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經濟日益繁榮、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今社會，保密工作面臨著更加嚴峻、更加艱巨的新問題，新挑戰，秘密的載體由紙介質為主擴展到聲、光、電、磁等多種形式。這使得保密工作的要求更寬，科技含量要求更高，工作要求更嚴。下面是思而學教育網小編收集的2017加強保密意識和保密常識教育學習心得體會，希望大家會喜歡!

【2017加強保密意識和保密常識教育學習心得體會1】

當前，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給新聞宣傳帶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同時也使保密工作受到嚴峻挑戰。特別是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的發展和廣泛運用,新聞信息的傳播途徑增加、傳播速度加快，給保密工作帶來了更大的難度。如何做好新形勢下新聞宣傳中的保密工作，成為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加強保密教育，增強新聞從業人員保密意識。要加大對 《保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新聞出版保密規定》、《關于新聞宣傳中必須遵守的若干保密規定》等保密工作的政策、法規、制度的宣傳力度，利用單位的年度保密工作會議、中心組學習、組織觀看保密展覽和保密宣傳教育片、邀請保密工作管理部門專家授課等多種多樣的形式，組織新聞從業人員分層次、有針對性的學習各項保密知識。通過對保密知識的學習、更新，使得新聞工作者要明確新聞工作中“密”與“非密”的界限，增強自身的保密觀念和保密意識，做到心中有數、警鐘長鳴。針對那些新加入到新聞隊伍中的人員，應當開展崗前保密知識培訓，并及時與其簽訂保密承諾書。 8月，媒體采編人員更換記者證時，首次要求新聞采編人員與單位同時簽訂職務行為信息保密協議和保密承諾書，這是一種較為直觀的保密教育形式，也從另一個角度充分說明了當前新聞保密的重要性。

二、加強制度建設和制度落實，把好新聞公開的保密關口。各新聞單位要建立健全本單位的各項保密制度，按照相關保密法律法規，結合本單位的宣傳特性，逐步制定細化本單位保密管理制度，使各項制度更具可操作性、針對性、實踐性，使新聞稿件既能保守國家秘密又有利于新聞宣傳。例如，出臺與采編崗位相應的保密守則，與各業務部門主要負責人簽訂保密協議。

三、提高政治敏感度，做好日常保密工作。新聞工作者要積極貫徹執行新聞宣傳的保密要求,凡涉及國家安全利益的重大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內容、以及具有較強保密時效性的敏感新聞都應與中央、省委及重要新聞授權單位，如新華社、外交部等保持口徑一致，并以適當形式和適當時機發表。新聞工作者除了練好采編基本功，還要提高國家秘密與新聞消息的辨別力，敏銳捕捉可能會泄密的敏感內容，并及時向上級部門請示核實，自覺從細微處做起,切不可疏忽大意，松懈警惕。同時，在采訪活動中掌握好保密要求，凡參加涉密會議不使用手機，凡商量涉密會議內容不使用短信。

四、規范網絡發布審核，強化信息網絡安全做好網絡信息發布審核工作。針對當前網絡泄密的嚴峻形勢，新聞工作者應牢固樹立起與信息時代相適應的互聯網保密觀念。在實際工作中，新聞工作者應堅持“涉密不上網，上網不涉密”的原則，不在非涉密電腦上撰寫涉密新聞稿件，對未采寫完畢的過程稿也需要妥善處理，對電腦、移動介質、手機、攝像機、照相機等電子設備做好專人保密管理，定期進行嚴格的保密自查，嚴禁涉密移動介質與非涉密移動介質混用，對于涉密電腦進行有效的隔離與保護。新聞采編人員在發布網絡新聞時，也要嚴格進行新聞發布審核，不得隨意轉載未經核實密級的文件、新聞，防止無意識泄密。

五、堅持依法辦事，嚴格泄密責任追究。 《保密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新聞出版保密規定》等法律法規，對新聞泄密的責任追究做出明確規定。各新聞單位應當加大對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完善責任追究制，全面落實“誰主管、誰負責”的保密工作要求，明確保密職責，各部門分工負責，把好關口，構建層層保密“防護網”。若發現泄露國家秘密情況，應在24小時內向所在單位保密工作領導小組報告，及時做好補救工作，并逐級追究泄密責任。

【2017加強保密意識和保密常識教育學習心得體會2】

當下中國法學界并沒有對法治作出統一的定義。以其常見用法分析，法治應被看作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模式，即通過或主要通過法律對國家進行治理以求社會達到理想狀態的一種模式。中國需要實現法治，是因為在現代社會中法治較之其它社會控制模式有明顯的優越性。在法治發展的時代，保密工作也需要法治化，以作為其運作模式變革和達至現代化的基礎。

認為“只要教育好干部就能做好保密工作”的原因。

首先，源于根植于心的政治文化。我們是一個創造了偉大文明的民族，這種光榮即使不復見于社會，也必有精髓存于人心。“德政”而非“強權”是傳統社會維持正統和秩序的基本準則，也是深植于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意識。中國的傳統政體力圖以道德的正義使公眾臣服，權威的源泉是道德而非法律。在自給自足的傳統社會里，“三綱五常”的抽象傳統道德原則幾乎足以維持秩序。從道德與法律制度的關系上看，西周時強調“明德慎罰”，漢朝時明確提出“德主刑輔”，唐朝時進一步表述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注重道德在任何時期均無可非議，但不能在今天已經變革了的社會中借此貶低其他途徑的地位，現代的行政管理只靠道德說教將完全無法運轉。反映在保密工作上也是如此，注重“靠得住”的干部，卻往往忽略真正靠得住的制度，結果是單位日常保密工作處在混亂的“自然狀態”中。

其次，根本不愿意進行制度化管理。如果說上面的原因還是出于真誠的相信，那么這條原因只是為了利益。不可否認，處在制度化管理中的人們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一是自由受到必要限制，如復印密件請務必通過審批;二是得按規定投入資源，如定期更新保密技術裝備。某些同志認為被制度約束既不自在又浪費時間，“依法治國，舉措而已”(《韓非子•有度》)，何必那么認真。某些同志認為為保密工作投入人力、物力是短期看不到效果的，不投入似乎也不易暴露出問題。我曾經接到過一個工作非常認真的保密員的求助電話，她需要立即取出一份文件，但該單位古董級的保密柜卻無論如何也打不開了，她說話的語調如同一個駕駛破車在沙漠中拋錨的無助女人。對于所有熱愛自己崗位的同志來說，這真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怎樣才能實現法治化。

其一，必須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說：“法治應包含雙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恐怕沒有什么比一部必須遵行的惡法更可怕，也沒有什么比高喊著依法卻發現根本無法可依更可笑。健全良好的法律制度是法治社會的前提。但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卻發現了1960年沿用至今的防暑條例、火車撞死人最多賠償300元的《暫行規定》。當然，還有本來就很低而在毒奶粉事件之后改成世界最低的生牛乳國標，真可謂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葩。保密法的《實施條例》遲遲未能出臺給保密工作造成諸多不便，很多系統連定密范圍也沒有。法律制度的制定是凝結人類智慧的勞動，我們由衷地盼望：保密法律制度可以更具體系性，立法工作可以更專業。惟其如此，民眾才能從推進法治的過程中受益，并對法律制度建立起信任。

其二，注重培育制度權威。樹立法律制度的權威是法治的集中體現。法律制度在與道德、政策等同時發揮調整作用時，法律制度應處于主要地位，且這種地位應被普遍認可。如果我們站在權威的來源這一視角之上,則至少可以看到三種類型的權威，即來源于信仰的權威、來源于傳統的權威和來源于理性的權威。制度力所能及的是形成后兩種權威。只有在公正得到踐行，執法死角得以清理，使被管理者感知到違法的成本及守法用法的必要性等，民眾才會理性地認同法律制度的權威。在此基礎上運行，最終確定形成傳統，在其效力所及的范圍內，就產生了教化性的來源于傳統的權威。目前，形成保密法律制度的權威除上述立法技術的改善之外，應當著重于“兩個落實”。一是《保密法》“結果論”變為“行為論”的落實。應當在《實施條例》及有關配套文件中切實對調查、處理的流程、方式作出具體規定。一改過去某些單位僥幸不出事則任意作為，出了泄密事件連稱運氣不佳的狀況。二是保密行政管理部門執法機關權責的落實。保密行政管理部門作為執法機關需要履行相應職責，一方面是執法隊伍的建設問題亟待解決，尤其是區、縣級市的保密執法隊伍在規格、人員、經費上的保障力度必須加大。另一方面是執法的管轄、程序、文書、審批權限等需要進一步加以確定，以使保密執法工作更加正規、完善。誠如貝卡利亞所言，威懾力不是來自嚴酷性而是來自必定性，只有實現有案必查、有錯必究、該處分的立即處分、該移送司法機關的必須移送，才能真正樹立保密執法的權威。

其三，制度真正限制權力。法治國家的建設史幾乎可以看作一部權力的有效規置史。而權力過度膨脹、欠缺監督制約，則是當今中國公權機關飽受詬病的重要原因。這個問題在保密工作中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盡管不斷強調，但在檢查中依然發現某些單位的定密審批表依據一欄上赫然寫著“某某局長認為應當定密”，用木加玻璃制的文件柜儲存密件的單位表示“密件太多，領導讓這樣放的”。需要強調的是，法律制度不但會限制人，也會保護人，能夠保證一項工作嚴格按標準運行，盡量降低出現紕漏的可能性。即使是從純經濟學的角度看，遵紀守法也是一種對社會、對守法者都有益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