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人社部發言人李忠表示，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健全醫療保險穩定可持續籌資和報銷比例調整機制，研究實行職工退休人員醫保繳費參保的政策。要確保待遇支付、實現制度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按照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厘清政府、單位和個人的責任，均衡各方面的負擔，形成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動態籌資和待遇保障機制。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第一期《求是》雜志發表的名為《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于改革》一文中稱，要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改革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合理分擔、可持續的醫保籌資機制，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建立與籌資水平相適應的醫保待遇調整機制。

這并不是樓繼偉第一次提到研究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后，樓繼偉專門就社保改革發表了“十三五”規劃的解讀文章《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

樓繼偉在文章中提出，目前社會保障制度設計和運行還存在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風險隱患不容忽視。首要的突出表現是，社會保險制度沒有體現精算平衡原則，基金財務可持續性較差。

在醫療保險制度的重點改革中，樓繼偉提出應該合理強化醫保個人繳費責任，增強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制度的社會保險屬性。研究實行參加職工醫保的退休人員繳費制度。

不過，退休職工不繳納醫保費是寫入《社會保險法》的，這一政策的改變也需要修改《社會保險法》。“現在政府釋放這一信息主要是在尋求社會共識，‘十三五’規劃建議也只是提出要研究而已，從啟動研究到真正政策出臺還要有很長的路要走。”一接近決策層的專家表示。

近年來，醫療費用大幅增加、醫保籌資增速放緩及人口老齡化這三重因素疊加作用之下，醫保基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收支壓力，很多地區的累計結余都達不到人社部提出的備付“6到9個月”的要求。從累計結余來看，醫保基金的累計結余仍然是上漲的，但增幅在下降。

全國數據不能真實反映各地的情況：廣東等沿海地區勞動力流入省份醫保基金結余較多，一些中西部地區醫保統籌基金已面臨收不抵支的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中西部一個地市級社保局人士表示，近三年來，該市醫保統籌基金年年虧損，現在的累計結余都是過去幾年攢下來的。若要維持收支平衡，醫保基金就要走“開源節流”之路。“開源”的辦法有兩種，一是提高費率，二是擴大覆蓋面。不過，在降低企業負擔的大環境和覆蓋面已超過90%的情況下，采取這兩個辦法的空間很小。

從“十三五”規劃建議來看，研究實行職工退休人員醫保繳費參保政策是政府想到的醫保基金“開源”之策。

實際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去年10月曾表示，社保法中的一些規定與社保改革取向相悖，其中，退休人員不繳納醫療保險費的規定與這一制度的可持續性發展相悖。政府關心的是醫保基金的可持續發展，參保人員關心的則是，政策一旦實施自己需要繳納多少醫保費。

數據顯示，到2015年底，全國退休人員的平均養老金達到了每月2250元，以這一金額為繳費基數，按照當前8%的醫保總費率（單位繳費6%、個人繳費2%），退休人員需要繳納的平均額度為每人每月180元。

由于退休人員已經沒有了單位繳費，可以參照當前靈活就業人員的優惠繳費標準，各地靈活就業人員的標準不同，一般在法定費率和法定繳費基數上可以打一部分折扣。這樣算來，按照2015年標準，退休人員平均繳費額可能為每人每月百元左右。當然，具體要交多少醫療保險費，要根據政策具體規定和政策實行當年的退休人員的平均收入水平來定。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珍認為，隨著老齡化所帶來的老年人口增多和醫療費用增加，醫保基金的開源是必須做的事情。但必須考慮到我國老年人收入水平等問題，下一步不能再繼續降低老年人的收入。

另據了解，在最近幾年，由于人口老齡化和醫療費用的快速上漲，醫療保險基金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收支形勢。國際上有研究證明，老齡化并不直接導致增加醫療費用，只是增加了護理費用。在中國卻有所不同：老年慢性病住院率提升和藥費占比過高，是醫療總費用增加和醫保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清華大學醫療服務治理研究中心最新的一項測算顯示，中國的衛生醫療總費用增長在進入老齡社會之后快速增長，具有指數式增長的趨勢。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國醫療衛生總費用將由目前的3萬億增長到2040年的273萬億，這將對財政、醫療保險基金和個人帶來不可承受的負擔。

清華大學的該項預測稱，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缺口將出現在2024年，倘若加入人口老齡化、一次性躉交等因素，醫保基金收支缺口將在近期出現。

現實情況是醫保基金面臨著“開源無望”的局面。受訪專家認為，即使征收退休人員的醫保費，每年不過幾百億的收入對醫保基金來說也是杯水車薪。政府能做的和正在做的只能是通過控制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即控費）來實現節流。

清華大學醫療服務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說，向退休人員征收醫保費只是實現醫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次優選擇，最優選擇應該是通過建立醫療服務綜合治理機制，合理控制醫療費用增長率。楊燕綏說，控費并不是要降低醫療費用，而是要基于健康大數據建立與人均GDP相掛鉤的人均醫療費用增長率指標，從不合理的醫療費用中擠出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