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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干部精準扶貧民主生活會發言稿【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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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消除貧困是人類共同的奮斗目標,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要求。下面是基層干部精準扶貧民主生活會發言稿,歡迎參考。

篇一:基層干部精準扶貧民主生活會發言稿

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中,貧困問題始終是困擾我們的世界性難題。在消除貧困的長期實踐中,中國的貧困問題獲得了廣泛的關注。受益于中國過去三十余年整體經濟的發展與飛躍,為緩解整體貧困狀況提供了堅實有力的經濟基礎。相比過去,中國的整體貧困狀況得到了極大改善與提高,中國扶貧工作也因此受到國際社會的矚目與贊揚。進入“十三五”規劃新時期以來,隨著中國經濟轉型,改革全面深化,經濟步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未來中國的進一步減貧工作將受到更大壓力和挑戰,如何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貧困人口,進一步消除絕對貧困,掃除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大障礙,是未來中國亟需面對的嚴峻課題。

在此情況下,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戰略目標。2017年7月20日召開的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上,指出,“扶貧開發到了攻克堡壘的最后階段”,為2020年實現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發出了動員令。

我國國土面積遼闊,各地區在貧困問題上各有特點,現行模式下,僅僅依靠救濟式扶貧不能徹底改變貧困人口的處境,要處理好經濟開發扶貧與社會救助政策扶貧的關系,明確最低生活保障是消除絕對貧困現象的“兜底性”制度安排,而扶貧開發則要側重幫助有“造血”功能的貧困人口提高發展能力,實現脫貧致富。“一刀切”的扶貧政策并不能滿足所有地區的政策需求,需要多角度,多領域探討扶貧模式,因地制宜扶貧,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發揮各地扶貧的“十八般武藝”。在“精準扶貧”實踐中,下面的扶貧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互聯網+扶貧”。 互聯網的應用和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為精準扶貧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互聯網與大數據的應用一方面為精準識別提供了解決方案,另一方面也是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有效工具。扶貧工作的動態監管是一個難題,現在可以依據互聯網和大數據實施有效的監管,通過建立扶貧信息大數據庫,實現扶貧信息的全程信息化管理。這個扶貧信息大數據庫不僅僅是對貧困人口的錄入和建檔,還可以進一步對數據背后的有用信息進行提取和分析,及時掌握貧困人口的變化情況,也為進一步了解扶貧工作、開展扶貧研究奠定了基礎。

“電商扶貧”。電商扶貧是“精準扶貧十大工程”之一。依托互聯網開展電商扶貧,匯聚扶貧資金,動員公益組織參與扶貧,為貧困地區農戶打開的一條致富之門。隨著農村電商的不斷發展壯大,產業鏈的不斷完善,發展電商可以讓農民通過在網上銷售產品來提高收入,帶動諸如農業、手工業、物流、網店服務等相關行業以及餐飲、住宿、旅游等服務業的發展,為村民提供就業機會和創業機會。特別是為偏遠閉塞的貧困村打開進入市場的大門,電商具有顯著的效果。從近年的發展來看,電商扶貧不僅能夠扶貧,更有利于精準扶貧戰略的真正落實。

“綠色生態扶貧”。我國的貧困地區大多生態環境脆弱,其中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大多生態環境惡劣,自然資源緊張或是人口數量超過了自然環境所能承載的范圍,存在人地關系緊張問題。生態脆弱的貧困地區探索生態脫貧新路子,用生態扶貧帶動精準扶貧,從開發式扶貧轉向保障式扶貧。這些貧困地區在增加農戶經營性收入的同時,通過生態補償、生態保育制度增加農戶轉移性收入,通過區域特色的生態修復、生態農業、生態旅游實現減貧脫貧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雙贏”局面。還有些地方雇用農民做森林養護員,由地方財政按月給農民發工資,使農民成為森林的守護者。

“特色產業扶貧”。貧困地區人口外流、進城務工現象較為普遍,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經濟落后,產業缺乏,而小規模的農產品收入微薄,以至于一些貧困地區空心化,陷入貧困的繆爾達爾循環累積因果鏈。因而,鼓勵貧困地區引入、培育特色優勢產業,充分利用好貧困地區的自然稟賦,發展果蔬、中藥材種植加工、畜禽養殖等產業,通過加大實施種養補貼力度,減輕貧困戶的經濟負擔。

“資產收益扶貧”。拓展農村貧困人群的增收渠道,是實施“精準扶貧”的重要途徑。資產收益扶貧是在不改變扶貧資金用途的情況下,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和其他涉農資金投入設施農業、養殖、光伏、水電、鄉村旅游等項目形成的資產,具備條件的可折股量化給貧困村和貧困戶,尤其是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戶。這些資產可由村集體、合作社或其他經營主體統一經營,通過強化監督管理,明確資產運營方對財政資金形成資產的保值增值責任,建立健全收益分配機制,確保資產收益及時回饋持股貧困戶。支持農民合作社和其他經營主體通過土地托管、牲畜托養和吸收農民土地經營權入股等方式,帶動貧困戶增收。

總之,貧困不僅是物質貧困,思想貧困也是貧困的重要因素。“扶貧先要扶志”、“治貧先治愚”, 由單純的“輸血”到既“輸血”又“造血”,是“精準扶貧”思想的重要內涵。真正意義上的脫貧,是讓貧困主體能夠真正進入市場,具有持續不斷從市場獲取財富的能力,并在市場經濟發展中能夠平等分享市場積累的成果,成為市場主體的一部分。

篇二:基層干部精準扶貧民主生活會發言稿

隨著精準扶貧的扎實推進,各地瞄準扶貧對象重點施策,許多貧困地區面貌有了巨大變化。然而,也有一些地區在扶貧中仍固守“有福同享、利益均沾”的老一套,導致精準扶貧難以“落地”。這不僅違背“扶貧貴在精準”的指導精神,也弱化了扶貧效果。

記者在基層采訪就發現過荒唐的例子。有一個貧困村,去年用扶貧資金買了一批扶貧羊,結果分配時全村人手一只,剩下的又6人合分一只,唯恐分配不公引發矛盾。結果僅大半年時間,這些羊就被村民們賣了一多半,基本上沒起到扶貧效果。

無獨有偶。呂梁山區某貧困村今年政府扶持了兩批肥料,也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唯一的差別是肥效不同。有機肥效果差一點,就給貧困戶少分一點;復合肥效果好一點,就給貧困戶多分一點。連村干部都坦言,其實沒多少差別,更談不上對貧困戶重點施策。

對于類似情況,一些扶貧干部解釋,這么做雖然不符合精準扶貧要求,可不這樣搞矛盾太大,弄不好政策會推行不下去。一些基層扶貧部門“假裝看不見”,既不及時跟進指導,也不加以糾正;村干部怕村民罵娘、上訪,也不敢破了老規矩。這導致精準識別雖然反復“回頭看”,但精準施策就是按兵不動,部分貧困群眾對政策心生誤解。

“不患寡而患不均”在每個村莊都或多或少存在,的確是精準扶貧的“攔路虎”。但政策是剛性的,落實起來絕不能有彈性。基層干部既然清楚“癥結”所在,就應該迎難而上,為精準扶貧“清障”,而不是聽之任之。以種種理由當借口,甚至將精準扶貧落地難的原因推到精準識別頭上,看似言之鑿鑿,實際上是為自己的執行不力找托詞,既難以服人,也不符合實際。

事實上,同樣是推進精準扶貧,很多貧困村一開始就打破了過去平均分配的老辦法,嚴格按照精準識別結果,對扶貧對象精準施策。相比漫灌式做法,這才是精準扶貧的主流。很多貧困村嚴格把扶貧資金全部花在貧困戶頭上,非貧困戶絕不享受,并沒有引發多大矛盾,更沒有政策執行不下去。這恰恰說明,一些貧困村精準扶貧“落地難”,問題不是出在農民身上,而是出在基層干部的狀態和作風上。

當前,很多基層干部為扶貧不辭千辛萬苦,為幫助貧困戶脫貧想盡千方百計,他們是扶貧干部的主流。但也有少數基層干部“出工不出力”,工作中存在怕惹矛盾等心態,消極避事。這種作風不改變,無疑將影響扶貧攻堅目標的如期實現。

精準扶貧事關2020年全國貧困人口如期脫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必須堅決貫徹落實,嚴格按照“六個精準”、“五個一批”要求,對扶貧對象精準施策。要做到這一點,就得徹底打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舊觀念,從干部狀態和作風抓起,建立一支敢于擔當、積極作為、善啃骨頭的基層干部隊伍。

要強化扶貧督導問責。精準扶貧實施以來,各地強調尊重群眾意愿,讓群眾自主選擇扶貧項目。但有的基層干部在這上面“耍心眼”,用“群眾不干”做擋箭牌,回避矛盾,好搞的就搞,不好搞就想法變通、逃避。對這些不擔當、不作為的干部應堅決予以問責。只有這樣,精準扶貧好政策才能真正落地。

篇三:基層干部精準扶貧民主生活會發言稿

近期在基層采訪扶貧工作,一位從省城下派到貧困村掛職的扶貧工作隊長說,中央的精準扶貧政策要求很實,貧困戶建檔立卡,強調精準到人,扶貧從“漫灌到滴灌”。但少數地方在貫徹執行的時候卻變形走樣:要求各種檔案、資料、圖表、日志面面俱到,村兩委人員常常因為填報、撰寫這些材料耗費不少精力。不止于此,過多的資料要求也給貧困村帶來了額外的支出,該扶貧工作隊隊長抱怨,村里一年復印費就需要一兩萬,對于脆弱的村集體經濟來說,負擔很重。

少數基層地方出現的新問題顯然引起了國務院扶貧辦的關注。國務院扶貧辦發出通知要求,及時糾正扶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等傾向性苗頭性問題,并對減少展板表冊掛圖等工作提出明確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經過多年來的減貧工作,剩下的貧困地區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剩下的貧困人口脫貧難度越來越大。為此,扶貧攻堅更要求“靶向精準”,如果為了求“形式”,把精力、財力浪費在可要可不要的工作上,難免會分散基層扶貧工作的著力點。

在安徽某縣脫貧攻堅村級軟件資料清單上,列舉了貧困村需要整理的幾十種資料。除了貧困戶脫貧攻堅一覽表、村級脫貧規劃等需上墻圖表外,還有名目繁多的檔案資料,其中僅表格類資料一項,就有“建檔立卡相關資料”“建檔立卡流程圖”“貧困戶申請”“貧困戶登記表”“貧困村登記表”“貧困村駐村幫扶工作隊幫扶措施”“貧困村結對幫扶名單(注明幫扶措施)”“民主評議貧困戶會議記錄”“貧困戶初選名單”“村級公示影像資料”“貧困戶確認報告”“貧困戶項目受益花名冊”“貧困戶人口增減表”“測算減貧人口花名冊”“貧困戶接受培訓情況(勞務技能培訓和農業實用技術培訓花名冊、影像資料)”“低保戶、五保戶花名冊”等近20種。

眼睛是不是看得有點花?別著急,還沒完,接下來還有“記錄類(包括各類會議記錄、評議情況和培訓活動等)”“公告公示類”等檔案資料要求。

作為一位普通讀者,讀這份目錄都有些累,而在貧困村,每一項目錄后面都有大量的文字搜集整理工作。一般來說,村兩委加上駐村扶貧人員一般六七個人,除了處理村里的大小事務,還要落實各項精準扶貧政策。在一些貧困人口較多的村,整理這些資料成為沉重的負擔。

需要說明的是,上級相關部門要求基層完成這些檔案資料的搜集整理并不是故意刁難。精準扶貧工作千頭萬緒,涉及到千家萬戶,如果一些做法和措施不通過文字、圖表等方式上墻上網、留下資料,會讓很多人不知道扶貧工作做了什么,同時,相關部門在進行考核、檢查、第三方評估等工作時沒有依據。

一邊是“必要”,一邊是“過多過濫”,分清這兩者的邊界,是解決基層扶貧工作中“資料扶貧”傾向的首要任務。哪些檔案資料必要、哪些材料并無用處,基層扶貧工作人員在一線應該比較清楚,可以多聽聽他們的意見。一些重復填寫的材料、部分會議和培訓、扶貧日志等,也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扶貧要精準,同樣,扶貧工作中的檔案資料留存一樣要精準,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對脫貧攻堅毫無益處的材料要堅決拿掉,讓基層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實際工作中。

在基層聽到過一個真實的“笑話”,一個鎮政府附近的復印店,在八項規定出臺、精簡“文山會海”的過程中,經營變得舉步維艱,但近期由于各種扶貧材料復印的大量需求,它又活了過來,而且效益良好。但愿這樣的“笑話”不會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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