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7年夏秋期間，全黨都在苦斗，都在探索扭轉敗局、振興革命的路子。但這時候黨的工作重心是在城市，是以蘇聯為楷模，企圖通過中心城市的暴動，達到奪取政權的戰略目的。黨的八七會議后，雖然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開展土地革命的總方針，但仍把武裝起義的著眼點放在城市。以湘贛邊的秋收暴動為例，中央就明示應“集中軍力，撲城取長沙”，至于湘南、湘中的軍事行動，也是“奪取唐、許的武裝，然后向長沙發展”。作為秋收暴動主要*的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突破這種傳統觀念，以井岡山為起點，開創革命的新道路，我們從引兵井岡以及毛澤東領導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的過程可以看出，它的思想基礎就是根據實際作出正確選擇的科學態度。
八七會議后第一個上山下鄉的中央委員
八七會議結束以后，臨時中央政治局于8月9日舉行第一次會議，對各地的工作進行了大略的討論。認為湖南省委沒有勇敢接受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對土地問題只主張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甚至還只是政治的沒收，這是根本與中央的政策相沖突的。因此，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改組湖南省委，派彭公達和毛澤東兩人回湘召集舊省委，宣傳中央新政策，傳達八七會議精神，全權負責改組湖南省委，并指定彭公達為新的省委書記。
據彭公達在1927年10月8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記載：“公達11日回湖南，澤東12日在漢動身，約定13日到長沙，15日召集會議。后因澤東同志13日沒有到長沙，會議日期改為16日。到了16日，到會的人都齊全，唯澤東一人未到。”
毛澤東到哪里去了?他到長沙縣清泰鄉板倉作農民土地問題調查去了。他是八七會議后第一個上山下鄉的中央委員。
毛澤東是我黨從事農民運動的專家，擔任過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委會常委、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對農民問題頗有研究且極為關心。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曾對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作過32天的考察，于2月6日向中央寫了一份長篇報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黨內引起極大反響。
毛澤東對這次板倉之行，曾于1927年8月20日給中央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我這回從長沙清泰鄉（親到)、湘潭韶山(有農民五人來省)兩處鄉村的農民調查中，知道湖南的農民對于土地問題一定要全盤解決。昨日與鄉下來幾位農民同志會商，征詢他們意見的結果，擬出土地綱領數條。”接著列出了他親自擬訂的有關土地問題的四條綱領性意見。
在板倉，毛澤東還召集當地農民鐘慶生等6人在楊開慧家召開了座談會。6個調查對象中有農民四人，篾匠一人，教師一人。毛澤東向他們詢問了當年收成、本地自耕農、半自耕農、雇農各占多少等問題，農民們都一一反映了當地的情況及農民的意愿。調查會結束時，那位教師問毛澤東：“今后行蹤，作何打算？”毛澤東回答說：“準備走遍四府，建立數萬精兵。”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在致中央的信中，還明確地提出“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的口號，并“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則必會再失敗”。
毛澤東這一思想的升華，是他長期從事農民運動，注重社會調查，充分了解國情、民情的結果。具有如此鮮明的觀點，在當時黨內是獨一無二的。也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秋收起義公開揚起共產黨的旗子，勇敢地向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公開的挑戰。
根據實際情況退出戰斗以保存實力
秋收暴動的軍事行動從1927年9月9日開始，到9月17日局勢已經明朗化了。各路部隊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損失。這時候，是按原訂的戰略計劃集中各部隊再奪瀏陽，攻取長沙，還是退出戰斗以保存實力，毛澤東看得很清楚。湘敵迅集重兵向瀏陽壓來，如果以起義軍弱小的兵力及差劣的裝備與之硬拼，完全有被消滅之虞。他在瀏陽上坪與盧德銘等人緊急商議，決定撤出戰斗，退往萍鄉再說。9月l9日，各路部隊會合于文家市。前委召開會議研究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毛澤東系統地發表了意見，主張作戰略退卻，沿著湘贛邊界退到湖南去，其理由是中央已有布置：湘鄂粵贛四省的秋收暴動，應響應南昌兵變，前敵委員會要分兵一團或二團到湖南占據郴、宜、汝一帶。師長余灑度也作了發言，他認為平江并非失敗，敗在不反攻，并抬出中央、湖南省委的指示及原訂的戰略計劃，提出現在不是退的問題，而是要再次取瀏陽攻打長沙。但毛澤東以理服人，征得了多數委員的支持，最終形成退往湘南的決議。
調查研究是進行土地革命的前提
毛澤東是注重調查研究的先行者。早在大革命時期，他就通過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現時狀況、對革命的態度以及在農村開展農民運動做過大量的調查分析，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礎上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兩篇極為重要的文章，并開始將目光轉向農村。
1927年9月25日，工農革命軍在蘆溪沖破敵人的伏擊后進入蓮花縣境。晚上，毛澤東不顧鞍馬勞頓召開調查會聽取甘明山、賀國慶等關于蓮花、永新一帶敵情及地勢的匯報；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攻打茶陵時，毛澤東因腳傷沒能去茶陵，就到步云山附近的洋橋湖、壩上一帶搞社會調查，然后，將獲得的材料整理成文，取名為《寧岡調查》；1928年2月下旬，毛澤東又在永新縣一帶的塘邊及附近的幾個村莊，作深入細致的社會調查，并寫下了《永新調查》。
土地政策的制定是當時邊界開展土地斗爭中的一個最為棘手的問題。開始時，無章可循，全靠摸索。如在沒收對象問題上，是沒收一切土地，還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在分配標準問題上，是按人口標準平均分配，還是按勞動力標準分配?或是兩者兼顧?在分配區域問題上，是以鄉為單位分配，還是以村或是以區為單位分配?在土地所有權問題上，分配后的土地所有權是歸蘇維埃政府所有，還是歸農民所有?土地能否自由買賣、租賃?如何區別對待中間階級?地主要不要分田等等，都需要作出正確的回答。可是，土地革命這一大課題，在當時全黨及各個根據地都在探索階段，并無成法可循。而井岡山根據地自創立以來，幾個月間都與組織失去聯系，黨的六大決議直至1928年11月才送至井岡山。這就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摸索出一條新路。
正是由于毛澤東和邊界黨組織注重了社會調查研究，傾聽了群眾的要求，才比較正確、科學地解決了這些實際問題。如在土地分配標準問題上，邊界執行的還是以人口平均分配的方法。后“依中央辦法，改以勞動力為標準”，但“能勞動的比不能勞動的多分一倍”，依然照顧了老人與小孩。在《井岡山土地法》頒布時，人口與勞動力兩個標準都采用了，并提出：“兩個標準，以第一個為主體，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適用第二個標準。”這就既切合了邊界的實際，又與中央的政策相吻合，做到了二者有機的統一，受到根據地廣大貧苦農民的擁護。
毛澤東除自己從事調查外，還要求紅軍及地方干部直接參與此方面工作，作為一項任務來完成。曾志在《回憶在井岡山的戰斗生活》中講道：“毛澤東在行軍路上很注意調查研究。收集沿途的情況，這是毛主席親自布置我做的第一件事。”在1927年11月間開辦工農革命軍軍官教導隊時，毛澤東還要求教導隊學員下到古城、新城、茅坪一帶進行調查。調查的內容很廣，如：行政區劃、人口、階級、土客籍矛盾、土地占有情況、文化風俗等一概都要了解，然后填寫調查表。部隊干部戰士在一個地方作了調查以后，都要上報。經過調查，我們處理各種問題，解決各種問題，就能分清敵友，團結多數。
提出了中國革命紅色政權的理論
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不僅解決了根據地創建過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實踐問題。而且進行了偉大的理論創新。理論創新的成果和標志，就是提出了中國革命紅色政權的理論，這個理論的載體就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撰寫的三篇著作《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創造性地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和概念，形成紅色政權理論，絕非偶然，有其歷史背景。
“八月失敗”后邊界形勢十分嚴峻，紅軍和根據地損失慘重。這時，黨和紅軍內部就有部分同志被暫時的挫折所迷惑，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思想上產生動搖，直至發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這句話最初是楊岳彬說出來的。楊岳彬是湖南華容人，此人能說會道，愛在公開場合表露自己，由于善于刻鋼板、作畫，時任第三十一團團部宣傳干事。一天，第三十一團第一營營長員一民找到楊岳彬，要他為一營添置一面紅旗。楊岳彬正與紅軍醫院的黨代表曹嶸等人閑聊得起勁，聽了很不耐煩，回答道：“置什么紅旗，這紅旗還不知道打得下去嗎？”由于當時軍隊內的悲觀思想早已存在，所以楊岳彬頗懷不滿的一句話一時不脛而走，使得當時的右傾悲觀情緒火上添油。1928年在井岡山任第二十八團團長的林彪也常發牢騷說，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嗎？一個井岡山，十個井岡山也是空的。進而他也提出“井岡山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對于邊界盛行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毛澤東敏銳地感覺到，這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問題，而是一種右傾悲觀情緒和思潮。不回答這個問題，革命難以為繼。
為了從理論上回答黨和紅軍內“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科學地分析小塊紅色政權能夠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客觀依據，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井岡山武裝割據的實際，創造性地提出了紅色政權理論。
1928年5月至10月，毛澤東在當時的寧岡茅坪八角樓上寫下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光輝著作，詳盡分析了中國革命的特點，論證了中國的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原因及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在論證的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大膽預見：“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于全國政權的取得。”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為了批判黨內存在的悲觀思想，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原題為《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這封信就是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在信中批評了林彪的錯誤思想。在信中，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科學分析了國內政治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批判了夸大革命力量的盲動主義和看不到革命力量發展的悲觀思想，充分估計了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在中國革命中的意義和作用，提出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
紅色政權理論中，毛澤東的獨特性理論創造體現在哪里呢？簡言之，就是“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毛澤東在論證中國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條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工農武裝割據”的新概念。這是毛澤東的著作和我們黨的文獻中第一次出現和使用的新概念、新思想，是毛澤東在開拓湘贛邊界割據局面、建立蘇維埃紅色政權中的一個重大創造。紅色政權理論回答了中國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條件問題。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理論則是回答中國革命的根本途徑問題。前者是局部，是地域性指向，后者是全局，是全國性指向；前者是基石，后者是大廈。因此前者在地位上成為后者的理論前提和基礎。
當年毛澤東在特殊環境下獨立思考，另辟蹊徑，并不容易，必須具備非凡的理論創新勇氣和決心。毛澤東的“上山”思想很偉大，在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建立紅色政權也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但在當時并沒有為主流思想所認同，遠在上海的中央的同志對此很難理解，甚至非常憤怒。共產國際代表說得更嚴重，說是“最可恥的背叛”。毛澤東在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的時候，也曾被當時的所謂“權威”思想和“正確”路線所壓制，并且受到過極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毛澤東并沒有因此而裹足不前，而是不斷地和錯誤的思想作斗爭，并提出自己的正確思想。可以說毛澤東思想就是在和共產國際和“左”、右傾錯誤思想的沖突和斗爭中脫穎而出的。
敢闖新路，是井岡山斗爭最重要的一條經驗，同時也是井岡山精神的深刻內涵之一。以胡錦濤同志為黨中央在總結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經驗基礎上，繼承了革命先輩敢于創造、大膽創新的精神和品格，提出社會和諧是的本質屬性、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新的科學論斷。毫無疑問，在建設和諧社會、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實踐過程中，仍然需要我們繼續解放思想，大膽進行理論思索，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走出具有*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