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黨支部：

金秋十月，中國的依法治國進程迎來重要時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為加快建設進行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

法治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大力建設法治中國，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擔當的時代使命。

解決中國的問題，關鍵在黨。黨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國家治理體系必須現代化——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利明說：“無論是破解難題、化解矛盾、凝聚共識，還是激發動力、促進和諧、推動發展，只有更加自覺并善于運用法治——這個集中體現現代化治理本質要求的思維和方式，才能在法治軌道上尋求制度化解決之道。”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

“國家治理必須通過法制化才能定型精細化，增強執行力和運行力。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張文顯認為，黨的政策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進一步成熟后，通過立法程序將其上升為法律，用憲法法律加以確認、完善和定型。

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國家治理能力必須提升——

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黨*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

依憲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保障。要把憲法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與保障，強調法治思維，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強調憲法的教育與普及，形成社會共識與凝聚力;強調憲法確立的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實現社會正義。

此致

敬禮!

匯報人：×××

××××年××月××日

敬愛的黨支部：

反腐不避政治局常委，這種超常規、超期待的大動作，表明執政黨在對待黨紀國法與至高特權的關系上，選擇站在了維護法治的堅定立場，蘊含著執政黨執行黨紀國法的嚴肅性、權威性和絕對性，體現出中共執政決意走上法治軌道的強大決心;而在中央委員會上專題研究依法治國，這在黨的歷史上尚屬首次。

××××年××月××日，世界再次為中國“震撼”。這一天，*決定對××立案審查，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大老虎”終于浮出水面;這一天，*政治局決定××××年10月在北京召開十八屆四中全會，主要議程是“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兩件大事，其實都關乎同一個話題，那便是法治。

反腐不避政治局常委，這種超常規、超期待的大動作，表明執政黨在對待黨紀國法與至高特權的關系上，選擇站在了維護法治的堅定立場，蘊含著執政黨執行黨紀國法的嚴肅性、權威性和絕對性，體現出中共執政決意走上法治軌道的強大決心;而在中央委員會上專題研究依法治國，這在黨的歷史上尚屬首次，它更加表明執政黨對法治建設的高度重視，對中國的現代化轉型而言，無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歷史性意義。

不過，在贊賞這種超常規動作的同時，亦應看到，中國現行法律從未規定可以對任何層級的高級*法外開恩。僅從法律來看，這至少沒有超越法律的常規，這種超常規更多指向政治慣性和普遍的社會觀念。

中國具有數千年的人治傳統，求索法治的道路崎嶇曲折。十八大以來，從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到“建設法治中國”，從新法治十六字方針到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執政黨力行法治的思路與部署清晰可見。更為可信的是，這種矢志法治的決心在很多領域開始得到踐行，諸如反腐“有案必查”對法治原則的兌現，廢除勞教對于法治精神的捍衛，司法改革對于法治理念的汲取等等，都預示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站在了新的時代起點。

中國共產黨對于依法治國方略的不渝信念，源于對法治求根治本優良本質的認同，源于對時代中國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省察，也源于對治國理政歷史規律的把握。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并不是最優的統治方案，但卻是現實世界中所能找到的“最不壞”的方案，因為法治優于“一人之治”和“少數人之治”。無論是破解改革中的阻力與障礙，還是擺脫既得利益的束縛與干擾，無論是走出絕對權力的腐敗定律，還是步入權利神圣的時代殿堂，都需要法治在更縱深的層面落地生根。當前，中國正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區”，各種復雜的矛盾糾紛和利益沖突逐漸顯現，權力的失范與社會治理的失效不斷挑戰社會公平，與各種“治標”的方式相比，只有法治才是求根治本的良方。選擇法治，堅定地推進依法治國方略，中國夢的實現便有了堅實的根基。

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議題，必將勾畫出未來法治中國的發展藍圖，寄托著華夏兒女百余年來追求現代化的綿綿厚望。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治建設已經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法律體系已經建成，形式法治的構建更加完備。立足于這種現實基礎，中國法治建設正處于從形式法治向實質法治的轉型階段。

這種轉型的一個重點和難點，在于司法機構的獨立化運作。十八大以來，審判獨立成為司法改革的重點關鍵詞， xx和最高法均多次提到“要確保審判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年××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時，就提出“要確保審判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其后，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等多個場合，最高法院院長周強也多次談及“審判獨立”。而今年以來，審判獨立的提法更加密集集，最高法院*在公開場合提到司法改革時幾乎都會提及審判獨立。有專家分析審判獨立將是司法改革方向，還有人解讀為中國正在走向司法獨立。

欲讓法治真正成為黨的執政方式，成為政府的行政方式，成為全民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沉淀下來的心理、習慣與傳統，還會呈現出諸多文化層面的阻力。由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也更加呼吁頂層設計，更加要求系統配套，更加強調知行合一。

法治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剛開始的構建需要所有側重。不同國家基于不同的歷史傳統和現實狀況，選取不同的方向作為法治著力點，進而分化出不同的推行實質法治的進路。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主要采取的是一種“司法中心主義”進路，強調法院對法治的捍衛、發展功能;以德法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則主要采取“立法中心主義”進路，強調制定法的權威與規則效力，立法機關而不是司法機關構成法治大廈的“拱門石”。中國的法治走的也是一條“立法中心主義”的道路，將“有法可依”作為法治系統的首要前提，通過在經濟、行政、社會領域急速立法，最終確立起治國理政的規則框架。

此致

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