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開的市政府第91次常務會審議通過的《昆明市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明確，企業內部職工與管理層之間將就工資分配和支付等事項進行平等協商，形成勞資雙方共同參與的工資共決機制。

工資集體協商，是指用人單位與本單位職工以集體協商的方式，根據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職業培訓、保險福利等事項，簽訂集體的書面協議。根據中國國情，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經營者工資收入，不屬于工資集體協商的范疇。

針對當前昆明市收入分配領域存在分配關系不合理、行業間收入分配差距大、一線職工收入水平偏低、增長速度較慢等現象，我市進一步完善企業集體協商制度，保障職工收入水平特別是普通職工收入水平。

按照《辦法》，工資集體協商雙方的協商代表人數應當對等，每方3人至11人，雙方共同確定的書記員應當保持中立、公正，并負有保密責任;企業有工會女職工委員會或企業女職工人數達到本企業總人數十分之一以上的，職工方協商代表中應當至少有1名女職工協商代表;雙方協商代表一經產生，應當以書面形式向本企業全體職工進行公告。

《辦法》明確，工資集體協商雙方應當就該企業多項或者某項內容進行協商，包括工資分配制度和分配形式;工資標準，包括計時工資、計件單價、勞動定額標準、加班加點工資;工資支付辦法和時間;職工年度平均工資水平及其增減幅度的調整辦法;津貼、補貼標準和獎金分配辦法;試用期、病事假期、醫療期、帶薪假期、女職工孕期、產期、哺乳期等期間的工資待遇;特殊情況下職工工資(生活費)支付辦法;工資專項集體合同的期限、變更和解除程序、終止條件、違約責任和爭議處理等。

記者了解到，工資集體協商雙方協商確定的事項將以下因素作為依據：以政府發布的工資指導線、本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和人力資源市場工資作為指導價位;本地區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本地區、同行業的企業人工成本水平、上年度職工平均勞動報酬;本企業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和資產狀況;本企業上年度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等。

按照《辦法》，工資專項集體合同中約定的工資，不得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企業和職工個人訂立的勞動合同中約定的工資標準，不得低于工資專項集體合同規定的標準。

《昆明市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辦法》的出臺，不但為我市進一步構建和諧勞資關系增添關鍵一招，同時也在全市經濟轉型升級的大棋局上落下了意義深遠的一顆重子。

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維護勞動者自身利益的一種有效途徑，一方面能夠使工資增長與企業效益提高相適應，確保每個職工分享企業發展的成果;另一方面，有利于建立和諧穩定的企業勞資關系，增強企業凝聚力，調動職工積極性。

中國當前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謀求長遠發展的關鍵階段。轉型升級難，不光難在技術、資金的重新調配，更難在人們對發展方式的固有習慣和路徑依賴，降低勞動力成本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環。企業要降低成本，謀取更多利潤，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就是在勞動力支出上打主意。而我國勞動密集型的經濟結構，又反過來將降低勞動力支出與保持較低薪酬支付畫上了等號。因此，通過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讓職工更多地參與到薪酬支付的討論中來，可以使勞動力成本支付不再是資方單方面的事。此路不通，企業才能下決心擺脫老的路徑依賴，在革新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上多下工夫，多花本錢。可以說，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內含的“倒逼”作用是推動經濟轉型升級重要動力來源。

上述“倒逼”效應能否真正發揮，還要看這一制度是否得到了切實的貫徹和執行，尤其是能否建立針對拒絕集體協商的企業主的剛性配套措施。當然，從昆明市政府近年來對經濟轉型升級的決心來看，人們對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我市的效果絕對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