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簡介：法罕、拉加和蘭徹是同寢的大學同學，他們都在印度的著名學府帝國工業大學就讀。法罕其實并不想學工業設計，他想成為一名野外攝影師;拉加的家庭十分貧困，他的家人希望萊吉畢業后能找個好工作以改善家庭的經濟狀況;而蘭徹的身世一直是一個謎。這個謎要到他們畢業十年之后才能揭曉。

大學里的生活總是和學習、考試、愛情相伴。蘭徹成績很好，總是名列前茅，而且他對機械有一種異乎尋常的熱愛和天賦。而另外兩個室友法罕和拉加則沒有這么好的腦子，雖然學習很努力，但他們總是倒數的學生。法罕每天惦記著攝影，拉加每天畏首畏尾，早晚都要求神告佛以期自己考試通過。除了成績出眾之外，蘭徹還是一個喜歡開導別人的人，他似乎是先知、又似乎是上天派來的神明，每每當他人在無助、錯誤或者是生活即將步入歧途的時候，他總是會恰當地出現，恰當地給予指點。因為他的這種高強的“本領”，他得罪了學校的主任、整蠱了只會死記硬背的同學、而且還得到了自己的愛情。

畢業前夕，主任把象征著榮譽的“太空筆”送給了蘭徹，并告訴蘭徹，他是一個天賦異稟的學生。畢業的時候，法罕得到了一個匈牙利攝影師的工作邀請，拉加得到了公司的聘用，而蘭徹則一聲不響地離開了學校。他去了哪里，沒有人知道。

十年之后，當年被蘭徹整蠱的背書機器找了回來，他要帶著拉加和法罕找到蘭徹。在他被整蠱的那個夜晚，他和蘭徹打了一個賭，要在十年之 后的今天一比“事業的成功”。如今他拿著高薪、開著沃爾沃，自詡為“成功人士”。于是他便帶著“兩個白癡”按照一個模糊的地址便走上了尋找蘭徹的旅程。也許這更像是一次朝圣之旅。

旅途漸次展開，他們也在屢屢回憶著大學生活的點點滴滴。而蘭徹那離奇的身世和經歷也將一點一點被揭露開來。結果總是出乎意料的，在一個碩大的學校里，在笑瞇瞇的蘭喬面前，那個“成功人士”也不得不低下了自己高傲的腦袋。而當年和蘭徹一墜愛河的姑娘最終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三傻大鬧寶萊塢》精彩影評(1)：

我最喜歡的一位單口相聲表演者叫Russell Peters，他是加拿大第二代印度移民，專長于種族笑話，又善模仿各種族裔的口音，不管是中國人、印度人還是意大利人，他都能找到突出特色予以模仿夸張，在逗得觀眾哈哈大笑之余留下悠遠回味，一邊佩服他觀察細致入微，一邊咂摸各個種族的痼疾毛病。Rusell Peters曾經對印度電影做過夸張總結，幾個主要點跟我印象中的傳統印度歌舞片還真是嚴絲合縫，什么窮小子愛上富家女啊，沖破種姓屏障私奔之類的。其中最搞笑的一點是他說印度片子一定要有歌舞，而且不管什么劇情，一定會突然到達一片鳥不生蛋的曠野，中間一棵孤樹，女主角藏于樹后，隨著音樂的節拍從樹左側突然探出頭來，唱一句，縮回去，再從右探頭，反復幾次，手則作蓮花指翹于頦下，眼珠左顧右盼，迷得追隨她前來的男主角神魂顛倒。

所以，我也是帶著這樣的期盼來觀賞印度電影《三個傻瓜》的。這個大體改編于印度暢銷書作家奇坦·巴哈特(Chetan Bhagat)的處女作小說《五點人》(Five Point Someone)的故事果然爆笑，名字里“三傻瓜”所言非虛——在每學期42場考試、成績排名張榜公布、競爭激烈乃至自殺率高居不下的“皇家工程學院”中，竟然出現了個周星馳般不按牌理出牌的問題學生蘭喬(Rancho)，他頂撞老師，質疑傳統，完全不把成績當回事，古板校長“病毒”當然要罵蘭喬和兩個追隨他的室友，法蘭(Farhran)與拉杜(Raju)是大傻瓜了。

這個特立獨行的蘭喬有個口頭語叫“一切都好”(Aal izz well)，影片中一段恰到好處的歌舞充分詮釋了這種樂天派心態的關鍵——就算不能解決問題，至少可以平復心緒，打敗恐懼，增加直面問題的勇氣。我非常佩服導演拉庫馬·希拉尼(Rajkumar Hirani)在這段歌舞前后的調度安排，每段超現實的舞蹈暫告一段落后鏡頭都切回故事進程，輕松推進情節發展;整個狂歡結束后再突如其來一個巨大的對比，讓觀眾的情緒從輕松愜意的云端直墜沮喪遺憾的谷底，既增加了劇情本身的跌宕起伏，又給本來輕飄飄的“一切都好”加入了對比及深度。寶萊塢的敘事技巧實非虛名。

比起通常的好萊塢喜劇片，《三個傻瓜》幾乎長出一倍，小包袱小笑料層出不窮，種種小片段事無巨細，但卻并不考驗觀眾的耐心。我覺得這跟情節安排的前后呼應及影片整體所維系的“嚴肅的調侃”基調分不開關系。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在介紹拉杜的家庭環境時，畫外音一邊自嘲地說“就像五十年代黑白電影的翻版，狹小昏暗的房間，癱瘓的父親，咳嗽的母親，尚未成婚的姐姐”，一邊自動將畫面飽和度調低，故意弄成黑白老電影的粗糙顆粒質感。以后只要一演到拉杜的家，電影就自動彩色轉黑白。而不管是“一切都好”，還是“病毒電力轉換器”，只要前面有所鋪墊，后面的橋段就必然用到，包括蘭喬所臆想的“騎摩托新娘”，工整得近乎精致。

但我覺得影片最值得嘉獎的還是其不吝自嘲的精神。沒有那些調侃與歌舞，剩余的便只有干巴巴的勵志。自嘲也使得影片脫離了現實主義的調子，不會變成義正言辭的空洞鼓噪，要不然，這個純理想主義的空談還真難于自圓其說。人人都知道蘭喬說得極對，卻也都知道他那一套在現實生活中將處處碰壁。理想面對現實為什么總是撞得粉碎?這可不是簡單歸類為缺乏激情或充滿恐懼便能解釋一切的，更多的時候，再高歌“一切都好”也只不過是阿Q精神的自我麻痹。長輩的期許、同儕的壓力、生存的必須、機會的稀缺，天賦的不可求、一次又一次向理想主義證明特立獨行者們的悲慘命運;而死記硬背的模范學生“消音器”才是大眾意義上的成功典范。這個“典范”也許毫無人格魅力，缺乏創新精神，充其量只能當個打工皇帝;但在一個貧富分化嚴峻，大部分人尚在為溫飽奮斗的第三世界國家里，不先孕育出適合理想成長的土壤就空談理想的實現是多么幼稚啊，那根本就是一條不成功即成仁的血路!要超越生存阻礙，披荊斬棘義無反顧地追求理想當然可歌可泣，但這其中必須跨越的灰色地帶可比電影一筆帶過十年的笑談殘酷得多，不一定白骨涔涔，可至少也血淚斑斑。已經浪漫化了的好萊塢影片《當幸福來敲門》(The Pursuit of Happyness)都還得展示主人公帶著年幼的孩子無家可歸，經過睡廁所、吃救濟的低谷才能抓住機遇，終于奔向成功;《三個傻瓜》將一個獨行者的奮斗艱辛干脆忽略，重點完全放在理想主義的理論之上，沒有調侃，不搞自嘲肯定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