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是當前從中央到地方的一件大事。然而現實有時卻令人尷尬。下面是思而學教育網小編整理的個人精準扶貧專題民主生活會發言材料，歡迎大家閱讀!

【個人精準扶貧專題民主生活會發言材料1】

經過三年多來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不斷完善和發展，“精準扶貧”思想不僅是我國當前扶貧工作的重要指導方針，而且具有豐富的理論品格，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繼承與發展，是實現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重要政策保障。

“精準扶貧”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繼承與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當中，揭示了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源。馬克思認為，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工人一無所有，會使得資本家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而工人僅能獲得生存工資。隨著資本積累的加劇，工人與資本家的財富差距會越來越大，“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毛澤東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反貧困思想。建國初期，毛澤東意識到整個中國特別是農村還非常貧困落后。如何消除貧困、發展生產力呢，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這是當時社會面臨的重大決策。毛澤東的選擇是。改革開放后，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貧困問題或溫飽問題在十年浩劫之后，顯得尤為突出。鄧小平一方面堅持，“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只能靠”(《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9頁)，另一方面，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建立和完善。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的貧困問題在整體上已得到較大的解決，但部分邊遠山區由于歷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還存在相當程度的貧困現象。新形勢下，*同志提出“精準扶貧”思想，使扶貧工作更具有針對性，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的繼承與發展，也是實事求是工作作風的具體體現。

“精準扶貧”符合中國現階段貧困的基本事實。從縱向上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貧困率下降迅速。據世界銀行數據，如果以2011年購買力平價(PPP)下每人日均1.9美元為貧困標準，1981年，全國貧困人口比例為88.3%，2011年，全國貧困人口比例已下降至7.9%，十八大之后下降趨勢明顯加快，2012年的貧困率下降為6.47%，2013年則僅為1.85%。但從橫向上看，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巨大。從城鄉角度，以國家劃定的貧困標準，城市貧困人口比例不到1%，農村貧困人口約為7.2%。從地區角度，2012年全國劃定的592個國家級貧困縣，基本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革命老區和邊境地區。這些特征性事實是“精準扶貧”思想的現實基礎。中國的貧困人口比例下降迅速，但城鄉、地區差異較大，如果按照過去思路，試圖以經濟增長的“大水漫灌”和“遍撒胡椒面”的方式來實現整體脫貧，效果有限。現階段，扶貧必須精準。

“精準扶貧”符合中國貧困因素多樣化的客觀現實。宏觀上看，地理位置因素是制約老少邊窮地區脫貧的重要原因，但具體到家戶、個體等微觀層面，貧困的相關因素趨于多樣化和復雜化。經濟結構單一、勞動技能不足、交通出行不便、因病返貧、生育子女過多、社交網絡封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足、基層社會保障不到位等等，都有可能造成個體陷入貧困狀態。多樣化的貧困因素，要求扶貧必須要扶到點上、根上。“精準扶貧”思想中的“六個精準”理念和“五個一批”工程，便是針對當前貧困現狀的關鍵舉措。“六個精準”各有側重：扶貧對象精準，確保有的放矢;項目安排精準，避免“手榴彈炸跳蚤”;資金使用精準，避免貪污浪費;措施到戶精準，確保因人制宜;因村派人精準，熟悉村情民情;脫貧成效精準，避免口頭文章。“五個一批”精準打擊：發展生產脫貧一批，強調脫貧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易地搬遷脫貧一批，貧困人口融入富裕地區，先富帶后富，最終共同富裕;生態補償脫貧一批，要想保住綠水青山，就要加大貧困地區生態保護修復力度;發展教育脫貧一批，強調人力資本的重要性;社會保障兜底一批，農村脫貧，政府不能缺位。

精準扶貧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有效政策手段。城鄉差距一直是影響中國整體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1978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大約為2.57。改革開放后，農村率先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收入差距有所縮小，1983年降至1.82,。但隨著農村改革紅利的消失，城鄉差距又逐漸擴大，2012年，比值為3.1(國家統計局)。城鄉差距擴大背后的原因很多，比如地方政府偏向城市的財政政策，農村公共服務不足、稅費負擔重，但相當部分農村人口長期處于貧困狀態肯定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如果這一部分農村居民不能享受經濟增長的紅利，即使未來農村整體上獲得持續穩定的發展，農村內部差距、城鄉差距依然不會得到改觀，甚至會越來越嚴重，這會嚴重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十三五規劃”指出，“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要打贏扶貧攻堅戰，就必須實施精準扶貧。

簡言之，“精準扶貧”是*同志扶貧、脫貧理論的重要內容，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突破和創新，是現階段扶貧、脫貧的重要武器。隨著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臨近，扶貧開發也到了攻克最后堡壘的階段，這就要求社會各界認真學習、貫徹、運用這一思想。學術界要發掘這一理論的精髓，并做好向社會解釋和宣傳的工作;地方政府要熟練掌握、靈活運用這一攻貧利器，出實招、下實工、見實效。只有“精準扶貧”，才能全面脫貧。

【個人精準扶貧專題民主生活會發言材料2】

不管是扶貧不上心、工作存紕漏造成的，還是故意違規違紀、假公濟私所致，都是把救命錢變成不義財，造成地方“爭貧困”、群眾“裝貧困”的怪象。這種“利益共同體”一旦形成，不僅脫貧難上加難，而且顛覆了扶貧的本意。

過去貧困群眾體量大、分布集中，建一條溜索、修一段公路，就能給群眾打開一扇脫貧致富的大門。如今6億人先后脫貧，貧困人口剩下7000多萬，再搞撒胡椒面式的扶貧，只會是“手榴彈炸跳蚤”，費力不討好。在扶貧對象確定上，如果篩選不公、審核不細、把關不嚴，難免出現扶助失準、冒領偷領等問題，造成政策資源“跑冒滴漏”。

扶貧開發工作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也系于精準。確保貧困人口一個不落地精準脫貧，需要從“大水漫灌”轉變為“精準滴灌”，從“千篇一律”轉向“個性化定制”。7000萬貧困人口分布在哪、為何貧困、怎么幫扶，確實工作量極大。非嚴謹細致不足以求公平，非實事求是不足以樹公信，能不能真真實實把情況摸清楚，原原本本把政策落實好，關乎國家精準扶貧的整體戰略部署。

扶貧工作不僅是幫助困難群眾拔掉窮根，也需要拔掉基層治理中的“窮根”。比如，不開展養殖培訓，不建好銷售渠道，把“扶貧羊”送到老鄉手中轉身就走，第二天就難保不被貧困群眾吃了;再比如，見到扶貧款就想方設法“制造資格”分杯羹，遇到扶貧難題就無人問津，好政策怎么有好效果?精準扶貧，本身就是一件高度復雜，需要創造性的工作。不提升為民服務的水平，怎么能走出光輸血不造血的困局?

扶貧工程也是一項基層治理現代化工程。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責任是否清晰、認識是否到位、作風是否扎實、方法是否得當，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扶貧的成效，影響著政府的形象。正因此，不僅要幫助干部擺脫“思想貧困”“作風貧困”，還需要幫助基層擺脫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貧困。當前，這樣的“扶貧”同樣迫切。發展出題目，改革做文章，確保中央政策目標不落空，各類資金用在刀刃上，就必須依靠大刀闊斧的制度變革為落實不力、裁斷不公等中梗阻問題兜底。財政轉移資金管理機制、基層干部考核機制、干部駐村幫扶機制，以及政務公開、公眾參與機制等等，都有必要進入改革視野。

在談到扶貧時曾指出，扶貧“作為一項重要民生工程，要作為一件實事擺在那里，哪怕一次改造量少點，但做一件是一件，讓人看了確實覺得黨和政府辦得好”。此中深意值得認真思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扶貧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能否在精準扶貧和基層治理上再創一個“中國樣板”，牽動世人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