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欣到華南師大附屬龍崗大運學校工作才一年，就從一名普通90后教師競選為八年級組“掌門人”。而入職該校前，她是一名傳統公辦學校臨聘教師。由于熱情和能力難以充分發揮，她一直表現平庸。

深圳市龍崗區政府資助學校不但是李佳欣從“丑小鴨”變身“白天鵝”的“魔術棒”，更是促進華附大運學校等4所試點學校彎道超車的“加速器”。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享受優質、公平教育的需求，在充分學習借鑒香港、英美的成功模式后，2013年，龍崗區教育局在全國率先啟動政府資助學校試點改革。

在傳統公民辦學校之外，龍崗區教育局探索出了集“公民辦體制之長，棄公民辦模式之短”的創新型公辦學校。2015年，龍崗區教育局與萬科教育發展基金會合作舉辦了天譽實驗學校、麓城外國語小學。，該局與華南師大合作舉辦了華南師大附屬大運學校、華南師大附屬樂城小學。

在萬科教育發展基金會理事長唐鷺看來，與公辦學校相比，政府資助學校擁有建設新、承辦新、管理新、評價新的優勢。以天譽實驗學校為例，該校由萬科全資捐建，委托給萬科教育發展基金會承辦；組建辦學理事會，實施理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面向全國遴選知名校長。為保障學校公辦屬性，該校在注冊、用地、撥款、收費、產權、招生、課程等方面與公辦學校完全相同。

為確保政府資助學校優質辦學，龍崗區教育局設立了門檻，學校承辦者須是知名教育品牌或公益教育發展基金。

“政府資助學校通過‘去編制化’的人事制度改革，建設‘按崗定薪、多勞多得、優績優酬’薪酬體系，構建靈活的用人機制，承擔‘探路者’角色，這是與傳統公辦學校最大的不同。”華附大運學校校長馬建紅介紹說，政府資助學校大力推進編制、人事、工資績效改革，而這是傳統公辦學校相對僵化保守的領域。她舉例說，她在一所傳統公辦名校任執行校長時，一名新教師在正式工作的第一周內，5天中有3天遲到，甚至在上課期間擅自離崗，造成重大教學事故。該校大費周折才將這名屢教不改的教師勸退。

而在探索“零編制”的華附大運學校，學校可依據勞動合同及時勸退不合格教師。去年8月，該校正式開學前發現，一名準教師在跟崗實習時，教案存在抄襲現象，學術態度不端正。由于沒有編制牽絆，該校與這名教師相對輕松地解除了聘任關系。

“我們學校所有教師都沒編制，上級部門本想給我們學校13個編制，獎勵優秀教師。”但天譽實驗學校校長王飛拒絕了好意，因為他不愿學校教師身份有“高低貴賤”不同，更想確保學校招聘、選擇教師的自主權。

“我校與德才兼備的老師，只要彼此中意，就能成功牽手。”王飛在公辦學校時，往往只能被動等待上級部門分配教師，不能根據需求主動挑選。而龍崗區政府資助學校教師準入門檻在不低于深圳市公辦學校前提下，具體標準由辦學理事會制定，面向全國公開招聘。天譽實驗學校的31名教師，是從四川、河南等地2000多名人才中精選而出的。

趙艷欣原是成都市一所公辦學校普通教師，2015年8月，她應聘進入剛創辦的天譽實驗學校。在學校干部競聘中，她從一名普通教師競聘為校長助理。

“不論資排輩，有能力、有意愿的就能走上合適的管理崗位。”王飛現在手握的“組閣權”，是他在公辦學校任校領導時所不敢奢望的。

雖比公辦學校校長權力大，但王飛的權力也被鎖在籠子里。理事會是龍崗區政府資助學校最高權力機關，如天譽實驗學校理事會由龍崗區政府、萬科教育發展基金會、第三方獨立理事組成，負責校長任免、監督和考核；審議學校章程、發展規劃等重大制度，審核年度預決算。

為給校長更多辦學空間，辦學理事會還賦予校長權責相當的財權。馬建紅在華附大運學校建立了教師、干部、職工“三元”結構的薪酬體系，“形成教學人員工資高于管理人員的傾向，凸顯教師在教職工里的主體地位。”去年，該校教師年薪最高的是4級教師楊草英，為31.5萬元，該校管理崗排名第二的是辦公室主任曹曉瀾，為30萬元。

華附大運學校還打破了教師績效考核“大鍋飯”。李佳欣雖是90后教師，由于工作量大，成效突出，在第一、二學期中，績效考核均排名第一，績效工資高于馬建紅等管理人員和資深教師。去年10月，該校教師月績效工資最高比最低多2578.5元。

績效考核成了激勵教師發展“指揮棒”。華附大運學校教師鄭微花剛任職時，教學經驗欠缺，課堂管控能力不強，第一學期績效獎金全校最低。第二學期，她奮起直追，幾乎聽遍全校教師的課，并不斷改善提升。在馬建紅指導下，她不僅教學能力突飛猛進，還帶領學生在省級比賽獲獎，第二學期績效獎金躍居全校第三，上漲了60%。

目前，龍崗區4所政府資助學校已招生開學，新增近3000個義務教育優質學位。

在馬建紅看來，政府資助學校的法人類型登記為二級事業單位，政府按照全區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生均培養成本向學校撥款，“在不占用政府更多辦學資源的前提下，政府資助學校著力改革，提升辦學質量”。

龍崗區教育局相關負責人認為，該區政府資助學校試點改革致力于促使政府角色由微觀管理走向宏觀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間接管理，由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體現了教育管、辦、評分離的改革要求。4所政府資助學校引進了全國知名校長、全國知名教育品牌，催生了一批高品質新學校，為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和事業單位人事改革提供了試驗平臺。同時，這充分發揮了財政資金的“杠桿”撬動效應，吸引了更多社會力量捐資建校、獎教獎學。（本報記者 劉盾 王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