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觀看《歷史的抉擇》心得體會【篇一】

日前，由市委組織部、廣漢市委組織部聯合攝制的黨員教育電視片《歷史的抉擇》榮獲省委組織部舉辦的四川省第十六屆黨員教育電視片觀摩交流活動一等獎，并將由省委組織部選送中組部參加全國黨員教育電視片觀摩交流活動。

農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頭戲，抓好農村改革，必須從總體上把握好方向，防止農村改革走偏跑調，避免犯不可挽回的方向性錯誤。深化農村改革，要堅守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這“三條底線”。土地是農民的生存之本，土地制度改革涉及農民的根本利益，涉及農村的根本制度。以土地集體所有為基礎的農村集體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實現形式，是促進農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制度保障。

深化農村改革，必須堅持土地的公有性質。推進農村土地流轉，一定要防止一些人以搞農業的名義到農村大量租賃土地后搞非農建設、搞“非糧化”，侵犯農民利益，影響耕地保護和糧食安全。對資本下鄉，一定要建立起規范、管用的準入和監管制度，扎好防范風險的“籬笆”。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一定要把好耕地保護關，不能讓一些人以改革之名行占用耕地之實，要堅決防止占多補少、占優補劣、占水田補旱地的現象。如果在這個問題上出現閃失，我們將犯難以改正的歷史性錯誤，對不起祖宗、對不起子孫后代。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保護和調動好農民的積極性，是黨正確處理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基本準則。深化農村改革，必須把增進農民福祉，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要保持現有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依法保障農民的合法財產權、平等就業權、公平受教育權以及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絕不能忘掉農民的冷暖，絕不能侵犯農民的合法權益，絕不能違背農民的意愿。

農村改革要破解的難題很多，抓好農村改革，必須注重體制機制創新。全面深化農村改革要實現主要目標是：農村集體資產所有權、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和農民財產權的保護制度更加完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農業支持保護體系、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農業科技創新體系、適合農業農村特點的農村金融體系更加健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基本建立，農村社會管理和農村基層組織制度更加完善，農民民主權利得到更好保障，農業農村法律法規進一步加強，農村基

黨員觀看《歷史的抉擇》心得體會【篇二】

《歷史的抉擇》講述的是廣漢市向陽鎮在全國第一個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揭開農村政治體制改革序幕的故事。

改革歷程警示我們，必須準確把握民主政治的二重性，在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政治現代化進程中防止“左”、右兩種傾向。一方面，認定民主政治本質上的先進性、正義性、優越性不動搖，另一方面，要以歷史的眼光，客觀的態度，承認民主政治初生不久，因而還較為稚嫩，其應有功能還不健全、不到位，已經在我國走向全面現代化的過程中表現出了一些不相適應之處，從而肯定政治現代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十六大關于政治文明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在字里行間充分體現了這種辯證的觀點和實事求是的態度，這將是我國建設高度政治文明的一個新的起點。

一、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應有含義及其已初步展現的過程粗析

政治現代化，絕不是中國一國獨有的歷史課題。但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道路和內容，由國情決定，應具有鮮明的*。基本的一點是：中國政治現代化不是對現有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的變革(這一現代化的任務隨著政權建立就已完成)，而是在憲法規定的我國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內，對國家權力的分工體制、運作機制和權力制約監督方式進行革新與完善，使這一制度的優越性得以充分發揮。換言之，不是根本和基本政治結構的改變，而是其內部功能以及相應具體制度的完善。再作進一步的深究，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理順國家權力的分工體制、運作機制還是完善權力制約監督方式，最終都歸結為一點：規范政治結構中各個組成部分的關系。關系，即事物間或事物內部各部分間的相互關聯與聯系。關系順，則各得其所，各展其能;關系不順，則難就其位，難謀其政。因而，十六大還提出要按照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規范黨委與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的關系，這為建設政治文明、推進政治現代化指明了基本途徑。我國完善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具體制度、實現政治現代化應主要圍繞理順政治結構各個部分的關系來進行。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國的政治結構中，人大這一結構層次之上，是我國工人階級和全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對人大實行政治領導，是中國作為的政治靈魂和政治脊梁;在人大這一層次之下，是由人大產生的人民政府代表人民和組織人民來管理國家(為了討論問題的方便，本文不涉及我國政治結構中其他組成部分)。可見，人大居于黨和政府之間，是一個承上啟下的中間層次。這種客觀存在著的“三層次”的政治結構具有不可改變性。然而，半個世紀以來，盡管這一基本結構未變，但其內部各層次的關系及各自功能卻在發生著悄悄的演變和進化，正是這種不斷深入的演進，正在把人大推向政治文明建設的焦點。

沿著建國以來政權結構功能演進的軌跡，可將其過程粗略地劃分為三個階段。在建國之初，政治制度甫具雛型，從體制到功能都很不完善，黨的領導被理解作是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惟一(至少是主要)的形式。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依附于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使一切權力集于黨，黨不僅要制定大政方針，而且還承擔了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的大量具體事務。黨的政策(有時通過國家政策的形式出現)在規定社會經濟關系、管理社會中起著主要作用。在這一階段，雖然對人大制度的完善進行過一些探索(如五十年代中期)，但很快被政治風暴所湮沒。不妨將這一階段稱為我國政治結構功能演進的初始階段，這一階段的總體特征是三層次界限模糊、職能不清，實際上只是一層次，即基本由第一層次行使三個層次的職能。這一階段政治結構功能的完善，主要是就黨內合理分工和提高黨的管理能力而言。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我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政治結構功能演進開始了以促進黨政分開、完善“下層次”功能為主要內容的階段。在這一階段，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展開、多種經濟成份的快速發展和市場主體的逐步形成，黨如何*民實現廣泛的民主這一課題被鄭重地提了出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尖銳地批評了由于思想僵化而將加強黨的領導變成了黨去包辦一切、干預一切;實行一元化領導，變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等現象。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鄧小平同志又進一步對黨組織功能雜亂的弊端進行了批評，指出黨的各級領導機關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指出應區分執政黨和政權機構的職能，不能把黨政職能混為一談。如何轉變黨對政府、政府對企業的領導方式和管理方式由此被擺上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突出位置，并采取了許多實際步驟。所取得的成效雖然還不十分理想，但“黨的領導并不是包攬一切”的觀念已被普遍接受，不能不說這是中國政治的一大進步。這一階段的總體特征，是政治結構的“下層次”逐步從第一層次中“剝離”出來(就職能，而不是領導關系而言)，逐步“歸位”，其功能得到承認和不斷完善。經濟和社會活力的增強是這一階段的成果的最終體現。但由于各層次之間的聯動關系未被充分考慮并從整體上做出系統的改進，這一階段的演進不可能達到全面完善政治結構功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