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獨二孩政策遇冷后 生育政策如何調整

12月19日、20日，面向未來的中國人口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討會在上海召開。與會學者陣容豪華——海內外50余位人口學者到會，其中包括多位人口學界的領軍人物。

人口學者們共同探討了多個問題，包括人口研究歷程的回顧、生育政策作為一項重要公共政策的決策機制、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的思考、人口與經濟和社會的互動關系、人口老齡化等。

其中討論和爭論的焦點聚于一個核心問題：在加速老齡化疊加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新常態下，生育政策下一步如何調整才能更有利于國家和個人利益。

盡管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完全一致，各位學者在總和生育率的具體水平、全國獨生子女準確數量、全面放開二孩后引起出生堆積的具體數量上尚有不同看法，但總的來說已經形成重要的共識。

共識包括了中國人口已經進入生育率長期走低和老齡化加速的人口新常態，生育政策必須應時而動，做出迅速及符合實際的調整;生育政策調整宜早不宜遲，越遲將會付出更高的成本;全面放開二孩并不會引起此前擔憂的巨大出生堆積，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數將會大大低于此前預期。

單獨二孩遇冷是一劑清醒劑

黃文政:單獨二孩申請的數量在持續下降。現在從最開始的每天接近4000例下降到大概每天2400例了。以前有一種說法是到了第二年人數會增加，這個判斷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有省份都滿一年以后，我們大概估算一下總申請數不到90萬。實際出生的人數會遠遠低于這些，因為有些人會因為各種情況最后沒有生。

這樣我們根據全國的情況作了估測，第一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數就是60萬左右，明年可能會低于50萬，所以第二年、第三年會反彈這個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馬小紅：從北京的個案看，申請數量遠遠低于預期。原來的預增量是5.3萬，現在看來可能只有3.3萬。到九月底，北京申請二孩的2.8萬對，占單獨一孩家庭的6.3%。這種遇冷不是北京的特殊現象，全國都存在這個問題。

我認為，這種現象是育齡群眾低生育意愿的真實反映，這一現象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一時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經濟社會發展原因。即使此后兩三年出現生育堆積，也會在很短時間內釋放完畢。北京已與發達國家趨同，生育率會長期低于超低生育水平(編者注：總和生育率在1.5以下)，并難以回升，出現低生育率陷阱現象。

顧寶昌：單獨二孩政策啟動以后，大家知道到現在申報的很少，幾乎在全國各地都是這樣。當時啟動的時候是小心謹慎，步步為營，但是沒想到各地的反應很小。這次單獨二孩政策遇冷再次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可以說是一劑清醒劑。

當我們憂心忡忡地怕反彈的時候，社會的變化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憂慮。最明顯的表現是生育面的極端變化，特別是年輕人對生育的冷漠。現實表明低生育率下群眾的生育意愿確實是低。這讓很多人開始警醒，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長期以來我們對人口問題認識的思想正在發生根本性的崩潰，而且我相信它會進一步發酵。

陳永華：單獨二孩遇冷是一個現實，其實不是遇冷而是必然，不是意料之外，而是情理之中。因為現在總體的生育率已經非常低，群眾的生育意愿也非常低了。總體來說，對以往計劃生育政策的演進做一個反思，有八個字：謹慎有余、行動不足。

我們從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可以看到，聯合國包括各方人口機構的預測，預測數總是大于實際數。這可能不是一個預測的誤差，也不是方法出了問題，而是我們的認識出現了系統性的偏差。認識落后于時代，我們總是對我們今天的社會變遷、生育率的下降速度視而不見。

生育政策下一步：

盡快推行全面

放開二孩?

李樹茁：為積極應對人口結構性問題的巨大挑戰，我認為應盡快推行全面放開二孩的生育政策，全面放開二孩的時機宜早不宜晚，建議在“十三五”初期起實施。

鑒于可能出現的大規模出生人口高峰問題，可考慮采取分年齡或分區域逐步放開的措施，以避免生育高峰過于集中。

喬曉春：考慮到目前提交申請二孩的人比較少，我們應該加快放開全面二孩的時間，不能太遲。最晚在的下半年，不能等到了人都不想生了才放開，從長遠看這將是一個悲劇。

陳永華：生育政策調整的步伐，我們可能要加快了。基于現實的可能，決策者可接受的程度，生育政策的調整應該走分步調整的方案，但是這種方案可能不是最優的，但一定是決策者所能接受的。我的觀點是從計劃生育到家庭計劃過渡，單獨二孩期是兩年壽命，到到2019年可能就是全面二孩期。

出生堆積并不大也并不可怕

王廣州：如果全面放開二孩，我測算的結果是每年出生總人口差不多在2100萬左右。超過2800萬的可能性很小，因為現在單獨二孩政策實行后有一些生育意愿已經釋放出來了。

翟振武：全面放開二孩到底會有多大的累計出生數目，有兩個因素很重要。一個是到底在什么時間點放開，不同的時間點數目會有很大的差距。其次是生育率，就是有多少符合政策的人口會生育。

如果你按照60%或者50%或者40%來計算，差距就會非常大。我以前測算的是在2011年放開二孩，按照60%的生育率，可能累計出生數目會有八九千萬左右。但是如果按照30%計算，就只有三四千萬了。當然我也是贊成全面放開二孩的，只是時間點選在什么時候合適，需要考慮。

喬曉春：我不認同翟老師測算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影響著對全面二孩政策所帶來的人口學后果的判斷，甚至直接影響政府的決策。他的計算基數過高，并且生育率算成70%，比實際高太多了。

根據我的計算，單獨二孩之后再放開全面二孩，新增出生人口總量不會超過每年2000萬，峰值年份出生人口總量不會超過2200萬，峰值總和生育率最高不會超過2.2。

梁中堂：翟教授的測算非常不準確。他使用的基本數據是國家統計局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中所謂“獨生子女數”和國家衛計委下屬人發中心的“單獨二孩”家庭生育意愿調查數據。

社會現實中沒有“人口堆積”的道理，這是我1985年在翼城縣實施“晚婚晚育加間隔”二胎生育試點中弄明白的。

2005年前后，上海市等一些地方允許“雙獨戶”生二孩，也曾預計會有“生育堆積”帶來的生育高峰，結果并沒有發生。老百姓早都已經不愿意生孩子了，有些人卻還是在那里害怕出現生育高峰，以為我國還有高生育的時代，那就等著吧。

黃文政：完全放開生育限制，每年出生人口也不會超過2400萬的，有可能2200萬都不到。實際上在大部分國家，出生人口增加是對社會的一個福祉。

事實上，從學生人數來說，不僅是農村在減少，城市也在減少。從1978年到去年，北京的小學學生人數每一年都在減少，所以我覺得用這個生育堆積，作為不放開生育限制的理由實在是太說不過去了。

彭希哲：政策調整本來的意圖就是希望出生人口多一些嘛。如果有一點出生堆積，還是比較好的。我覺得出生堆積是正常的。需要解決的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調整與公共服務的需求之間的均衡，這個是另外的話題。實際上，政策調整越往后面推，政策的成本越高，政策越復雜，成本越高。

陳友華：生育政策調整中出現的出生堆積，應被視作大海在退潮中的回潮。回潮總比沒有回潮好，雖然不能改變退潮的大局，但是它可以延緩退潮的速度。所以出生堆積，我們想說的是，日本戰后出現補償性生育，形成了團塊人口效應，為日本經濟奇跡的出現創造了人口條件。

對中國來說，調整生育政策后出現的出生堆積也可能為中國下一波經濟增長創造了人口條件。

今非昔比，中國支撐出生堆積的能力大大增強。目前中國社會經濟支撐能力遠非20世紀60~80年代可比。但為什么我們總是懷疑中國自身的支撐能力?

郭志剛：以前一直認為放松生育政策，生育率會必然上升，這是一個彈簧理論。認為我們的生育率降低是政策壓的。政策放松了，生育率就上去了。現在的問題是它真的是一個彈簧嗎?政策放松后還能返回去嗎?這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認識和順應人口格局新常態

顧寶昌：最近講了很重要的一句話，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我想這個也適用于我們人口研究。概括來說，目前中國人口的新常態有四個特點，一是生育率長期走低，二是老齡化日趨嚴重，三是城市化不斷上升，四是流動性趨于頻繁。在這個新常態之下，我們人口學者必須用全新的思路來開展全新的人口研究。

現在人口生育負增長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1980年9月中央公開信中明確指出：“到三十年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三十多年過去了，中國人口形勢發生了重大轉變，一孩政策早就應該終結了。一孩政策，應該說是一個應急政策，不是長久之計。

我們現在的生育水平雖然大家還有爭議，但是實際上已經低于世界上絕大部分的國家。如果這樣的低生育率不改變，到本世紀中葉，中國一半人口在45歲以上，年輕勞動力將持久性大幅下降一半多，只有一孩的60歲老年夫婦將超過50%。

汶川地震已經慘痛地表明了獨生子女家庭的脆弱性，而且中國是世界上出生性別比失調最嚴重也最久的國家。這些都將在不遠的未來給我們帶來嚴峻的挑戰。

王豐：在中國生育率的實際水平到底是多少這個問題上，官方和學界一直有分歧，而且分歧很大。根據不同數據做出的測算，中國的實際生育率水平都在非常低的水平上。

這樣下去，中國在20年內會從五個勞動年齡人員養一個退休人員下降到兩個養一個，在金磚國家中最低。人口負增長慣性會在長期顯著影響中國的經濟社會各個層面。在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加速的情況下如何推動人口的研究，如何能夠為正確決策提供科學的學術支持，我們人口學者負有責任和使命。

郭志剛：中國人口發展的形勢到底是處在一個什么情況，這個是政府決策非常重要的原則和判斷標準。比如說現在我們調整生育政策，應該是慎重積極還是積極慎重呢?哪個排在前面會導致不同的做法。

我們要認真對待中國進入了低生育率水平的時期，這是新常態。這導致我們判斷很多問題的價值立場、視角原則都變了。以前是擔心生育率的反彈，特別怕政策調整后會產生大的出生堆積，實際上大家都看到結果了，都說狼來了狼來了，狼根本沒來。但是同時老齡化卻在加速，這個加速其實是比我們想的要早，比我們的預期要快。

另外一個問題，少出生人口數是成績還是問題?這個問題也是有爭議的。是不是出生數減少得越多，計劃程度越大，就越成功呢?如果考慮到我們進入低生育率這么長的時期了，那少生數就不是成績，而是另外一個問題了。現在提出穩定適度低生育率，那么到底什么樣的生育率水平是適度呢?人口需要長期均衡發展，到底怎樣才算是均衡呢?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思考討論。

陳友華：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所謂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齡化、人口遷移流動層次化、性別失衡等一系列人口問題困擾的新常態。中國社會變化之快是超乎想象的，但是我們很多人對中國人生育的問題認識，還停留在老一輩社會學家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刻板印象之上，對今天的急劇變化的社會變遷，我們總是認識不足，我們總是懷疑。

梁中堂：毛澤東曾經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這話說得非常好。我們對于人口問題的研究，對于生育政策調整的研究，其實需要回歸到一個最本質最真實最簡單的問題上。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其實生育很簡單，就是一個老百姓的權利。

我們應該本著對歷史負責任、對人民負責任的態度，認真思考和研究計劃生育史，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從中吸取有價值的信息，來指導我們將來的生育政策決策和人口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