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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一】賀優琳：國家應獎勵生二孩 延長產假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元旦起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

在中國實行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退出歷史舞臺，全面二孩時代到來。

輿論認為，這一政策最終落地與多年來民間和學界的推動有關。全國人大代表賀優琳就是其中一員。

自2011年開始，賀優琳連續五年在議案中提出全面放開二孩。“全面放開二孩，越晚越被動。”為了表達自己急迫的呼吁，他在去年議案的標題中特意加上“強烈”兩字。

近日，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賀優琳說人大代表的身份意味著責任和擔當，“我們不能當啞巴代表，也不能當不切實際放炮、說‘雷人雷語’而不做調研的代表”。

★對話人物

賀優琳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中山紀念中學原校長。自2011年開始，連續五年在議案中呼吁全面放開二孩。

我剛開始當代表的時候，有的代表問我說：“賀代表，你想不想連任啊?你提的問題這么尖銳，你會得罪人的”。我說基層代表比例不高，我不僅是教育方面的代表，更是人民的代表。我希望百姓的聲音通過我們這些人民代表反映上去。我們不能當啞巴代表，也不能當不切實際放炮、說“雷人雷語”而不做調研的代表。

談“五提放開二孩”

“開始呼吁時，有人說是和國策唱反調”

記者：去年10月29日晚上，中央宣布放開全面二孩。你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嗎?

賀優琳：那天晚上在新聞聯播之前，我就打開電視開始等待。結果確實放開了，我很開心很激動。那幾天，很多媒體和家庭給我打電話表示感謝。

記者：最初關注到全面二孩的契機是什么?與你的工作背景有關系嗎?

賀優琳：作為教育工作者，我感覺到小學在萎縮，并校的情況屢有發生，還出現了大量剩余的學位。我意識到，這是人口政策出現問題了。

一孩政策施行了30多年，老齡化非常嚴重，年輕人贍養老人的壓力也非常大。此外，還有失獨家庭、空巢老人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時我迫切地感覺必須要放開二孩。

記者：在調研人口問題的過程中，有沒有印象深刻的細節?

賀優琳：各地都出現了用工荒的問題。一些企業主害怕放假和過年，他們不知道假期后有多少工人年后還會回來。企業也不敢接第二年的訂單，怕人手不夠不能準時完工，要違約賠錢。

我調研發現，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并不是因為待遇低，而是因為適齡的青年人在減少。以前，在廣東有大量求職者，求職的人在廠門口排長隊。而現在，各個路口都有“招工”的廣告。

記者：什么時候開始呼吁的?

賀優琳：我在2010年就開始口頭呼吁，從2011年開始連續五年提議案呼吁全面放開二孩。即使在放開單獨二孩后，我依然是不滿意的，這個決策太謹慎了。

記者：這個過程中遇到了什么壓力?

賀優琳：民間對我的呼吁還是比較支持的。但是一開始，我還是感覺到來自一些部門的壓力。比如2011年剛開始呼吁的時候，有些人說是和國策唱反調。

記者：計生部門是否與你有過溝通?你對他們的回復是否滿意?

賀優琳：有的，我跟地方和國家的計生部門都有溝通，國家衛計委有關司局領導也和我進行了直接溝通說明。

但是五年來，計生部門每一次就議案給我的反饋，我都寫的是“不滿意”。比如單獨二孩放開后，衛計委和我聯系說他們還在調研情況，不排除全面放開二孩的可能。我當時覺得政策走得太慢了。

談今年議案

延長二孩產假 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

記者：全面二孩政策已經落地，你認為下一步該做什么了?

賀優琳：全面二孩政策放開的當晚，我確實很高興。但后來看了媒體做的民意調查，我又有點失望。有相當部分的群體對這個政策的反應不熱烈，很多有意愿生孩子的女性已經年過40，而80后和90后對此反應比較冷淡。

因為養孩子成本很高，所以大家寧可不生二孩。以我所在的中山為例，這是一個三線城市，但上個幼兒園一個月都要2000元左右，如果有兩個孩子，就是4000元。這還僅僅只是學費，還有生活、醫療、教育培訓等其他各種費用。

記者：所以你建議呢?

賀優琳：我去年就提出，國家應采取優惠獎勵的措施來鼓勵生二孩，否則全面二孩政策也有可能會遇冷。我建議二孩產假要比一孩產假延長1到2個月。

記者：今年你還會提和人口相關的議案嗎?

賀優琳：會的。我的議案中提了幾個建議，包括延長產假、采取鼓勵和獎勵的政策等。我還單獨為學前教育提了一個議案，呼吁學前教育以公辦為主體，少量高端的民辦學前教育來輔助。

此外，我呼吁創造條件把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0-3歲是一個人大腦開發的最佳時期，3-6歲是接受能力最強的時候，而我們恰恰嚴重忽略了這六年。

回看當年，我們的GDP總量不到10萬億，卻能做出九年義務免費教育的決策。如今的GDP總量67.7萬億，多做三年義務教育不行嗎?關鍵是政府要有擔當和長遠考慮。

談代表履職

不能當“啞巴代表”也不能“亂放炮”

記者：有時人大代表提出的議案沒能獲得滿意的回復，或沒有推動改革。你怎么看?

賀優琳：截至去年的全國兩會，在履職的8年間我提了80個議案。我對于其中1/3是很滿意的，比如全面放開二孩、異地高考等。但也有1/3是不滿意的，比如我提了多年的重新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財稅分配體系等。

但不能因為沒有一個滿意的答復就泄氣。我不會放棄，會繼續提出。我們是人大代表，這是一種擔當和責任。特別是對不滿意的回復，更要和有關部門據理力爭。我曾經和一些中央部委的工作人員在電話里爭吵過，甚至氣得掛過電話。

記者：人大代表的身份對你而言，意味著什么?

賀優琳：人大代表這個身份沒有任何可炫耀的，這是一份責任。我們不僅是兩會開會時的代表，更是全天候的代表，人大代表的責任要在平時體現。

這八年來的閉會期間，我保持著“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習慣，關注所有的新聞熱點和焦點問題。平日里嘴要勤，多問;腿要勤，多走基層。

我剛開始當代表的時候，有的代表問我說：“賀代表，你想不想連任啊?你提的問題這么尖銳，你會得罪人的”。我說基層代表比例不高，我不僅是教育方面的代表，更是人民的代表。我希望百姓的聲音通過我們這些人民代表反映上去。我們不能當啞巴代表，也不能當不切實際放炮、說“雷人雷語”而不做調研的代表。

【提案二】代表委員建議兒童藥品進醫保

這是一個尷尬的現實：目前我國九成藥品沒有“兒童版”，兒童“用藥靠掰、劑量靠猜”;這是一組無奈的數據：我國專門為兒童生產的藥品不足5%，全國專門生產兒童藥品的藥企還不到1%……如何破解“兒童用藥難”引發兩會代表委員的熱議。

尷尬：“用藥靠掰、劑量靠猜” 藥品缺乏“兒童版”

兒童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身體器官和生理功能尚未發育成熟，藥品的使用與成人有很大差別，用藥需要“量身定制”。統計顯示，我國現有6000多家制藥企業，僅10多家制藥企業專門生產兒童用藥;我國專門為兒童生產的藥品不足5%，90%的藥品沒有“兒童版”。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雅安市人民醫院副院長張德明說：“目前，兒童用藥普遍用成人藥品代替，‘用藥靠掰、劑量靠猜’，類似于‘小兒慎用或者酌減’等描述廣泛存在于藥品說明書中，加大了兒童用藥的風險。”

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院長施耀忠說，我國兒童用藥存在超量問題。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數據顯示，我國14歲以下兒童患者的不良反應報告占了10.5%。

應對——創機制、增投入，激發藥企生產活力

“兒童藥研發周期長、成本高、利潤薄，但適用范圍窄、用量小，研發和生產兒童藥需要巨大投入，藥企長期做虧本生意。”施耀忠說。

張德明說，目前絕大部分兒童藥品還未納入醫保，患者更愿意購買醫保中能報銷的“成人版”，兒童藥品市場占有率小，進一步影響了藥企生產的積極性。

施耀忠說，在兒童用藥研究中，審評部門應設立鼓勵兒童藥品研發的“兒科優先目錄”。代表委員還建議，設立兒童用藥專項研發基金，支持高校、科研機構、藥企等成立專門的兒童藥品研發實驗室。同時，建立國家兒童基本藥物目錄，實現兒童用藥的“醫保全享有”和兒童藥品的“醫保暢通行”，通過制定兒童藥品單獨定價和稅收減免政策，調動藥企生產積極性。

【提案三】吳國平：以法定節假日性質定位“帶薪年假”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增強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落實帶薪休假，加強旅游交通、景區景點、自駕車營地等設施建設，規劃旅游市場秩序，迎接正在興起的大眾旅游時代。

3月8日，全國人大代表、無錫靈山文化旅游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吳國平對記者表示，盡管國內旅游產品存在低端化、重復過剩等問題，但國內消費者對精品旅游的需求依然旺盛，未來旅游的發展關鍵在于深度把握消費者的需求。

在今年的政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兩次提到了帶薪休假。結合自身的職業特點，全國人大代表吳國平針對文化旅游行業的發展提出兩個建議，其中一個是《關于進一步落實帶薪休假制度的建議》。他表示，“這也是我近幾年一直關注、跟蹤推進的事。我建議從完善政策法規、監管體系等層面采取強有力措施，讓帶薪年休假制度真正落到實處。”

吳國平表示，自2008年推行帶薪休假制度以來，實施得一直不盡如人意，這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比如：我國的《勞動法》和《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都對職工帶薪年休假權利作出了明確規定，但由于相關規定的操作性不強、剛性約束不夠、監督實施不到位等原因，就使得帶薪年休假成為很多人眼中的“寫在紙上的權利”。

吳國平說，對于此問題的破解之道也必須是一攬子的辦法，但歸根結底還得從法律法規上落實。

比如，通過立法將“帶薪休假”視同為職工應享受的“法定節假日”，以“法定節假日”性質來定位“帶薪年休假”，促使用工單位認識到這是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通過在《勞動合同法》中將“帶薪休假”列為勞動合同的必備內容，強制用人單位制定詳細的職工帶薪年休假安排(計劃)方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