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在中國勞動經濟學會年會上表示，勞動年齡人口繼續下降，近5年累計減少的數量約為2000萬，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導致人工成本上升、產業轉移和技術替代勞動成為未來的趨勢。
人口結構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正在逐步顯性化，近年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質量的“雙變”已經對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形成倒逼之勢。
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在19日舉行的“中國勞動經濟學會年會”上預計，勞動年齡人口繼續下降，近5年累計減少的數量約為2000萬，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導致人工成本上升、產業轉移和技術替代勞動成為未來的趨勢。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表示，當前大學畢業生占到了我國新增勞動力的“半壁江山”，勞動力的素質和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勞動力市場也再難以大量提供傳統制造業所需的簡單勞動力，過去高投入的經濟發展模式無法持續。
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的時候達到峰值9.25億人，2012年比2011年減少345萬，這是勞動年齡人口的首次下降。2012年開始逐年下降，2013年減少244萬，減少371萬，減少487萬。
曾湘泉預測至少將保持的降幅，或者下降幅度還會更大。“即使按照487萬來計算，這5年來勞動年齡人口總共下降了1934萬人，這不是一個小數目。”
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曾表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下降至9.11億，還會持續下降，而且到2030年以后將會出現大幅下降的過程，平均以每年760萬人的速度減少。到2050年，人社部預測勞動年齡人口會由2030年的8.3億降到7億左右。
曾湘泉認為，勞動力供給持續下降帶來勞動成本的迅速上漲，近年來全行業薪酬增長率平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比如，2011年為11.3%，2012年10.5%，2013年9.7%。不少外資企業近年來撤離中國轉向東南亞，與國內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關系。
勞動力供給的減少還引發了人力資源流動頻率與規模的增大。數據顯示，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離職率2011年為35.5%，2012年37.2%，2013年36.2%。曾湘泉說，甚至有企業反映員工的離職率達到了50%，同時勞動爭議也頻發，這些都給企業人力資源的管理帶來嚴峻挑戰。
我國產業結構必須進行轉型的另一個因素是勞動力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都無法再支持過去傳統制造業所需的人力資源。
從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初的20多年間，制造業流水線對于工人的年齡限制非常嚴格，它們“掐尖”使用勞動生產率最高的年輕工人，直到“民工荒”大范圍出現之后，才不得不放開年齡的限制。
“民工荒”的背后是15~24歲青年勞動力的大幅下降。曾湘泉表示，15~24歲青年勞動力是勞動年齡人口下降最明顯的群體，2006年這個群體有1.2億人，預測到2020年將會下降到6000萬。與此相對應，55~65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出現上升，勞動力結構趨于老化。
張車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隨著這些年來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國勞動力的知識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每年新增就業人口中有一大半是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他們成為制造業中的低廉勞動力。
如今情況已經和過去不同，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到44%，大學畢業生約占到新增勞動力的5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約占20%。“勞動力的素質和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過去高投入的發展模式無法持續下去了。”張車偉說。
張車偉認為，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變化是經濟增長與物質資本的增長聯系變弱，而與人力資本聯系變強，這也是GDP的增速放緩而就業卻好于預期的原因。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雖然勞動力教育水平提高了，但大學生自身素質與技能產業結構演化升級要求不盡匹配，帶來結構性失業風險，大學生實際技能與市場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張車偉說。
技能人才的缺口將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大隱憂。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高技能人才只占4%，普通技能人才占20%，沒有技能的占到76%。
《kelly service全球雇員指數報告》顯示，目前92%的中國企業核心競爭力受到勞動力隊伍數量和能力(質量)短缺的影響，其中，勞動力質量問題尤為突出。
曾湘泉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必須重視培訓和人力資本投資，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矛盾。近年來財政在勞動力培訓上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但效果并不明顯。下一步應該加強對培訓項目的評估，提高培訓的效率，把錢花在刀刃上。
拓展閱讀??《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缺口研究》報告
由亞洲協會和摩根大通共同主辦的“中國科技創新激發人力資本轉型”研討會11月3日在京舉辦。與會的政界、商界人士和教育界專家一致認為，教育和職業培訓體系的完善，以及依據市場需求分配勞動力資源，對解決中國面臨的人才技能缺口問題至關重要。
會上，由摩根大通支持發起，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合作完成的《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缺口研究》報告發布。報告分析了我國勞動力市場面臨的兩大挑戰，包括國際化管理人才和戰略設計人才的缺失，以及企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所遇到的勞動力技能錯配。
報告為此提出五方面政策建議。一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賦予高校更大的辦學自主權，教育機構加強與企業對接，校企聯合培養高層次技術人才;二是職業培訓平民化，通過國家財政補貼，扶助農民工尤其是青年農民工的技能提升;三是逐漸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職業技能培訓供給模式;四是弘揚工匠精神，完善入學、求學、求職、發展全鏈條;五是打破行政性和行業性壟斷，促進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動，推動戶籍、社會保障、教育等制度改革，創造更好的人才流動、就業和創業環境。
報告分析顯示，我國勞動人口中失業風險最高的三類群體是，16-29歲青年農民工、22-24歲大學生畢業生和45-60歲中年勞動力。因此，提高技能水平是減小上述群體失業風險、降低整體失業率的關鍵。
由摩根大通支持發起、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合作完成的《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缺口研究》報告指出，我國勞動力供給的人才層次矛盾顯著。
一方面是大學畢業生技能實用性不強，就業期望與市場需求脫節;另一方面，高技能勞動力供求缺口日益增加，農民工技能不足，且接受技能培訓的機會匱乏。
上述現象共同指向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勞動力市場供求不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
11月3日，由摩根大通支持發起、清華大學和復旦大學合作完成的《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缺口研究》報告指出，我國勞動力供給的人才層次矛盾顯著，低學歷者的工作技能距離市場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而高學歷者的技能結構存在與市場脫節的現象。
作為報告研究方之一，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對媒體表示，近2.8億農民工加上每年畢業的700多萬大學生，勞動力市場非常巨大;但很多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在學校受的教育恐怕跟職業需求之間有很大的差距。”
“中國正逐步發展成知識型經濟體，因此人力市場面對重大的挑戰。”亞洲協會聯陳啟宗認為，將大量低技術勞工轉化成高增值人才，是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勞動力技能不足制約企業發展
這份報告中，大學畢業生再次被指“眼高手低”，技能與市場需求脫節，這其中也包括海歸人員。
報告指出，學生本身就業準備不足、離職率高，大學生畢業半年內的離職率高達1/3，并且大約有70%的企業認為“大學生在校期間學到的知識實用性不強”。
此外，大學畢業生就業期望與現實需求嚴重脫節。例如，大學畢業生普遍更為偏好在黨政機關及國企等體制內單位就業，但現實是，新增就業崗位絕大部分來自于民營經濟。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勞動力技能的不足，仍在制約著高附加值行業的發展。，我國有1200萬高校畢業生和高職院校畢業生求職，在如此龐大的勞動力資源背后，許多雇主依然很難找到合適的人才。
不同于大學畢業生的“眼高手低”，農民工面臨的是職業技能培訓缺乏，受教育程度低，技能不足的問題。
報告指出，雖然年輕一代農民工教育程度有所提升，但技能依然缺乏，且接受技能培訓的機會匱乏。
我國農民工人口數量在已接近2.8億，超過全國勞動年齡人口的1/4，就業行業多集中于制造業和建筑業。
但是，農民工收入水平整體較低，社會保障薄弱，接受正規技能培訓的渠道缺乏且限制較多，職業地位普遍較低。報告顯示，只有33%的農民工接受過技能培訓，僅有5.9%的農民工擁有職業技術證書，經過培訓部門安排上崗的農民工比例僅為0.3%。
李強在分析原因時表示，因為勞動力成本高，現在在東南沿海一帶很多勞動力就變成一日工了，以避免付勞保福利的部分，這是一個不良的趨勢，由于勞動力的不穩定性，導致企業不愿投入成本做職業培訓。
三類人群失業風險高
同時，大學畢業、職校畢業生、農民工以及中老年勞動力這些最大就業群體所面臨的問題，反映了我國整體勞動力供需的困境。
報告分析顯示，我國勞動人口中失業風險最高的三類群體是，16-29歲青年農民工、22-24歲大學畢業生和45-60歲中年勞動力。因此，提高技能水平是減小上述群體失業風險、降低整體失業率的關鍵。
針對上述問題，陳啟宗認為，中國正逐步發展成知識型經濟體，如何有效地將大量低技術勞工轉化成高增值人才是亟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人口數量龐大且多元化讓這一議題更顯得具有挑戰。
農民工技能不足的問題癥結在哪里?報告提出，應進一步幫助農民工打通職業上升通道，拓寬農民工的正規培訓渠道。例如，建議再進一步鼓勵市場化培訓機構或社會企業的發展。
同時，職業教育和技能在職培訓卻存在實用性不強的問題。鑒于現實中愿意為員工提供職業技能培訓的企業有限，因此可考慮更多地通過以提高員工穩定性為目標的制度建設等方式，比如簽訂定向培訓協議等，讓培訓后的員工可以回到企業繼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