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小學老師來說，職稱評定既是對他們學識水平和工作能力的一種肯定，同時也關乎著他們的切身利益。以往中小學教師的職稱評定，最高只能評到副高級職稱，40歲左右大部分老師基本都能達到這個水平，那么往后一直到60歲退休的這二三十年，很多老師只能原地踏步。
近日，國家已全面推開中小學教師職稱制度改革，在中小學教師中增設正高級職稱。據了解，廣東兩年前就發布了相關的試點辦法。目前，廣州市已有兩名小學校長獲得了正高職稱，成了“教授級”的小學教師。小學老師評正高要符合哪些條件？打破中小學教師職稱的天花板，都看重哪些能力？
彭婭今年47歲，目前擔任廣州市越秀區小北路小學的校長。從最初的數學老師，到后來的班主任、教導主任再到小學校長，她已經在基礎教育行業摸爬滾打了30多年。去年廣東省頒布教師職稱改革試點的有關辦法，新增了中小學教師可以申請正高級職稱的有關內容。那一天，彭婭感到既突然、又興奮。因為和不少身邊的教師一樣，她們已經在副高位置上“停”了好多年。
彭婭：試點的時候，其實是上面突然來了一個文件，區教育局就非常重視，然后試點的時候我們就趕上了這個好機會，我們最初并不知道他們會搞這個小學都可以搞正高職稱的事兒。
論文、專著、各類等級證書和榮譽證書。和彭婭一樣，廣州市符合申報條件的老師們，都開始著手準備各種各樣的申報材料，然后通過逐級送審，最終由廣東省人社廳授權組建的評審委員會和專業評審組組織面試答辯。
彭婭：我是教數學的，我本身就是數學的特級教師，我材料里面報的有課題研究和課題成果，他們就會問你報的課題研究的問題是怎么理解的，看你是不是親自經歷了做的過程。他們會問你兩個問題，一個是你報的材料里面的問題，第二個就是問你專業的問題。問我的肯定就是數學專家了。
彭婭透露，改革后的小學教師職稱評審標準有不少變化，注重師德、實績和實踐經歷就是其中之一。而中小學老師想要申報正高級職稱，對其擔任班主任的年限、帶班所獲獎勵、課程教育、學生或家長滿意度等都有硬性規定。例如班主任要當過10年以上，帶過一到六年級也就是循環教學一次以上等等。
彭婭：我做過班主任，又當過少先隊大隊輔導員，十多年了。然后做教導主任也算，加起來就20多年了，教齡總共30多年了。它（材料審核的標準）本來五項里面三項就夠了，我是五項全部符合條件。
在廣州市試點教師職稱改革的過程中，另一位評上正高級職稱的“教授級”小學老師，來自越秀區的東風西路小學，名叫陳伯良。他同樣是一名校長，曾在數所小學以及中學擔任過數學以及英語老師。陳伯良說，廣州市的小學教師評副高級職稱已經是千分之一的比例，而去年試點正高級職稱的評審，則更加激烈。
那么在廣州市眾多符合申報正高級職稱的小學老師中，為何彭婭和陳伯良能夠勝出？不少網友認為，這和他們的校長身份有關：正因為學校一把手的地位，他們才能夠“近水樓臺先得月”。更有網友指出，職稱評定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拉關系、走后門的溫床。表面上是報送材料集體研究，實際上，最后評上的人，都有人暗中“保駕護航”，行政干預的影子少不了。
最開始試點以后，評上正高級職稱的教師結果都是校長，好像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嫌疑？
彭婭：那應該不會。小學校長，首先專業很強的老師才能夠做校長。小學的校長不像是政府部門的那些領導，小學的校長本身就必須懂得教育教學。我到現在都上公開課的。現在拿專業出來，我們也是佼佼者。
彭婭告訴記者，當初越秀區的確有一些符合申報條件的老師申請了正高級職稱的評審，可能在材料審核或者答辯面試被淘汰，因此只剩下了她和陳伯良二人。陳伯良透露，由于他們二人都是從業多年的老師，本身也有多次擔任副教授職稱評定的評審委員工作。因此他認為，在廣州市，教師職稱的評審，從材料的申報審核到面試答辯都很規范嚴格。
陳伯良：我們作為廣州市的評估專家，先加入到專家庫然后培訓，如果我們明天要去評，差不多我們要前一天下午6點才會知道的。在電腦抽簽，現場有紀檢和公證人員監控。第二天去了以后，現場收集都要收走的。而且所有的名字都看不到的，封閉的。也不知道對方哪里來的，所以最后專家集體打分，電腦會算分。就算你哪個領導要打招呼，嚴格來講是沒辦法的。
有媒體分析，這次改革急需破解的，是中小學教師職稱評審話語權經常被教育局和學校官員所壟斷等老問題。一些老師們也反映，門檻高、名額少、機制不科學的職稱評定，嚴重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中小學教師職稱評審改革，需進一步去功利化和行政化。
記者：進一步去行政化去功利化，減少學校行政力量的干預，這個您認同嗎？
彭婭：這個非常認同。行政走行政的路線，職稱評定就是評定專業水平，兩條線路要分開。
不少分析人士還指出，中小學教師評審改革，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例如加大對鄉村學校中小學老師的政策傾斜，重視教學的綜合評價等等。不過彭婭校長認為，此次改革在中小學教師中增設正高級職稱，已經是邁了一大步，是對小學教師工作的肯定，對于小學教師也更加公平。陳伯良則指出，此次職稱改革，不僅僅涉及到老師的“動力”和待遇問題，更重要的是能夠提供一個更高的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