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包公》演繹清廉拒饋，省紀委領導親臨拍攝現場。5月20日，央視網連續發布了兩段時長分別為15秒、30秒的《千年包公》宣傳片。這兩段宣傳片將包公稱為中國良吏賢臣的代表，“一身正氣，兩袖清風，鐵面無私，執法如山。”
2016千年包公《清心直道》觀后感【1】
千年包公第一集《清心直道》介紹包拯清正廉潔剛正不阿個性形成的原因;通過包拯家訓以及包氏后人對他的懷念，突出包拯清正廉潔家風對世人的深刻影響。
包拯，宋仁宗時任監察御史，公正廉潔，執法不阿，謚號孝肅，民間有“青天”之譽。他在家訓中告誡子孫，今后當官，若犯有貪污受賄劣跡者，一律不準放歸老家，死了以后也不得葬于祖墳，不照我家訓辦事，便不是我的子孫。而且交代兒子包珙，要將此家訓勒石碑，豎立于堂屋東壁，借以告誡后世。前后51字，字字鏗鏘，殷殷可鑒。包拯的家訓是一個個標尺，不僅對子孫，亦對后世官吏有垂范之效。
第二則是司馬光的《訓儉示康》：“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于名，但順吾性而已。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曰：‘孔子稱……光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
司馬光是宋代著名的史學家、政治家，所著《資治通鑒》影響后世已近千年。上文是他給兒子司馬康的家訓，教育兒子要以儉素為美，不要以奢靡為榮，其親切的筆調、樸實的話語，娓娓道來，說的是個人志向，批評的是奢靡風氣，令人信服。
司馬光早在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經歷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在神宗朝編就《資治通鑒》。到哲宗朝時，由高太皇太后聽政，將司馬光召入京主持國政，為相八個月病死在任上。后追封為溫國公，史稱司馬溫公。作為一個史學家，司馬光對歷朝歷代帝王官吏的奢華或是儉素，對朝政、對社會風尚的影響，是十分清楚的，在其著作中均有清晰的評述。僅就家訓而言就可看出他主張“以儉素為美”，這也是他告誡子孫為官清正的箴言。
奢華必導致衰敗，唯以儉素，才能立德，才能得民心，順民意，才能興邦。
時下重提家訓、家規、家教，是件有獨特意義的事情，不僅對黨政干部，而且對普通家庭教育同樣有現實而深邃的意義。因為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訓、家規、家教傳承的是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美德，這種歷史的沉淀和傳承是無言的教育，無字的典籍，無聲的力量，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人們的價值觀。若細胞的基因是健康的、高尚的、美好的，那么構建成的社會基因也就是健康的、高尚的、美好的、能拒腐蝕的。
從家風家教做起，家家都繼承弘揚傳統美德，那就能成為促進社會和諧、人人積極向上的動力，功莫大矣!
2016千年包公《清心直道》觀后感【2】
觀看千年包公《清心直道》，則是包拯家訓，告誡子孫要清正廉潔。
家風是一個家庭或家族長期以來形成的能影響家庭成員精神、品德及行為的一種傳統風尚和德行傳承。在中國歷史上，貪官污吏不計其數，也有不少賢臣廉吏，但稱得上鐵面無私的清官，被人第一個想到的，便是包拯。包拯晚年，家里立了一塊石碑，上刻家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原文共有三十七個字。在家訓后面又寫道：“仰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詔后世。”
一、包拯家訓，清風留名
包拯清廉為官和對官員操守的看重是有口皆碑的，因此，他才有底氣立這樣的家訓。不難看出，包拯家訓最起碼透視出三層涵義：
(一)清心直道、嚴于律己。公元1040年，包拯由天長縣調任肇慶知端州。肇慶盛產端硯，當時權貴大臣都以家中存有幾方端硯為榮。而肇慶的歷任知府都為了討好上司而向民間工匠和作坊無償索取比進貢數量多幾十倍的硯石，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可包拯一來，立刻下令定額進貢端硯。而他自己，直到離開肇慶，也不曾帶走一方端硯，甚至把平時在公堂上用過的端硯都造冊上交了。民間還有一段傳說：包拯乘船離開肇慶的那天，忽然狂風大作，烏云滿天，波浪翻滾，船只不能前行，包拯大驚，立即命隨從仔細搜查船艙，看看是否有非分之物。隨從都清楚包拯的脾氣，趕忙拿出一塊用黃布包著的東西，戰戰兢兢地雙手送到包拯的面前，說是肇慶父老臨別時贈送以表心意的，包拯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方雕刻精致的端硯。包拯雖然十分喜愛，但還是認為不能帶走，于是二話沒說便把它扔進洶涌澎湃的西江。說也驚奇，江面立即風平浪靜，陽光普照。而后，在包拯擲硯的地方，還慢慢地升起了一片綠洲，后人就把它稱為“硯洲”。包拯在廬州府做官的時候，有個親戚犯了法，被人告到官府。包拯依法處理，照樣打他一頓板子。有些親友本來想利用包拯做靠山，胡作非為，這一來，他們再也不敢為非作歹了。
(二)執法如山、鐵面無私。包拯剛調到京城做官時，許多皇親國戚和權貴大臣無法無天。有個張堯佐，憑侄女在宮內當貴妃的關系，竟同時擔任了三司使等好幾個重要官職。包拯認為他的才能不適宜擔任三司使，更不適宜同時擔任幾個重要官職。于是，他一連寫了五道奏疏，彈劾這個既有后臺、又有權勢的大人物，為此，在朝堂上竟和宋仁宗當面爭吵起來。在包拯的再三反對下，宋仁宗只好免去了張堯佐的兩個官職。這天，包拯接到皇帝圣旨，派他到陳州去處理奸商“趁災打劫”的大案。原來，當時，陳州久旱無雨，田野荒蕪，顆粒無收，民不聊生。不想天災之上更加人禍，一些奸商竟喪盡天良，把糧食囤積起來，投機倒賣，甚至借機敲詐勒索，弄得地方怨聲載道，百姓流離失所。包拯義憤填膺，決心查個水落石出，嚴懲首犯。可是，調查中他發現奸商中最猖狂者，是當今皇上的二國舅。他沖破各種阻力，鍘了龐玉。陳州百姓奔走相告：“包青天連國舅也敢鍘，真是執法如山、鐵面無私啊!”從此，任何皇親國戚和權貴大臣，都無法在包拯那里走門路，通關節。
(三)深察民情、為民請命。《宋史?包拯傳》記載59歲的包拯到了開封府后的第一舉措，就是改革訴訟制度。在北宋，平民要告狀，得通過“門牌司”層層上遞案件，刁滑的小官吏也就利用這個機會訛詐百姓。包拯到任后，規定衙府大開正門，裁撤門牌司，告狀者可以直接接觸辦案官員，使“吏不敢欺”。有一個大官僚叫王逵，在擔任荊湖南路轉運使時，大肆剝削和壓迫百姓，逼得百姓逃亡山中。后來，他調任江南西路轉運使，繼續殘害百姓。包拯了解情況后，非常氣憤，立刻上疏彈劾。兩道奏疏上去，朝廷并沒有罷王逵的官，反而調他做了淮南轉運使。包拯又上第三道奏疏，進行彈劾。后來，王逵又轉任江南西路轉運使，疑心地方官卞咸告發他，就打擊報復，暗中指使人誣告卞咸，一下子關押了五六百人，制造了一大冤案。包拯又接連上了四道奏疏彈劾王逵，并義正辭嚴地質問朝廷：“難道朝廷竟忍心讓一個地區的百姓，聽任王逵去殘害嗎?”在包拯的七次彈劾下，宋仁宗不得不免去了王逵的官職。
二、良好家風，德行傳承
包拯為官清廉，一生儉樸。雖身居高位，但衣食住行都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家訓十分嚴厲，且言簡意賅。這樣簡單的家訓到底有沒有效果呢?包拯的子孫后代到底有沒有讓他失望?這確實也是歷來人們都關心的話題。
包拯家訓影響后人。包拯去世時，家里人丁并不興旺，其兩子兩女都英年早逝，不少人懷疑是清貧所致。而包拯子孫后代中雖再沒有出過包拯那般的國家重臣，但官德官聲都極好，這不能不說是其良好家風家訓所致。長子包?，19歲時娶當過三朝宰相呂蒙正的外孫女崔氏為妻，婚后第二年便病故離世。當時，包拯已經55歲，老年喪子，悲痛至極。幸好包?死后，崔氏生下遺腹子文輔，包家香火總算斷而復續，但不料文輔只活了5歲，又蓓蕾凋零。二子包?5歲時，包拯病逝，宋仁宗前往吊唁，發現唯一的兒子還是一個5歲的小娃娃，且家中擺設和孩子的打扮極其簡樸，禁不住一陣心酸，賜給包家許多財物，并欽封包?為太常寺太祝。
后來，崔氏為包?改名為包綬。因為蔭補而官職一直升遷的包綬身處溫室卻未退化，虛心好學、嚴于律己，特別是遇事不隨聲附和、人云亦云，愛恨分明的舉動十分酷似包拯。在之后的為官中，包綬被評價為“包拯之后，唯綬一身，孤立不倚，能世其家，恬靜自首，不茍求進”。宋徽宗崇寧四年十月，包綬調任譚州通判，卻不幸在途中身染重癥，撒手歸西，終年47歲。包綬官至六品，就仕途上雖不及其父包拯，但“生平清苦守節，廉白是務，遺外聲利，罕有倫比”，官品比其父絲毫不差。包綬死后，行李中除了任命狀、書籍、文具、著述之外，找不到任何一件值錢的東西。人們都無法相信，這個5歲被賜為“太常寺太祝”，后來又掌管大內珍寶，仕至六品的達官貴人，與世長辭時衣袋里只找出46枚銅錢，當時就有人猜測，包綬的死，極有可能是連病帶餓而死。
包綬死后，沒有葬在包拯家訓中提到的“大塋之中”，原因不是因為做了貪贓枉法之事，而是因為包綬的兒女均未成人，一家老小只有依靠官府和姑丈接濟度日，沒有辦法把包綬的遺骸從黃州運回合肥。直到16年后，包綬的兒子包耆年、包景年都已成家立業，經濟稍有好轉，才把父親包綬的棺骨從湖北運回，葬入合肥大興集的包氏大塋之中。而且棺木直接埋入土里，與平民葬式沒有兩樣，隨葬品大都是隨身攜帶的日用品，如果沒有墓志銘，也許并沒有人知道這座墓中竟然會葬著包拯的兒子。
而包拯的孫子包永年，是包公大兒媳崔氏領養的包家族侄，后來也官至正七品的宣教郎，任崇陽縣知事，“凡厥蒞官臨事，廉清不擾”，期未滿而病卒，終年41歲。死后，清理他的財物時，發現“了無遣蓄”，喪葬費用還是兩位堂弟資助的。包永年的墓也只是土坑木棺，隨葬品是依當地風俗放置的瓷碗、瓷缽、銅鏡，墓志也就一塊石碑。這樣的墓葬，不但不像是官宦人家的墓葬，連富裕些的百姓也不如。
三、家風淳正，政風清廉
包拯子孫的事跡讓人看后十分感動，他們用清貧的一生續寫了包拯家風，以清廉之德告慰先祖。包拯家訓對包氏家風的形成和延續，以及對歷朝歷代官員的示范引領效應是積極有益的。由此可見，官員家庭一旦形成良好家風，就會成為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不僅能涵養自身官德，還能使家人子弟和后世子孫在耳濡目染和潛移默化中繼承其優良品德和優秀傳統。
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良好家風家訓則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的文明進步關系到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自古以來，“家和萬事興”深深根植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中。家風正，則民風淳;家風正，則政風清;家風正，則黨風端。國家的長治久安，社會的文明進步，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全體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優秀的家訓家風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道義、家庭責任，營造勞動光榮、創造偉大的社會氛圍，培育知榮辱、講正氣、作奉獻、促和諧的良好風尚。家風源于我國古代鄉土親緣社會，也就是傳統的家庭教育，包括傳承價值觀、倫理觀與道德觀，也包括傳承的基本習俗與規矩。優良的家風家訓其終極目的就是達到“家和”，達到“萬事興”，達到家族的世代繁盛。因此，家訓的關鍵往往是在家庭中強調尊老撫幼，成員間互為體諒，坦誠以處，包容信任，而禁忌猜疑、抱怨甚至指責。家訓側重點是對下一代提出的嚴格要求，希望下一代能尊奉之，踐行之，并傳承之。
中華民族自古就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安世之道。千百年來，中華優秀文化通過一代代家庭長輩的言傳身教和家風傳承，深入到每個中國人的血脈中。家風家訓作為傳承中華文明的微觀載體，以一種無言的教育，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地影響著人們的心靈，對涵養具有直接作用。中國的家訓文化歷史悠久，最早萌芽于五帝時代，明清達到鼎盛。據《中國叢書綜錄》所列書目記載，我國古代公開出版的家訓有120多種，包括《朱子家訓》、《章氏家訓》、《顏氏家訓》、《錢氏家訓》等流傳至今，是中華傳統文化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歷代都有一些著名人物，他們在各自的家族中都制定了極為嚴格的家法家規、家訓家風。
彈指一揮間，1000多年過去了。但在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的中國，包拯一直受到歷朝歷代不論為官還是為民者的普遍敬仰。其家風家訓并沒有過時的跡象。強調，“千千萬萬個家庭的家風好，子女教育得好，社會風氣好才有基礎”。家風是一個家庭的精神內核，也是一個社會的價值縮影，良好家風和家庭美德正是在現實生活中的直觀體現。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風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和影響著社會之風。隨著社會進步的加快，人口流動也隨之加快，家族在縮小，家庭被分散，孩子在外上學，父母在外工作，這些都讓家庭的觀念和影響弱化了很多。而正是因為這樣，家風才更應該被放在臺面上來。讓家風團結家庭的每個成員，正如國歌一樣，每次唱響都能讓我們找到力量與共鳴;正如校歌校訓一樣，每次提起都讓我們親切感慨。家風也正是這樣，在偌大的地球上，無論你在何方，讀起家訓就是溫暖與信念。同時，家風傳遞道德理念、處世法則，即使稚兒在外，也能依家訓不受外界所惑。如果一個人從小就受良好家風的熏陶，那么在生活處世上則會有“法”可依，堅守內心。《梁啟超家書》、《曾國藩家書》與《傅雷家書》并稱我國“三大家教典范文本”，三人的子孫也個個成才。如今，當我們言稱給予孩子所有的愛時，有誰會拿出時間和精力給孩子寫上一本家訓?愛不是吃喝玩樂，而是指明道路，給孩子制定家風家訓，給予他們最初的信仰，道德的傳承比金錢的傳遞更為重要、更加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