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級技師是高級技能工程師簡稱，是國家職業資格中的最高等級，是在高級技術工人中設置的高級技術職務。

取得技師、高級技師資格證書的人員，由用人單位根據生產(經營)的實際需要進行聘任，簽訂聘任書。聘任書內容包括聘任崗位、聘任期限、職責范圍、權利與義務、待遇、違約處理和解聘辦法等。被聘任的技師、高級技師從受聘之日起，用人單位將在妥善處理內部各類人員工資關系的前提下合理確定其工資待遇，其他福利待遇可按工程師、高級工程師等專業人員的有關待遇確定。

勞部發[1994]

98號文件，獲得職業資格證書的職工，在其從事相應崗位的工作時，應確定或晉升相應的工資待遇。國家職業資格一級享受同等高級職稱或者高級工程師待遇;國家職業資格二級享受同等中級職稱或者工程師待遇。

跟我國的體制有關，工程師為干部、技師為工人編制，至于待遇還要看各地方政府的相關政策和企業的需求。

曾經上海液壓泵廠智能型、專家型一線工人李斌16日被上海師范大學聘為大學教授，他的名字被列入上海師大的教授名單。消息稱，生產一線工人當上大學教授在上海尚屬首次。

其實，這種現象在全國也不多見，高級技工的“上海待遇”值得關注，上海的這一做法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高級技工是我們社會的一種稀缺資源。不管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其他類型的企業，對高級技工可謂達到了“渴求”的程度，對高級技工的爭奪甚至形成了企業競爭的另一個戰場，這是市場競爭使然，也是資源優化配置的內在需要。

以前，高級技工被淹沒在車間里，能力沒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對社會來說這是一種資源浪費。在市場體制不斷完善的時候，人才的流動開始頻繁起來，高級技工的價值就得到重新發現。不少企業在某一行業里立足，并能與一些傳統的國有大企業抗衡，其“武器”之一就是靠他們從對手那里挖來了高級技術人才，包括高級技工，他們在新的企業里獲得了以前在國有企業中無法比擬的報酬，價值得到充分實現。

我們知道，包括上海在內，師徒相傳，“絕活傳代”，曾是傳統工藝得以保留的途徑。但是，身懷絕技的名師，卻因文化、學歷的限制，被擋在學校的門檻之外。這樣，很多傳統絕活，得不到有效的傳播，面臨失傳的危險。絕活失傳，對社會來說，可以說是一種文化傳承的中斷，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文化“自殺”。而上海通過把“師傅帶徒弟”的傳統做法發揚光大，確實是挽救瀕臨失傳的文化和技藝、挽救“國寶”的好方式。

高級技工的短缺已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李毅中日前在中央企業人才工作會議上就談到，目前中央企業高級技師只占工人隊伍的0.16%。中央企業人才隊伍的現狀不容樂觀。他提到，目前存在的問題包括，人才觀念比較滯后，在人才的培養、吸引、使用和激勵上思想不夠解放，措施不夠得力，缺乏一批具有專門技能的高級技師。同時他還提到，市場配置人才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沒有充分發揮，科學合理的人才評價和激勵約束機制沒有形成，論資排輩、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等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

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制約了企業的發展，而且制約了人才的發展，對社會是一種損失。對于高級技工個人來說，能夠把自己的技能充分發揮出來應該是其理想和追求。而當體制機制出了問題，自然就會抑制個人能力的發揮。北大周其仁教授一直在說，人力資本是個人天然的產權，并且只能由其天然的所有人控制著這種資產的啟動、開發和利用，當這種產權束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被限制或者被刪除時，產權的主人可以將相應的人力資本“關閉”起來，以至于這種資產似乎從來就不存在，“出工不出力”，即便是絕對的權威發威風，也拿他沒辦法。技能，專長和生產知識這些要素無形無影，非常復雜。但他有一個特性，就是千方百計找機會實現自身的價值。一旦有這樣一個體制和機制，有這樣的環境，人力資本就會往需要的地方流動，這時無須扣上“不愛國、不愛企”的帽子，也無須阻攔，想通過行政的手段、做思想工作的手段并不是一個好的途徑，畢竟“人力資本天然的產權是屬于他”。對于企業來說，只有創造更好的環境吸引他，留住他，或者像上海這樣通過立法的形式給他們創造良好的法治環境，給他們實現價值提供一個新的渠道，得到社會另一種形式的補償，比如，上海師大就承諾給予李斌最高級教授的待遇，按標準，年薪可達20萬元。這樣，既利個人、企業又利社會，因為這樣的師傅將在實踐中帶出更多的“徒弟”，給社會輸送更多的高級技工，從整體上紓解社會需求的矛盾和瓶頸，將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