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最大的亮點在于穩與進之間的再平衡上。相比2016在穩增長上傾斜更多資源,2017年最大的變化或將是政府在改革上的提速。以下是為大家分享的2017政府工作報告亮點，供大家參考借鑒，歡迎瀏覽!

2017政府工作報告亮點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3月5日上午9時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預計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左右，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同時要在去產能、去庫存、降成本、國企改革等多項領域取得突破。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有哪些亮點?2017年的經濟走勢將會如何?如何理解6.5%的GDP目標增速?金融風險是否能得到有效管控?房地產行業后市如何?人民幣匯率將有怎樣的表現?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各位專家對以上各方面進行了深刻的解讀。

IMI副所長、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涂永紅：民生放首位，不重增長重就業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的一大亮點是，將民生放在首位，將就業、醫療、環保等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滿意度的問題作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制定經濟增長目標時不再追求過高的速度，而是立足于就業。6.5%的GDP增速目標是高還是低?衡量的標準很明確，那就是要解決1100萬新增就業問題。理論上講，要實現這一經濟增長目標，必須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共同發力。當前主要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動輒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措施，中國出口增長難度較大，這就意味著消費和投資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由于在引導消費和刺激投資方面，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有效，必須更多發揮財政政策的積極作用。應該進行力度足夠的減稅減費，降低企業的成本，提高企業的投資意愿，將投資率從個位數恢復到兩位數，煥發投資引擎功能。還應該進一步完善醫療養老保障機制和轉移支付機制，降低居民家庭的被動儲蓄率，盡快釋放出消費傾向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動能，穩固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

IMI學術委員、IMF亞太區原副總裁曾頌華：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將在2020年到2025年之間出現

一些研究表明，中國即將跨越劉易斯拐點。這是一個國家從勞動富余轉向勞動短缺的時間點。最近的IMF的研究發現，根據目前的趨勢，劉易斯拐點將在2020年到2025年之間出現。亞洲“四小龍”曾經面臨這一轉型，并最終擺脫“中等收入陷阱”。通過改革和企業家創新，這些經濟體轉型成為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的提供者，也證明了勞動短缺經濟將擁有更高的工資水平，這些經濟體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高收入經濟體。中國也可以通過在“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中強調過的全面改革來應對這一轉變。

在短期內，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將對地區和世界的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特別受影響的是那些與中國有密切聯系的國家，它們要么作為全球價值鏈的一部分，要么主要滿足中國的最終需求。但隨著中國向價值鏈上游移動，低附加值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將不斷縮減，這會為低收入國家帶來機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以消費和服務為增長動力的轉變也為貿易伙伴提供了機會，這些貿易伙伴可以抓住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提供的新市場。未來中國將會有越來越多高收入的消費者，那些針對這部分人需求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將因此獲益。

IMI學術委員、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鄂志寰：基建投資和政府開支將成為穩增長的主要動力

內地經濟在筑底回穩的同時，仍然面對一定的下行壓力，特別是內地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正處于關鍵階段，房地產市場逐步降溫，增加基建投資的建設和政府開支成為了穩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總體來看，2017年內地當局的政策回旋空間較大。

政府工作報告表示，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赤字率維持于3%的水平，并繼續發行地方政府置換債券。未來，財政政策料將透過兩大方面來支持經濟：一是進一步落實并完善減稅降費政策;落實和完善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政策;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今年由四檔稅率簡并至三檔，進一步減輕企業稅收負擔。二是推廣PPP模式，進一步放寬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市場淮入，運用PPP模式加強城市地下綜合管道等薄弱環節建設。積極推進供水、供氣、供熱等價格改革，完善財稅配套政策，建立合理回報機制。2017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59,552億元，支出187,841億元，差額為28,289億元，相當于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8%，較預算財政赤字目標21,800億元，增加6,489億元。必須注意財政赤字不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相減得出的結果，還要考慮使用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從政府性基金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調入資金、動用結轉結余資金等因素。2017年，上述6,489億元為全國財政調入預算穩定調節基金和其他預算資金，以及動用的結轉結余資金，沒有增加地方政府債務，赤字與預算持平，這亦有助于今年內地達成赤字率的目標。

2017年，內地貨幣政策繼續保持穩健中性，貨幣供應量M2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長目標為12%，較去年的增長目標13%略為下調，但前者仍高于去年11.3%的增幅，而后者則低于去年12.8%增長，相信略為調低貨幣供應量M2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長目標更為配合內地經濟既要穩增長，也要防風險和去杠桿的實際情況。考慮內地經濟正在筑底回穩、生產者物價指數也結束了54個月的下跌、加上需要平衡房地產市場、人民幣匯率和金融穩定等因素，并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強刺激，料減息和降準空間有限，政策重心傾向于去杠桿和防風險，相信未來內地當局會使用各種傳統和創新性貨幣政策工具來加強預調微調，以調節好貨幣閘門，如進行中期借貸便利(MLF)、常備借貸便利(SLF)及逆回購操作時，亦把中標利率上調以防止因貨幣供給過多產生風險。相信未來貨幣政策總體將保持審慎和穩健，并會協調好穩增長、調結構、抑泡沫、防風險等多個目標之間的關系。

IMI研究員張超：“一行三會”的合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實質

整個報告有兩個亮點。第一個是把金融防風險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以前沒有這么看重。從2015年開始從股市、債市到房地產的金融資產泡沫輪動，確實給經濟造成了比較大的負面影響。現在房地產市場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就是資金，資金量非常大，所謂資金“脫虛入實”基本沒有實現。因此預計防風險將會是2017年金融領域的主導思想。

第二個亮點是把互聯網金融的風險提了出來。互聯網金融本身是一個悖論，以前沒有通過網絡平臺作為金融的媒介。互聯網金融剛出現時，大家認為是新興的方向，整個行業也是野蠻式發展，因此出現了非常大的問題，就是資質和監管缺失，任何人都可以參與進來，這就隱含了非常大的風險。

這次報告還有一個應當重點關注的地方，就是關于“一行三會”的問題。目前來看，“一行三會”的合并還不是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從人民銀行內部，到商業銀行壞賬、險資舉牌、券商運營相關等等問題的出現，說明目前中國金融防風險的局勢還十分嚴峻，在這么一個非常敏感的時期下，進行“一行三會”合并是不合時宜的，因為會出現人事的空檔期。不過，“一行三會”的合并不一定要是形式上的。現在已經有了一些變化，比如第一步是人民銀行牽頭開始組織跨部門監管，共同打擊政策套利。而以前則是以促發展為首要目標，就是不斷地搶地盤、爭奪話語權。

因此“一行三會”的合并不在于形式上，而在于與監管嚴格化、趨勢化和貨幣政策緊縮化的協調配合，這也是抑制資產泡沫、防控金融風險的重要手段。所以今年應該看不到 “一行三會”形式上的合并，但能看到監管機構更加協調統一，我認為這實際上對中國金融的健康發展更有效。

IMI研究員熊園：增長底線會守住，目標下調無需悲觀

一、“今年GDP6.5%左右，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意味增長底線會守住，目標下調無需悲觀，仍將表現為L型。

2017年GDP增速目標定在6.5%左右，與市場普遍預期一致，而“在實際工作中爭取更好結果”的表述尚屬首次，并強調“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符合經濟規律和客觀實際，也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相銜接”。如此定位，體現了兩大含義：一方面，對接2020年GDP倍增目標， 6.5%的合理增長底線還是需要守住(雖然未來四年只需6.4%年均增速即可);另一方面，由 2017年“6.5-7.0”下調至“6.5左右”無需悲觀。事實上，包括人民銀行、發改委、商務部、IMF、世界銀行等部門或機構過去兩三月內均對2017年中國和全球的經濟環境相對樂觀。繼續往后看，中國經濟仍將表現為L型發展，即增長可以穩住、不會失速，也不會掉出“合理區間”。同時，也如本次政府工作報告所指出，“我國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仍需增強，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嚴重，一些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較多，地區經濟走勢分化，財政收支矛盾較大，經濟金融風險隱患不容忽視。”

二、地產調控不會放松，但調控力度沒有想象中的緊，今年地產投資增速下滑的幅度和時點會比預想的要好。“開弓沒有回頭箭”。透過報告，沒有看到地產調控會放松的跡象，但也可窺見調控力度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緊，意味著今年地產投資增速下滑的幅度和時點會比預想的要好。

其一，本次報告強調“堅持住房的居住屬性”，并未否定房子的投資屬性，與月初召開的第15次財經領導小組會議的精神一致，即“要完善一攬子政策組合，引導投資行為，合理引導預期，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因此，今年房價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其二，報告指出“目前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仍然較多”，結合剛結束的銀監會新聞發布會上“由于三四線城市存在去庫存問題，銀行在信貸政策上也應予以考慮”的最新表態來看，報告提出的“因城施策去庫存”直接體現為鼓勵和支持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其三，報告指出“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意味著一、二線熱點城市將從供給端發力，土地供給和新房供應都會增加，這也是“引導投資行為，合理引導預期”的體現。

三、“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2017年M2和社融余額的增長目標分別較2017年下調1個百分點至12%”，表明在“脫虛向實”和去杠桿大背景下，貨幣政策邊際趨緊，貨幣供給將有實質性收縮，以債市為代表的“虛”部門流動性將總體偏緊。

一方面，字面上理解，將以往“穩健的貨幣政策”正式修改為 “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屬于順應去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提法。鑒于此前央行行長助理的署名文章和央行2017年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均指出，近年來“部分時段的貨幣政策在實施上可能是穩健略偏寬松的”，2017年貨幣政策雖然中性，實質是邊際趨緊的。

另一方面，從數字上看，12%雖然高于2017年11.3%的實際增速，但與其對標的是2017年13%的目標增速。一般認為，合意的M2增速等于"GDP增速+通脹水平+2%-3%的彈性空間”，目標增速與合意增速的缺口大小可以更好反映貨幣的實際寬松程度。由于2017年通脹中樞大概率要高于2017年，而GDP增速相對2017年只是微降(實際上可能會接近)，意味著2017年M2目標增速與合意增速的缺口將由過去三年5%左右降至2%-2.5%，這說明 2017年貨幣供應將有實質性收縮。考慮到“脫虛向實”和金融部門去杠桿的大背景，以債市為代表的“虛”部門流動性將總體偏緊。

IMI副研究員、民生證券研究院海外研究主管張瑜：今年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擴大的可能性不高

報告關于匯率有三點值得留意。首先，從過去十年的工作報告和當年匯率機制的整理來看，2017年擴大波動區間的可能性不高，從過往經驗來看，報告中明確提及才會有所動作，沒有提及的年份都沒有。2012年報告中“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彈性”，于是當年4月人民幣波動區間擴大至雙向1%;報告中“擴大匯率雙向浮動區間”，當年3月人民幣波動區間擴大至雙向2%。

其次，即便存在匯改時點選擇有所不當的問題(2015年股災后僅兩個月就實行了匯改)，但決策層對于人民幣納入SDR的戰略意義認可度依然很高，總結上一年匯率機制時連續兩年提及SDR，2017年報告中提及“人民幣加入SDR”，今年報告提及“人民幣正式納入”。

最后，現在人民幣貶值壓力釋放高峰已經過去，換言之，人民幣最悲觀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在當下匯率機制穩定運行的情況下，國際化或重回戰略位置，加上今年5月一帶一路峰會的高調召開，人民幣國際化也要配合一帶一路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