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改革切向公務員的“蛋糕”,引發反彈
有人說要辭職,有人勸后來者別當公務員
媒體密集報道公務員受到改革沖擊
最近包括《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新京報》等在內的官方媒體和主流媒體密集報道、評論了當前公務員面對改革受到的沖擊。
“隨著中央一道接一道的禁令,張俊發現生活發生了徹底改變,所在單位的一些福利取消了,原本的隱性收入也因為高壓政策不敢要了”??這是媒體報道江西一位公務員的現實情況,現在這位公務員正在考慮辭職。
喊出辭職的不只這一位,媒體報道稱上海一位在市級機關工作的80后公務員已經辭職,他的理由是“收入7年沒漲,職級7年沒變……深深感覺到自己是loser”,而引爆他辭職想法的是與同學聚會時受到“在企業工作的同學進步很大”的刺激。
而從各篇報道中引述的話語看,似乎公務員辭職已成潮流:“某某辭職了,某某提前退休了。近段時間以來,這樣的消息不時傳入耳中。并且,辭職的大多是年輕的,提前退休的大多是各機關的骨干”。
除了表示要辭職,還有公務員提醒后來者:“嘿,各位兄弟姐妹,你們如此擠破頭要進來公務員這座圍城,真的想好了嗎?要知道,如今我們的福利大大減少,聽說明年可能還要再減薪,我都在考慮要不要下海了。”
警示“隊伍動蕩”、“隊伍不好帶”的聲音也響亮起來
從2012年年底中央公布“八項規定”、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表態、再到持續至今的一道道禁令,都揮刀切向了公務員群體的利益“蛋糕”。而面對公務員利益的損失以及可能要到來的進一步損失,似乎一股“維護”的力量正在顯露。
歸結起來,“維護”的理由包括以下幾點:1、禁令把公務員的福利大幅消減,若進一步降低公務員收入,則此崗位再無吸引力;2、公務員本來收入就不高,比企業人員要差;3、公務員的養老待遇未必優于企業人員,即便優一些也是應該的。(參見《上海觀察》、《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發表的《公務員:這一年少掉的福利》、《公務員隊伍開始動蕩了嗎?》、《80后公務員辭職自述》、《公務員養老,制度并軌不是平均主義》)
除了為公務員辯解,還有抱怨和警示:“我們痛恨腐敗,我們堅決支持‘老虎’‘蒼蠅’一起打,但不能因此而把腐敗與公務員劃等號,更不能妖魔化公務員隊伍”;“面對動蕩的公務員隊伍,如果不采取及時有效的措施,如果放任發展,對每一方面都是不利的,不管是執政黨,還是普通百姓”、“養老待遇差了,隊伍可不好帶,積極性和清廉度都會受影響”。
實際上,一些公務員的訴苦夸大其辭
類似“收入7年沒漲”的說辭很難讓人相信
如前所述,在上海媒體發表的幾篇文章中,公務員訴苦的說辭有“收入7年沒漲”、“同學聚會時被在企業工作同學的收入刺激”、“公務員平均工資排名處于中下位次”等。
這些說辭讓人生疑,即便是真的,恐怕也是個案,沒有代表性。以“收入7年沒漲”為例,這個說法實在匪夷所思,因為近7年中國的GDP增長迅猛,各行業的平均收入也在快速上升,在全國都恐怕找不出一個“收入7年沒漲”的行業,而公務員的工資水平又比較穩定,公務員中的個體工資水平理應隨行就市,怎會“7年沒漲”?尤其是上海市公務員的工資,增幅應該不少,這有統計數據為證:
上海公務員平均工資居于領先(數據來源:《上海統計年鑒》)
看了上面這幅圖表,就能理解為何2011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會說“公務員工資增長應控制”。從圖表中還可知上海公務員的工資水平不僅遠高于非公單位,而且比國有單位的平均水平還要高一截,另外根據統計數據,2012年上海公務員平均工資達94688元,比外資企業的73598元也高不少。如此看來,同學聚會時上海公務員因為收入水平受刺激應該是特例,而“公務員平均工資排名處于中下位次”顯然是脫離統計數據的錯覺。
擔心公務員“隊伍動蕩”為時尚早
幾位訴苦的公務員提到了“辭職下海”,這本是上世紀90年代前期成為潮流的事情,如今會重演嗎?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先看下面這幅統計圖表:
數據揭示了為何出現“公務員熱”(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由圖表可知1992年后為何會出現“下海潮”??因為當時體制內收入水平低,而體制外則生機勃勃,有改善收入的機會。但是體制內外這一差別在90年代后期迅速收窄,到2001年實現反轉,此后一段時間體制內優勢愈發明顯。這就可以解釋為何這些年出現“公務員熱”。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兩年體制外收入有趕上體制內的趨勢,這也難怪一些公務員開始抱怨。如果此消彼長的勢頭延續、體制外收入再次超越體制內,那么90年代前期的一幕不就有可能重演嗎?
答案是未必,因為顯性的收入統計已經無法反應全局的大變化。90年代前期與如今的區別在于,當時政府的收入少包袱重,現在則是收入多包袱輕。以國企為例,當時的國企效率低下,不僅無法為政府“造血”,還經常靠財政接濟;而經過減員增效、抓大放小、治理改革后,如今的國企可謂成了政府的搖錢樹。僅僅是銀行業,在2013年就實現利潤1.3萬億,由于目前95%的銀行資源還由政府控制,所以這1.3萬億的大部分都歸了政府。所以我們看政府抓在手里的資金,不能僅看財政收入,還有諸如銀行利潤這類巨額的隱性資金能被政府調動。
更何況單看財政收入,2012年也已達到11.72萬億元,同比增長12.8%,增幅連年超過GDP增幅。
當錢袋子很大的時候,抓著錢袋子的人總容易受益,這不難理解。正如一位訴苦的公務員引用一位官員的話說:“今年八項規定,錢不能用來亂吃喝,但還得花掉。……否則年底到了預算沒用完,不好交賬。”
所以盡管一時的福利消減動了公務員的奶酪,但他們畢竟還守在錢袋子的旁邊,如此有利的位置會被輕易放棄?
即便公務員的“蛋糕”泯然眾人矣,也不必擔心
待遇低了公務員隊伍就不好帶,這不符合國際慣例
放眼世界,為公務員定待遇的主流模式無非有兩種:一種是美國式,即政務官(選舉產生的官員,如市長、總統)低薪、事務官(辦事員)參照企業;一種是新加坡模式,即政務官和事務官均參照企業。無論哪種模式,實際上公務員的總體待遇一般都要弱于企業,因為民眾掏自己的腰包總是小心翼翼,不會給自己的“雇員”??即公務員多發錢,況且民眾認為公務員有諸如“工作穩定”等益處作為補償。
不過可笑的是,新加坡的政務官參照企業定薪竟然被解讀為“高薪養廉”,于是“新加坡公務員待遇高”的說法在中國經久不衰,這種說法全然不顧新加坡普通公務員收入不及企業同級人員的事實。而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新加坡每年大約有6%的公務員炒政府魷魚,其辭職率遠高于中國公務員??據報道,2006年到2010年,河北省各級行政機關主動辭職的公務員人數為255人,每年僅為50人左右。
讓公務員隊伍“進進出出”流動起來才正常
正如一位新加坡公務員所言,自己沒有像一些同學那樣投奔企業、賺取更多收入,是因為自己看重公務員這份工作的穩定,讓自己可以放心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比如貸款購物、旅行、讀更高的學位等等。這個解釋道出了一個常識:人和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就會有不同的選擇。怕的是不同想法的人都往一個地方擠,擠進去了還都不愿出來。
所以目前有一些公務員考慮辭職,比起所有人抱著鐵飯碗不放,更顯正常,不必大驚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