革啟幕
會議提出，要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三權分置”辦法，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
從農村土地“三權分置”來看，是一條通過土地制度改革從而促進新型經營主體發展的路徑。
此前中辦、國辦下發了《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解讀文件時表示，“三權分置”實現集體、承包農戶、新型經營主體對土地權利的共享，有利于促進分工分業，讓流出土地經營權的農戶增加財產收入，土地承包權是一種用益物權，讓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實現規模收益。
張紅宇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三權分置’的改革重點，將重在放活經營權。通過土地制度改革、發展新型經營主體，有助于實現有效供給。”
而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伴生的，是農村土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宅基地“三塊地”的改革。
會議提出，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明晰農村集體產權歸屬，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利。統籌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和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這意味著要改革現行的土地制度，開放土地市場。”在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看來，目前政策對農村土地進入市場還有很多限制，阻礙了農民對其土地合法權益進行支配，這些限制應該盡快取消。在開放土地市場的同時，城市戶籍制度改革也必須加快進行，城鎮的社保和公共服務全覆蓋應該盡快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