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延養老險欲搶灘“大養老”藍海
日前,“十三五”規劃建議正式發布,出臺了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將逐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這將給稅延型養老保險搶灘“大養老”提供契機。
所謂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是指個人收入中用于購買商業補充養老保險時,其應繳個人所得稅可延期至提取保險金時再繳稅。從目前情況來看,普遍是個人在納稅后才繳納保費,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落地后,投保人將享受一定的稅收優惠,有望拉動個人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的需求。
事實上,“減稅養老”在國外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美國和日本均有類似的“個稅遞延險”。其中,美國的“401K計劃”(或稱“401K條款”)是海外“個稅遞延險”的經典案例。“401K計劃”是指美國《國內稅收法》第401條K項規定,對企業年金可以實行個稅遞延優惠。美國企業為員工設立專門的“個人退休賬戶”(IRAS),由員工自主選擇證券組合進行投資,收益計入個人賬戶,供退休時領取。
安邦保險相關負責人表示:“一旦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政策出臺,安邦會打造銜接新政的養老產品。安邦的基本策略是爭取首批試點,領先同業。”
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多層次的養老體系保障網絡呼之欲出,商業養老保險的缺位也亟待彌補。安邦保險相關人士表示,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政策將為保險行業帶來重大政策利好。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產品的期限長、持續繳費率高,保障了險企的續期保費收入,也有利于優化資產配置,保險業將為國內養老業更好地提供金融支持。
此外,對于個人而言,購買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產品可以享受巨大的稅收優惠,有效降低個人的當期稅務負擔,提高未來的養老質量;對于企業而言,企業無需支付額外費用,員工的福利卻得到了提升;從宏觀層面來看,商業養老保險能夠極大地補充老齡化社會養老資源供給的不足。
養老金三大支柱發展失衡 亟需供給側改革提速養老金融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壓力將越來越大。
世界銀行于12月9日發布的《福壽延年: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的人口老齡化》報告指出,到2040年,人口老齡化可能導致中國的勞動年齡成人減少10%以上,即9000萬勞動人口的凈損失。
隨之而來的養老壓力也是越來越大。
15年后,養老金缺口將達4.1萬億元;35年后,這一缺口將約為6.1萬億元……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在承擔“超老齡社會”課題時,計算出了這樣的數據。
姚余棟認為,伴隨著老齡化而來的潛在增長速度不斷下降、銀發貧困廣泛存在、養老金存在巨大缺口、醫保缺口巨大等諸多問題,對養老金融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2月9日,在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主辦的“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成立大會上,如何更好的發展養老金融來應對老齡化壓力,成為數十位專家熱議的焦點。
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理事長、民生銀行董事長洪崎認為,所謂養老金融,是指滿足社會成員養老需求而建立的金融服務體系,主要包括養老金金融、養老服務金融和養老產業金融。其中,又以養老金金融最受關注。
改革進入到深水區的養老金三大支柱的發展,被視為養老金融體系構建的關鍵。
“養老金三大支柱的發展極為不均衡,作為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金相對較好,第二支柱,即企業年金規模還很小,作為第三支柱的個人稅延養老金還未建立。”長江養老保險總裁蘇罡認為,我國養老金融業的發展仍有很多問題需要面對。
“養老金融是金融業與養老產業的融合,不僅是養老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還關系到未來整個金融業的發展方向,意義十分重大。”洪崎指出。
老齡化增加養老壓力
現有的數據表明,中國已經邁進了老齡化的門檻。
國家統計局于8月7日發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稱,中國13.67億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老人2.12億人,占總人口比例為15.5%;65歲及以上人口數為1.37億人,占比10.1%。
比對國際上的通常看法,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就意味著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于老齡化社會。按照這個標準看,中國正處于老齡化逐步加深的階段。
姚余棟更是進一步的指出,20年之后還有超老齡化的壓力需要應對。
據姚余棟介紹,超老齡社會的基本特征是80歲以上的老人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5%,中國大約在2035年左右達到這個標準。屆時,中國達到80歲以上的老人將會由現在的2000萬躍升至8000萬。
“隨著老齡化趨勢的加劇,養老日益成為全社會關注的話題,老齡化也的確對社會經濟產生了更為廣泛的影響。”洪崎表示。
政府也已意識到老齡化社會所帶來的壓力,并已著手推進和深化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在十八大報告、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和“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中,都明確提出要完善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
“尤其在養老金融業具有突破意義的2015年,職業年金的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和職業年金市場化運作的確定,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政策的即將出臺,以及國家連續發布支持鼓勵發展養老產業的文件法規,一系列的動作將整個養老金融市場空間進一步拓寬。”在蘇罡看來,為應對日益嚴峻的老齡化問題,我國養老金融業發展需要進一步提速。
養老金三大支柱發展失衡
養老金融主要包括養老金金融、養老服務金融和養老產業金融三方面內容。
所謂養老金金融,是指為儲備養老資產進行的一系列金融活動,包括養老金制度安排和養老金資產管理,目標是通過制度安排積累養老資產,同時實現保值增值。
養老服務金融是社會機構為滿足老年人的消費需求進行的金融服務活動。
養老產業金融,則是指支撐養老業發展的實體經濟,目標是滿足養老產業的各種投融資需求。
從體系的構成來看,養老金融并不僅限于養老金金融。但正成為金融界“跨界”最多的“新金融”產品的養老金,在金融資產、不動產以及衍生工具等領域的投資獲得了最多的關注。
“2015年是養老金改革的大年,中國養老金三支柱改革都進入了深水區,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指出。
第一支柱的改革方面,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8月24日已經面世,正在緊鑼密鼓推進;在第二支柱企業年金的改革上,今年初2月機關事業單位職業年金的管理辦法,亦在逐步落地;發展較弱的第三支柱也已開始改革,力圖通過發展商業養老保險來改善職工的養老難題。
但進入到改革深水區的養老金三大支柱仍然失衡,養老金融化的步伐也因此被拖慢。
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秘書長董克用展示的《中美兩國養老金體系的規模與結構比較》圖顯示,我國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金部分擁有3.1萬億元,第二支柱的企業年金部分只有0.77萬億元,第三支柱的個人稅延養老金至今為零,三者相加共計3.87萬億元,三大支柱占養老金資產的比重分別為80.1%、19.9%和0%。
蘇罡指出,即便是占據大額比例的第一支柱基本養老金,由于市場化運作的程度低和投資產品稀缺,導致在投資收益上一直很低。與此同時,作為第二支柱的企業年金由于市場化運營時間短和基金投資中的投資產品稀缺,同樣無法滿足養老基金長期投資和穩定收益目標。
“如何通過資本運作創新金融經濟、發展養老金融業,不僅關系到全體公民老年期的生活生命質量問題,而且關系到虛擬經濟乃至整個宏觀經濟的健康運行。”姚余棟表示。
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
除了結構失衡,養老金在儲存和管理方面的弊端也受到質疑。
“從開始,我們相關的基金收入同比增長是11.7%,而基金支出同比增長17.7%,支出增長率超過收入增長率6個百分點。”瑞暉麗澤資本董事長王金暉認為,養老金的投資管理亟待改革。
與養老金金融遇到的困境一樣,養老服務金融和養老產業金融也有難題需要解決。
“我國養老金融服務的發展十分滯后,針對老年人的養老、醫療、住房等方面的金融服務才剛剛起步,持續可行的業務模式仍未形成。”蘇罡對記者表示。
養老產業金融的發展形勢也不容樂觀。由于處于發展早期,養老產業成長期的高競爭性使得投資具有較高風險,企業進入量無法滿足需求日益強烈的市場,導致了巨大的市場需求與相對滯后的產業發展之間形成巨大反差。
在參會的專家看來,養老金融存在的問題,可以通過供給側改革得到解決。
“應該把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技術創新打通,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命題下,以有效的制度供給來對應實際生活的挑戰,回應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客觀需要。”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表示。
“一方面是具有的社會養老需求,一方面是極度缺乏的養老產業供給。因此,大力發展養老金融,從而推動養老產業的快速發展,通過創造巨大的養老供給為經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當代金融家》主編李哲平在致辭中說。
“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三期疊加的歷史時期,尤其是增長速度放緩和經濟結構調整可能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口的老齡化構成了我們經濟增長和轉型的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所以,大力發展養老產業也是進行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王金暉認為,養老和金融在其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在談到供給側改革中的具體操作方法時,蘇罡建議充分發揮養老資產管理機構的專業價值,使之參與到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職業年金在內的廣義的養老金的資產管理中。
“這有助于從金融服務的供給端發揮養老金作為資本市場穩定器的作用,推動養老金與資本市場的良性互動,有助于提高養老資產投資運作體系的效率和質量,確保養老金的保值增值。”蘇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