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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陜西科技大學教務管理系統相關新聞推薦

為全校師生講思政課,是黨委書記的職責,也是開展師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徑。但這堂思政課,卻是省委組織部、省委教育工委的“命題作文”,要求結合本校實際并從小處入手、大處著眼,還要制作成一節課的錄像。我一直以為,發揮主渠道作用,切實做到“三進”,進教材、進課堂相對容易,真正做到進頭腦,才是思政課的重點和難點。解決思想認同和理論武裝問題,首先要進耳朵,聽得進去,也就是要有抬頭率,而要做到這一點,通俗易懂、同頻共振是前提。

我平時在學校作報告,很少拿稿子,自己拉幾頁紙的提綱,師生一般都聽得高興。平心而論,盡管效果還不錯,但口語比較多,真要錄像,在更大范圍內播放,確實成了我的心病。為了講好這堂思政課,我和搞宣傳的同志們商量,確定了學校這幾年凝練并傳承、發揚、光大“三創兩遷”大學精神的主題,自己認認真真熬了幾個夜,寫了下面的稿子。

書面表達和口頭語言本來就是兩回事,并且為了滿足40分鐘的講課要求,就不得不把一些細節性的語言刪掉了。再加上對新媒體相對生疏,在鏡頭前總是拘謹放不開,失去了平時講話的隨意和生動。課程錄好,宣傳部的同志讓我審查,我說我不看了,讓他們把關。不是我不負責任,而是我覺得自己雖然完成了任務,但肯定與自己一向倡導的通俗易懂、平白淺近的文風相差很遠,實在是自己不敢再看。現將自己所寫的講稿發出,雖然知道這非口頭語言而是書面表達,離生動活潑有很大距離,但我聊以自慰地想,這總會比錄像效果好一點吧。

但愿能如我所愿!

??陜西科技大學黨委書記姚書志

一、從“一二三”到“三二一”

在2016年12月召開的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借用朱熹所說的“月映萬川”,來闡釋高校的校訓和傳統同的內在要求一致性問題。我理解,“月映萬川”的“月”,就是,“萬川”就是全國2900余所普通高等學校。所謂“月映萬川”,就是說,應該照射到所有學校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各個學校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應該反映出的光輝。

具體到陜西科技大學,我們2006年底全校從咸陽整體東遷西安,最主要的就是為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2007年教育部本科教學水平評估。在迎評匯報會上,我校用扎根西部、自強不息、艱苦奮斗的奉獻精神,來總結一代代陜科大人的精神風貌,以“一次劃轉、兩次搬遷、三次創業”的“一二三”來概括我校波瀾壯闊的辦學歷程。這個視角打動了評估小組的所有專家,我們學校獲得評估中的最好成績??優秀等次,極大地鼓舞了全校師生。

特別令人難忘的是,評估專家組組長、吉林大學原副校長趙繼同志在意見反饋會上,既高度肯定了學校的辦學成績,也推心置腹地指出,陜西科技大學從北京到咸陽、從咸陽再到西安的辦學歷程中,財產損失、人員流失都是巨大的、慘痛的。再加上學校原來是全國輕工業院校的“龍頭老大”,又錯失了進入“211”院校的良好契機。從經費投入上來看,建校時國家很窮,沒有資金支撐;西遷咸陽時,人心不穩,上級投入有限;成為劃轉院校后,受制于陜西省高校多、財力有限,東遷西安基本上全靠銀行貸款建設新校區。盡管如此,但從整體上看,陜西科技大學的每一個關鍵歷史節點,一直和新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節點基本都是吻合的,可以把發展歷史濃縮為創業史、搬遷史、劃轉史。創業尤難,搬遷次之,劃轉是偶發因素。以“三次創業、兩次搬遷、一次劃轉”的“三二一”提法,來概括學校飽含艱辛又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可能更為貼切。現在回想起來,專家的意見眼光獨到、思慮深刻。從此以后,學校各方面在對外介紹情況時,基本都采用“三二一”的提法,說明這個提法在學校上下已經達成了思想共識。

那么,我們所習以為常的“三二一”的提法,也就是“三次創業、兩次搬遷、一次劃轉”的內涵,究竟是什么呢?

學校1958年創建于首都北京,時名北京輕工業學院,隸屬于原國家輕工業部,是新中國第一所輕工高等學校,這是學校的第一次創業。1970年,國家高等教育戰略布局調整,學校與其他20余所高校一樣,都遷出北京,史稱“京校外遷”。我們西遷至陜西咸陽,更名為西北輕工業學院,這是學校的第一次搬遷。伴隨著西遷,學校開始了在非省會城市,歷時36年之久艱難的第二次創業。可以說,第二次創業成績是巨大的,尤其是1978年,學校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88所重點院校之一。1998年,國家高等教育布局再次作出重大調整,西北輕工業學院由原輕工業部劃轉至陜西省,實行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為主的體制,這就是“一次劃轉”。2002年,經教育部批準,學校更名為陜西科技大學。2006年,為了適應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需要,學校再次東遷至西安市現在的地址,這也就是第二次搬遷,并隨之開啟了第三次創業。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從西部大開發、高等教育東西布局總體平衡的高度,對西安交通大學15位老教授來信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西遷精神。我們學校發展史中的第一次搬遷,就是在咸陽認認真真開始了第二次創業,沒有像大多數“京校外遷”院校一樣,于改革開放后又整體回遷北京,而是按照國家布局安排,切實扎根西部,留在了陜西。基于這個事實,陜西省委把我校也確定為西遷群體的光榮一員。我校將每年的3月30日設立為西遷紀念日,既是要記住這段特殊的歷史,記住那批西遷人,也是為了發揚光大西遷精神,更是回信精神,建設和發展好這個有著姓黨、愛國、為人民光榮傳統的學校的具體舉措。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在我校“三次創業、兩次搬遷”的辦學歷程中,所謂“三次創業”指的是在北京、咸陽、西安三地的辦學實踐,所謂“兩次搬遷”指的是從北京搬到咸陽、從咸陽搬到西安這兩段歷史事實。辦學地點的變遷勢必帶來時間空間的交叉和人物事件的重疊,給代際劃分帶來了一定困難。有的是在北京第一次創業時期的師生(1958-1970),比如潘津生教授,他們從北京搬遷到咸陽,參加了在咸陽的第二次創業,那么,他們既是第一次搬遷者,也是第一、第二次創業者。特別是學校在咸陽的第二次創業,歷時36年之久(1970-2006),時間長,事件多,人事變換復雜,許多學生的老師,以及學生的學生,都是第二次創業的親歷者、見證人,給這種代際劃分增加了更多的困難。改革開放后在咸陽招收的大學生,比如張美云教授,很多從北京搬遷過來的老師(第一、第二次創業者)都給他們上過課,他們學成畢業留校(咸陽)成了教師(第二次創業者),他們的學生也畢業留校(咸陽)當了教師,也成了第二次創業者,后來老師學生又一起參加第二次搬遷,從咸陽來到西安,都成了第三次創業者(2006至今)。

我常常會驚異于學校和社會上對我校歷史認知上細微的差別。我們自己經常把學校的歷史概括為波瀾壯闊,而2007年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2016年審核評估以及學科評估、學位點評估專家組和平時來校的專家們,在聽到我們對校史的介紹時,更多感受到的卻是艱難曲折。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波瀾壯闊和艱難曲折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表述的不同,這里,我常常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幾代陜科大人歷經三次創業、兩次搬遷、一次劃轉后,我們不但沒有垮掉,反而愈挫愈勇、成就今日之輝煌,支撐我們一直走到今天的,究竟是什么?

我理解,除了黨和國家的支持,還有凝聚陜科大人在艱難中前行、在逆境中拼搏的一種內在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幾代陜科大人堅守并傳承下來的大學精神。那么,這種精神從哪里來?到底是什么?

我想,這種精神源自于學校發展歷程中的一個個鮮活的人和一樁樁感人的事。正是這些人和事,包孕著一代代陜科大人集體的精神和力量,推動著這個學校從低徊走向新生,由艱難迎來輝煌。也是在這個艱難曲折又波瀾壯闊歷史進程中,沉淀下了優秀文化基因,匯聚起了進取向上的文化傳統,形成了大學精神的思想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