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前，即便不是全無可能，我們也很難想象，歐洲*會向中國政府托缽“化緣”，請求提供資金紓困。同樣，很少有人能夠預見到，訪問華盛頓的中國*會公開指責美國政策制定者對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管理不當。但世界已經發生了變化。美國和歐洲金融體系的崩潰，以及去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加速了經濟動能向亞洲的轉移。

在的大部分時間里，美國和歐洲恐怕還將繼續與衰退共舞。許多經濟學家稱，除非中國經濟出現“硬著陸”，否則亞洲除日本以外的國家，將繼續實現7%左右的快速增長。

命運的戲劇性轉折，使一些亞洲人產生了某種必勝的信念。“不存在什么資本主義危機，”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名譽教授德賽勛爵(Lord Desai)表示。“存在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危機，它已經得了‘老病’。充滿能量、創新和增長渴望的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已經轉移到了東方。”

德賽勛爵并不是唯一感覺到某種道德因果的人。他表示，幾個世紀以來，亞洲國家一直被西方打上“烙印”，直到不久以前，還一直被斥為不能自力更生的“悲劇”。現在，他指出，更善于控制資本主義創造財富的力量的，總體而言是南方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

然而，這種勝利感僅到此為止。至少有三個相互作用的原因，使得這場西方資本主義危機對于東方而言，同樣令人深深不安：

首先，除日本、韓國和少數新加坡之類的小國以外，亞洲國家仍然貧窮，或者頂多算是收入中等。許多國家計劃走上一條逐漸吸收更多“資本主義”政策的未來繁榮之路，這些政策包括通過放松國家對銀行、利率和匯率的控制，使經濟向市場開放。但這樣一條繁榮之路現在看起來越來越危險，可能被繁榮與蕭條的循環以及金融災難所吞噬。

過去，亞洲的技術官僚信奉向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逐步轉型，對國內更加提倡干預主義或國家主義的聲音，通常持反對態度；如今，他們感到疑惑或失望。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經濟學家李昌庸(Changyong Rhee)表示，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自1997亞洲自身發生金融危機以來，西方政府的論調發生了急劇轉變。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自由放任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之母——為泰國、印尼和韓國等經濟體開出了猛藥。要求這些國家削減政府開支，而不顧經濟衰退的事實；提高利率；切斷銀行與政府的聯系；并且放松監管。而現在，西方經濟體卻在為自己開出幾乎相反的藥方。它們在加大財政政策力度、降低利率，并利用政府資金為銀行紓困。

從亞洲的角度來看，這使得西方看起來充其量只能稱得上偽善。而往差里說，那些他們所信奉的關于應如何管理經濟的論調，就都成了空話。“我們感到很苦惱，”李昌庸表示。“我們曾想采取干預政策，但被禁止了。那么我們現在該遵循何種模式呢？”他指出，中國一直致力于循序漸進的市場改革。“過去的問題是：什么樣的速度是合適的？而現在他們卻在質疑目標本身是否正確。”

野村綜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Richard Koo)從日本的角度看待危機。他表示，多來，東京受到西方政策制定者的指責，理由是沒有更快地核銷問題貸款，以及沒有采取更激烈的貨幣政策來復蘇經濟。他指出，他們不懂的是，在崩盤后的“資產負債表衰退”中，由于私人部門負債嚴重，正常的經濟手段不再奏效。經濟教科書并沒有為資本主義眼下的危機提供答案。

“日本在過去20經歷的、以及美國和英國現在正經歷的情況是，即使利率為零，人們還是不愿意借款，”他表示。“人們只是一味地還貸。”如果他說得沒錯，那么西方經濟體將可能進入日本式的長期低增長。下面這一點或許提供不了多大安慰，但東京至少還可以說：“我們早告訴你們了。”

西方的困境令東方不安的第二個原因是：盡管談論亞洲價值觀一度十分流行，但沒有哪個亞洲經濟體產生了可以替代資本主義的嚴密制度。當然，關于這一主題出現過多種變異，比如更具干預色彩的政府。但激進的反資本主義試驗，其中主要是中國式的共產主義和印度尼赫魯式的“”，都遭遇了慘敗。

20世紀70代末，鄧小平開始實行市場經濟，中國由此放棄了共產主義。1991，印度放棄了使之陷入緩慢“印度式增長”的印度式。其他國家，比如越南，也紛紛效仿，開放經濟，從而開啟了自身的快速增長。相反，那些固守非市場制度的國家，比如朝鮮、緬甸和老撾，則繼續深陷在貧困的泥沼之中。

第三，以亞洲的處境而言，不能對西方資本主義危機幸災樂禍，因為正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Donald Tsang)所言，它們的經濟在同一條全球大船上。“如果船的一部分出現了漏洞，你也不可能安然無恙，”他表示。在印度，人們深深擔憂資本主義家族企業和西方金融推動下的增長故事，可能正在走向終點。甚至中國經濟也在放緩，少數經濟學家甚至預測可能出現硬著陸。

沒有多少亞洲國家會聲稱自己不需要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強勁需求。中國經濟學家、IMF副總裁朱民最近表示，中國消費者的需求僅為2萬億美元，而美國消費者即使在當前拮據的情況下，每依然要消費10萬億美元。如果西方資本主義“起火”，那么火苗遲早會燒到亞洲的家門口。

西方資本主義危機給亞洲國家如何恰當治理提出了許多問題。統一的主題是：政府應承擔多么積極的角色？西方專家過去一直批評亞洲經濟體干預主義色彩過于濃厚。直到最近，大部分國家都計劃逐步消除政府控制。但西方理性市場理論的失敗，以及不痛不癢監管的明顯弊端，已經使得一些亞洲政策制定者對倉促轉向自由主義更為警醒。

關于政府應如何作為的問題，幾乎涵蓋了從金融監管到產業政策的方方面面。一個最重要的主題是銀行的角色。在亞洲，銀行的職能通常較為狹窄，其角色是把資金引導向“實體”經濟，主要是制造業。

亞洲或許忍不住會堅持其狹隘的模式，不僅因為這樣的銀行給經濟帶來麻煩的可能性更小，而且因為在危機時期更容易對它們進行“圍護”。自起，北京方面就發現，保持銀行的馴服、并通過它們以固定利率把資金導向實體經濟的做法十分管用。既然亞洲各國政府已經看到了放松銀行管制的危害，它們為什么還要向“更復雜”的西方銀行模式轉變呢？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at Peking University)的姚洋指出，得出這樣的教訓是完全錯誤的。“中國政府和知識界中有一些人，認為中國應該回到過去那種以政府為中心的模式，”他表示。“然而，大多數人仍然相信，中國應該繼續走開放經濟的道路。”

其他一些人指出，政府主導的銀行在根據政府指令分配資本的過程中，可能陷入麻煩——也確實陷入了麻煩。亞洲開發銀行的李昌庸表示，讓亞洲經濟體放棄資本市場的深化發展，是錯誤的建議。“如果不飛，就不會有事故，”他舉了最近西方災難的例子。“西方有許多飛機，所以會有墜機事件。那么，我們應該不要飛機嗎？”

另一個資本主義危機懸而未決的問題是：亞洲的社會不公平應該達到什么程度。許多人——尤其以中國人和印度人為首——以“涓滴理論(trickle-down theory)”作為增長戰略的基礎。涓滴理論認為，超級富豪階層的出現會使所有人受益。但是，和西方一樣，亞洲人也在質疑這種自由放任的理論。

“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模式的優勢十分明顯。它鼓勵創新、無所不能，并且促進個人自由，”姚洋表示。“但它的缺陷同樣明顯。它非常多變、對員工殘酷，并且在經濟低迷時會產生很大的破壞力。”他更偏愛北歐的高稅收、相對平等、較少發生盛衰循環的制度。但在亞洲，只有日本和韓國有點接近這一模式。

在受夠了西方的說教后，亞洲人現在或許能從美國和歐洲的困境中獲得一些愉悅。但亞洲唯一接近美國生活水平的國家，就是20世紀80代末、90代初的日本，而在日本鞏固優勢地位之前，經濟就陷入了停滯。中國建立了在貧窮國家實現高增長的機制，但它并不能保證，中國能夠在不對其進行“大修”的情況下，趕上西方的生活水平。

毫無疑問，在資本主義的廣泛定義內，政府可大可小；它可以施加更多干預，也可以減少計劃。在亞洲許多國家，這些政策選擇尚有待討論。不過，在選擇的壓力猛然增大時，大多數人都信服資本主義，并且，在缺乏更好選擇的情況下，希望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國家，將只能依賴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

“如果你審視一下中國，會看到資本主義的力量——市場機制和激勵的力量——確實得到顯現，”李昌庸表示。“一些資本主義的要素顯然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