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開發工作是新階段一項重大“工程”。下面是思而學教育網小編整理的精準扶貧民主生活會對照檢查材料，歡迎大家閱讀!

【精準扶貧民主生活會對照檢查材料1】

作為一名鄉鎮黨委書記，怎樣使本鄉鎮按期實現脫貧?怎樣使貧困發生率降下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頭等大事、第一要務。毛澤東同志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能否讓每一項政策順利實施，使群眾受益最大化，需要去調查，去綜合考量實際因素。這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也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有效手段。因此，在日常工作中，我堅持同班子成員一起到村組一線去，多同干部座談交流，多同群眾面對面掏心窩子交流，多同不同的對象進行交流，汲取大家的意見和建議。通過一年多以來的不斷探索實踐、不斷總結與創新，我將“抓緊舵把子、牽住牛鼻子、溫暖心窩子、夯實底層子”作為全鎮扶貧工作的總綱領，在鎮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在廣大群眾的積極參與下，全鎮精準扶貧工作取得了一些樂觀的成績。很樂意將此同大家分享，再進一步進行探討，希望能夠為全縣扶貧攻堅工作貢獻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抓緊舵把子，確保了方向與思路正確。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任務非常艱巨，實干是唯一的出路，怎樣才能使扶貧工作有條不紊的做好，關鍵在于方向是否正確，思路是否清晰。我鎮屬塬邊咀哨貧困片帶，全鎮有貧困戶1750戶6544人，貧困人口覆蓋面為16.4%。有劉家、鄧家、政平三個重點貧困村，貧困戶651戶2509人。劉家、鄧家地處鎮西片，政平地處鎮最南端，致貧原因主要因有自然條件差、基礎設施落后、群眾自我發展能力弱及信息閉塞等。全省精準扶貧工作會議以后，鎮黨委、政府結合鎮情村情實際，找出了阻礙全鎮發展的瓶頸因素，及時對全鎮經濟發展思路做出了調整，對產業布局進行了調整，提出全鎮“243”的發展戰略，抓好兩線(即：早長路、中鄧路扶攻堅暨美麗鄉村建設示范線建設)、四點(即：中村、秦店小城鎮建設、劉家小城鎮建設、政平古鎮建設、政平老街區改造)、三產(即：林果、草畜、文化三大主導產業)，按照宜農則農、宜商則商、宜游則游，鼓勵發展“一村一品”，因地制宜發展有競爭力、有品牌優勢的主導產業。特別是針對三個貧困村的實際，我們分別幫助確定了特色優勢產業，倡導劉家村以商貿服務和蘋果產業為主、鄧家村以苗林和草畜產業為主、政平村以鄉村旅游產業為主。鎮村干部圍繞這個發展戰略，通過一年來的努力，無論是線，還是點，還是主導產業，都取得了新的突破。

牽住牛鼻子，確保扶貧對象和措施精準。精準扶貧突出“精”和“準”，在工作的每一階段，我鎮都有側重點，開始，我鎮將扶貧對象的確定作為重中之重來抓，作為最基礎的工作來抓，嚴格按照貧困戶確定相關程序，由本人申請、村民小組討論、村委會研究、村里公示、報到鎮上平衡審核、再返回村里二次公示，最后報到縣里匯總確認，然后在每村進行公告，想法設法將窮人找出來。對象清楚了，等于我們成功了一半了，接下來最重要的是為每戶制訂脫貧措施，我鎮結合省上“1+17”方案和市上“1+20”工作方案，根據貧困戶的不同屬性，因村施策，因戶施策。確定了貧困村“四圖”(即：一張發展規劃圖，一張基礎作戰圖，一張產業布局圖，一張基礎保障圖)，貧困戶“六制”(即：政策兜底制，生活保障制，產業主導制，金融支撐制，短期脫貧制，穩定增收制)脫貧措施，真正做到了“精準扶貧，不落一人”。

溫暖心窩子，著力提振信心、催生內生動力。“群眾富不富，全靠黨支部”，一個村有沒有發展活力，群眾能否脫貧，村風民風是否良好有序，關鍵得有一個群眾信得過、作風扎實、一心干事的支部班子，群眾才能將有限的資金和脫貧致富的熱情投入進來。因此，我鎮大力推進服務型黨組織、為民型干部、富民型黨員建設，建立健全鎮村便民服務體系，充分發揮黨支部對扶貧工作的核心引領作用，使群眾對以往干部的不理解，不認可逐漸有了好轉。今年，鎮黨委結合劉家、鄧家工作實際，成立了由2個農村黨支部和2個非公經濟黨支部組成的秦村黨總支，按照“抱團發展、整體推進、共同脫貧”的思路，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有效推動整區域脫貧。另外，我鎮及時組成了政策宣傳小分隊，對省、市、縣關于精準扶貧工作一些政策和要求及時做了傳達，讓群眾對政策有了具體的了解，使群眾能夠積極的參與進來。同時，我們加大矛盾糾紛的排查調處力度，及時回應群眾的所盼與所思，使群眾最現實、最直接的問題得以解決。

夯實底層子，著力創新工作模式。一方面，為了更加有效地推進精準扶貧工作，我鎮不斷創新扶貧機制，探索出“4561”扶貧模式，注重四個準確，即將貧困對象確定準確、致貧原因分析準確、脫貧措施定準確、扶貧目標瞄準確。把精準扶貧同雙聯行動、鎮域經濟發展、美麗鄉村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有效進行結合。形成了支部引領、經濟合作組織帶動、電商帶貧、社會力量幫扶、先進典型示范、人才支撐等六項機制，最終困群眾的收入持續增加，貧困人口持續減少，率先在全縣實現整體脫貧。特別是在金融支持方面，我們推行“貧困戶自主使用，貧困戶+致富能人、貧困戶+農民專業合作社、貧困戶+龍頭企業”的“1+3”專項貸款模式，通過現金分紅、投放基礎母畜、吸收貧困群眾就業等方式，以“政策+市場”的形式使貧困群眾與龍頭企業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既解決了龍頭企業發展資金不足的問題，又使貧困群眾參與企業利潤分紅、增加收入。鄧家村按照“貧困戶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參股加入合作社，貧困戶向合作社申請借款，合作社向銀行統借統還、合作社向農戶發放借款”的模式，將貧困群眾結成利益共同體抱團發展。僅川淼園一個專業合作社就帶動了27戶群眾走向上脫貧致富。另一方面，我們積極整合省市縣部門的干部資源，分別為每個貧困村下派了駐村幫扶工作隊，并配套落實了駐村工作站、餐廳等基礎設施，駐村工作隊的主要任務是開動腦筋、落實政策，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指導扶貧項目實施，使扶貧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

【精準扶貧民主生活會對照檢查材料2】

幾個月來，我們就精準扶貧問題先后跑部分省區的一縣市，通過暗訪、座談、隨機抽取訪問對象、與貧困農戶談心等方式開展調研，與基層干部群眾和貧困農戶較為深入地交換了意見。我們深感，實施精準扶貧，必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著力破解好以下幾個問題。

一、關于扶貧的“精準”問題

實施精準扶貧，單位越小越精準，內容越實越精準。從我們走訪調查的情況看，相當一些地方的精準扶貧并不“精準”，單位沒有體現因地制宜、因戶施策、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元素，內容沒有體現針對性、個性化、可操作的要求，千篇一律，萬面一孔，存在“一鍋煮”、“一船拖”、“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現象。如某村全村貧困人口，無論有無勞動力，無論有無資金，也無論有無技術，幫扶措施都是“兩畝石榴，30只生態雞”。這顯然是坐在辦公室想出來的，顯然沒經過一家一戶的實地走訪和調研，顯然是沒有動腦筋。我們不反對用項目覆蓋貧困人口，但落實到精準扶貧上，實地調研是不能省去的，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每家每戶的實際情況制定有個性化的可操作的具體的幫扶措施。如某縣一農戶家，父親死了，一個母親帶兩個孩子，母親又沒什么文化，如何發展產業?許多村里定的幫扶措施，思路狹窄，幾乎都是產業扶貧，而對教育扶貧、衛生扶貧等則完全無考慮。事實證明，低保兜底、產業扶持、移民帶動和就業增收等，都是扶貧的手段，如教育、衛生等扶貧就是斬斷窮根的根本性的扶貧。某縣打出“職教一人，就業一個，脫貧一家”的口號，明確“職業教育就是就業教育，就業教育就是創業教育”，縣委書記對我們說，接受兩年職業教育的孩子出來后90%以上將不會再是貧困戶。一醫院的書記說，他們的幫扶是從教育和衛生破題的，幾年來從貧困鄉鎮選拔了幾十名女孩子到省城衛校讀書，結果是凡是有孩子就讀衛校的家庭都脫貧了。

我們感到，當前很多地方實施精準扶貧，為誰扶貧、誰來扶貧、怎么扶貧的問題基本解決了，路子、措施大體都有了，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上下協調溝通不夠，缺乏統籌協調，鄉村一級無項目和資金的自主權，導致出現兩種情況：一是會開了，政策有了，方案有了，督查組成立了，但光打雷、不下雨，各自為政，資金項目未下達。拿什么東西來扶貧?誰來統籌扶貧?如何讓部門的資金、項目及時落實到位等問題沒有得到解決，致使扶貧停留在理念上、表格上，成為新的形式主義;二是“新瓶裝舊酒”，還是用老觀念、老辦法做事，貧困戶除受益于財政“一事一議”、危房改造外，未得其他項目資金，導致區域經濟發展的同時貧困人口并存和“路邊花、壘大戶、富上加富、形象工程”的現象在一些地方較為突出。一些地方建立的農民合作社受益的僅是承頭的少數幾個人，對農民的帶動力較弱，一些合作社甚至是為套取國家資金而設立，項目資金并沒有真正落實到貧困農戶手中，土地流轉項目覆蓋的土地，貧困農戶進入的往往也很少。一些扶貧項目層層申報，導致錯過季節，不能實施。一些飲水工程因資金不到位而中途停工，致使地方政府對百姓的承諾落空。一些地方扶貧資金監管不力，漏洞大，群眾意見大。關于對貧困農戶的優惠農機補貼，一些鄉村建議，貧困戶往往資金拮據，每臺農機優惠的5000元可否在購買現場即扣除。

二、關于精準扶貧項目實施選擇權和決定權下放基層問題

調研中不少貧困縣幾乎異口同聲地提出將扶貧項目實施選擇權和決定權下放基層的要求，向我們講述了不少脫離實際實施項目帶來的“水土不服”的故事：如北方調來的牛走山坡走不穩，大多滾死。用工廠化的雞搞林下養雞，到了山上雞死了。海拔低的苗拿到海拔高的地方種，活不了。項目實施中打醬油的錢絕對不允許打醋，管牛不管豬，管獼猴桃不管藍莓的機械和呆板。某縣委書記給我們舉了一個例子，他所在的縣歷史上從來沒栽種過核桃，也不適宜種植核桃，按上面要求栽了3年核桃后，剛一掛果，大風一吹全部落光。那位縣委書記說，他們那里從來就沒看到過核桃，連野生的都沒有。另一貧困縣某鎮花了400萬種1000畝核桃，一棵沒活。花40萬發展食用菌，被老板套走35萬，留下一個簡易棚給農民。基層干部質問我們，項目是按照領導主觀意圖定還是圍繞當地實際和農民要求定?一方水土養育一方風物，每個地方的植物都有歷史、地理等多方面淵源，必須考慮其海拔高度、空氣濕度、光照度、土壤酸堿度等多方面因素。同時，由于省市部門的工作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單向度的部門行為，貧困人口的參與只是被動的投工投勞和自籌資金，主觀能動性和發展決策權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挖掘，導致扶貧項目在實施和管理中缺乏有效的群眾監督，缺乏對這些項目進行后續管理和維護的積極性，造成了扶貧行為的短期性和扶貧資源的浪費。上級部門一些扶貧項目的設計脫離了貧困農戶的實際需求，影響了扶貧的效果，造成了扶貧資源的浪費。再者，實施項目扶貧必須綜合考慮自然、市場和質量安全風險等多方面因素，不能只顧眼前不考慮長遠而“刻舟求劍”。某縣2011年種一畝太子參能賺6000到1萬，還是純利潤。嘗到甜頭的群眾第二年大種，種植面積翻兩倍，由于價格大跌，導致農民全虧，原來是140元一斤，后來降到20元，去年降到5元，老百姓連從地里挖出來的興趣都沒有了，種參農戶把太子參喊做“害子孫”。

我們建議，一切從實際出發，將項目選擇權決定權下放基層，讓基層干部群眾有選擇權和決定權。扶貧涉及方方面面，一個村的扶貧，要路、要喝水、要電、還要吃喝拉撒，還要產業，必須賦予基層以整合資金的權限。一些貧困縣反映，把項目選擇權和決定權下放基層，還有利于化解扶貧資金滯留的問題，提高扶貧資金使用效率。某縣變牲畜統一采購為農戶自行選擇采購，牲畜死亡率從30%以上下降為5%以下，大大提高了牲畜的存活率。一農村信用社辦事處主任從改革的角度提出了涉農資金整合的建議：一是基礎設施投入要因地制宜，不要過分強調產業或基礎;二是建立土地收儲中心，調動金融機構大膽投入的積極性，從而讓農戶把土地流轉到企業或合作社;三是建立農業貸款擔保公司，由省級財政和縣各拿一點，沒有條件建立農業擔保公司的建擔保基金。

三、關于扶貧資金是到戶好還是到龍頭企業好的問題

一些基層干部反映，精準扶貧固然好，但如果一家一戶要么發小雞，要么發小鴨，要么發小豬，一吃完，一賣完，又要，結果是年年給項目年年窮。很多群眾認為貧困有理由，有“等靠要”的思想，等著國家拿錢拿物來分，關心的是你家得我家為什么沒得，越窮就越有理由，導致惰性思想。在一貧困縣，一戶農戶家有6口人，4個孩子最大的17歲，最小的11歲，6年時間生了4個孩子，平均1年多就生1個，這樣的貧困戶顯然是超生致貧。該戶主與我們交流時說，前年得了一頭豬，喂大后殺來吃了，今年能否給頭牛來喂?在另一縣，有一農戶問一縣委書記：“書記，你什么時候調走?”書記就很困惑，心想我幫扶你，你應該感謝我才對，你為什么問我什么時候調走?那位農民對縣委書記說，你調走了我就把你送給我的牛賣掉，等新來的書記，我又去找他要。叫縣委書記哭笑不得。

基層希望省一級要在充分規避風險的前提下勇于擔當，敢于解套，既要抓好基礎設施扶貧、產業扶貧，也要抓好制度扶貧。認為如果政策上沒突破，精準扶貧難以取得大的成效。扶貧政策如何突破?部分基層干部提出，可否變產業實施為產業運作?即國家扶貧的錢不直接拿給農民而是拿給龍頭企業，對龍頭企業制定約法三章，通過“公司+農戶+基地”幫助老百姓獲得三金：土地租金、股金、薪金，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某縣為規避資金風險，防止龍頭企業套取國家資金，采取先要求龍頭企業投入50%-60%資金，待深加工產品出來，視企業對農戶的帶動情況后政府再作補貼的辦法，效果很好。某縣將扶貧資金報賬與對貧困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掛鉤，要求企業提供聯結佐證，設置了若干指標，如是否有貧困戶在企業打工等。有縣委書記建議，由省里出面，選擇幾個縣，設計若干扶貧模式試點，擬定預案，封閉運行、風險可控，建立扶貧開發試驗區，在扶貧項目選擇和決定、扶貧補助標準、扶貧資金投放與監管、生態移民搬遷對象的確定、跨縣移民、涉農資金和扶貧資金的整合與使用等方面先行先試，勇闖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