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東西總是歷久彌新，越嚼越有嚼頭勁兒。近期，一年前在全國兩會上提出的“嚴以修身”再度引發(fā)關(guān)注，恰恰說明因為有了群眾的擁護，它的光芒才會始終耀眼奪目。當然，有的人或許會覺得這種概念有點務虛，至少離自己比較遠。其實，那是因為沒有認真對號入座、反觀自省，更沒有站在微觀的角度解剖“嚴以修身”的內(nèi)涵，沒有站在宏觀的角度理解“嚴以修身”的外延。

拿起放大鏡或者顯微鏡，從微觀的角度對照“嚴以修身”，我們其實能夠看到許多平時看不到的問題。就拿筆者自己來說：修身是不嚴的，平時不注意多方面學習領會上級黨委的文件要求和指示精神，思想和理論營養(yǎng)素的補充還不夠及時;用權(quán)是不嚴的，雖然手中無實權(quán)，平日主要是和文字、數(shù)字打交道，但按規(guī)矩辦事的意識還是樹得不牢，先后順序和急緩程度還存在一定的個人傾向;律己也是不嚴的，領導在和不在的松緊狀態(tài)多少有些不一樣，有人問和不問的警覺意識也是動態(tài)變化，沒有始終高標準、嚴要求的“一把尺子量到底”，甚至嚴人寬己。

該嚴的都沒嚴起來，想要實又談何容易。還是以筆者自己為例：謀事是不實的，和古代的謀士一樣，機關(guān)人員的工作本應重在謀事，但我在工作籌劃上卻喜歡隨大流、圖輕松，有些出的謀、劃的策甚至是很虛的應景工程、政績工程，實際意義不大;創(chuàng)業(yè)是不實的，在本職崗位上，沒有踩在前人肩上實現(xiàn)新突破、新跨越的決心和意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懶惰慣性還是有的，偶爾創(chuàng)新一下，也多是形式上的改變;做人是不實的，對組織上和同志間的困難，缺少主動站出來擔當相助的爽直，有時患得患失，在迎合場面時當老好人，缺少為了工作敢于較真碰硬的底氣。

諸如此類，隨便一想就能挑出許多毛病，這不禁讓平時自以為行得端、站得正、過得硬的我出了一身冷汗。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嚴以修身”其實不是一個只管修剪作風問題的簡簡單單的工具，而是一個成體系的方法論，或者說是一種刮骨療毒的藥引。“嚴以修身”作為共產(chǎn)黨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準則，它最主要的作用之一，應該是要引導黨員干部真正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通過眼睛向內(nèi)查問題、刀口向內(nèi)改問題，讓先鋒模范的表率作用更有號召力。

當然，對真諦的領悟不應該隨隨便便就滿足。我們能不能站得離“嚴以修身”遠一點，好把視野再打開一點，從宏觀上看到更寬廣的認知?其實筆者以為，如今的“嚴以修身”和早先的“八項規(guī)定”雖然在字面提法上相去甚遠，精髓實質(zhì)卻相通互融，甚至與關(guān)于改進作風、懲戒腐敗的一系列指示要求同頻共振，可謂殊途同歸，萬變不離其宗。如果把理論體系看作是一個多棱面的立方體，那么，包括“嚴以修身”在內(nèi)的每一個理論觀點都是立方體上的一個點，較大的或較多的相似點聚集到一起，就構(gòu)成了一個棱面，成了對務實工作具有指導作用的務虛理論。

微觀與宏觀是辯證統(tǒng)一的。多從微觀上看“嚴以修身”的點，我們才會對黨員干部的稱謂懷有敬畏感，而不是把它當作炫耀的資本和獲益的工具。常從宏觀上看“嚴以修身”的面，我們才會時常追問自己入黨從政的初心，不至于迷失為人處事做官的方向。如此，我們才能真正把的指示落到實處，“按照‘嚴以修身’要求，深學、細照、篤行焦裕祿精神，努力做焦裕祿式的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