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楊靖宇，楊靖宇21歲參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軍圍困，身負重傷，啃不動樹皮，只能將棉衣里的棉花和著冰雪吞下去充饑。日軍勸降不成，便放亂槍，年僅35歲的楊靖宇壯烈犧牲。
2、狼牙山五壯士，五位英雄，為掩護群眾和主力撤退，毅然決然地把敵人引上了狼牙山棋盤陀峰頂絕路，在子彈打光了的情況下，縱身跳下了萬丈懸崖，用生命和鮮血譜寫出一首氣吞山河的壯麗詩篇。
3、黃繼光，抗美援朝戰爭中，黃繼光舍身堵槍眼的英雄壯舉，激勵和教育了幾代人。他那奮不顧身的大無畏英雄氣概為人們所景仰，他的英雄事跡一直為人們所傳頌。
4、1959年，王樹聲在軍事科學院上班時，他天天拿著飯盒到公共食堂排隊買飯。接待外賓和出國訪問時，外賓送他一些大小禮品，他都如數上交國庫。一次，新來的勤務員幾次將小禮品拿到車上說：王部長，人家說了，這禮品是送給首長您個人的。王樹聲卻嚴肅地說：我這個國防部副部長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外賓打交道的，禮品怎么會是贈送我個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們革命戰士的一個起碼準則，今后務必牢記啊。
5、60年代初，總軍械部建制撤銷，王樹聲的住房成了其他單位的屬地，有關部門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決定另選地點為他建造新居。他們先是為他選擇了一處某自治區的駐京辦事處，這里環境相當幽靜，王樹聲看后感到也滿意。但當他了解情況后搖起了頭，連說：不妥，不妥，這有違我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幾年以后，他們又在東城為他找到了一個舊院落，獨門大院，相當理想，但當王樹聲得知這里原是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只因工作人員都被紅衛兵趕跑了而空著時，又搖起了頭：這是違反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最后，他們又在五淵潭附近為他選擇了一處環境幽雅、風景如畫的宅基地，王樹聲先很滿意，可當他注意到為自己建房要遷走幾戶老百姓的民房，還是搖起了頭：我看這件事還是算了吧!不要因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趕走了就這樣，王樹聲大將在他進京時修建的那座平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長辭人世。
6、1935年，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天，紅四方軍總指軍徐向前在雪山上來回巡視正在爬雪山的部隊。突然發現一位紅軍戰士背著一只大鍋，一步一喘，艱難地行進著。這位戰士沒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條草袋。他立即發話：快去把連長找來!不一會兒，九連連長跑步來到徐總指揮跟前。徐向前嚴厲批評道：這個同志還披著草袋子，凍成這樣兒啦?你們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務長找來!連長膽怯地報告道：徐總指揮，他就是司務長，叫肖永正，他的棉衣臨出發時脫給房東老鄉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總指揮走到這位叫肖永正的紅軍戰士面前，從他背上接過鍋，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肖永正裹在身上…… 部隊下山后，徐總指揮在方面軍全體干部會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動不已：有個連隊司務長，棉衣發下去了，戰士們都穿上了，他卻把自己的棉衣送給沒有衣裳穿的房東，自己披個草袋子過雪山，背上還背著一口鍋!他就是三十九團九連的司務長，叫肖永正!肖永正是個正派的糧草官。我們有這樣的糧草官，還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
7、一生清廉的粟裕也曾走了一次“后門”。大兒子粟戎生從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后，從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在祖國的南陲駐扎了4年。當這支部隊調回內地的時候，恰逢中蘇邊境形勢緊張，珍寶島燃起戰火，粟裕托“關系”走“后門”把粟戎生送到前線。次子粟寒生入伍后，一直在條件艱苦的海軍艦艇上工作，因長期海上作業，寒生落下了風濕性關節炎的病根。
8、1944年秋，馬口維持會會長梁某自當上會長后，勾結日寇，助敵作惡，拒交抗日稅費，傅玉和奉命帶領十余名隊員化妝為馬幫，通過了日軍兩道崗哨，進入馬口鎮內，把梁某抓了起來。 傅玉和并沒有槍斃這個漢奸，而是向他宣傳新四軍政策，望其按規定上繳稅款，隨后將其釋放。三日后，梁某居然如實向新四軍繳納稅款。此后，梁某還主動協助新四軍購買藥材等軍需物資。還有一次，傅玉和帶隊前往商戶家征收稅款時，卻被告知已經收過了，并有字據為證。抗日稅款竟然有人敢冒領，傅玉和當即下令，“嚴查此事。”事情很快查個水落石出，原來是傅玉和的堂弟帶人來收稅款，立了假冒的字據，并私吞了稅款。依據新四軍的規定，私吞稅款超過5塊者當被槍斃，而傅玉和的堂弟足足私吞了20余塊大洋。軍法如山，傅玉和雖和堂弟感情很深，還是下令將其槍斃。
9、1977年初夏，王建安到廈門某軍視察，軍、師領導準備開車陪同前往卻被攔下。王建安一臉不悅地問：“你們來干什么?”領導們說：“給首長帶帶路。”王建安反問道：“怕我丟了不成?你們去，我就不去了。”說罷，領導們只好退下。
10、1956年，楊明松剛剛接任賀炳炎的警衛員。前任警衛員交接時告知，司令員有四個子女在成都軍區八一小學寄讀，每個星期六下午要接司令員子女回家度假。楊松明想，八一小學距軍區大院有7里多路，難不成接幾個娃娃還要去擠公共汽車?楊明松于是自作主張，向司機“發號施令”派車，“周師傅，出個車，把司令員的娃娃接回來!”當天傍晚，一輛蘇制吉姆牌高級轎車從八一小學開回賀炳炎居住的院子。在學校憋了一個星期的孩子們歡叫著沖出車門，嬉鬧聲驚動了正在客廳休息的賀炳炎。 賀炳炎走出門外，頓時兩道濃眉擰得緊緊的。他把警衛員楊明松叫進客廳，嚴厲地說，“以后，我的娃娃不能用我的車去接。你坐公共汽車也行，喊個三輪車去接也行，這個專車是我工作用的，娃娃不能用!”楊明松低下了頭，紅著臉默默地聽著。從此，他再也不敢用司令員的專車去接娃娃了。
11、1970年，吳永光調任武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后，配了一部專車。但他除了外出辦事，一般很少用車，上下班20多分鐘的路程從來走去走回。一次，他最喜歡的小女兒吳笑娜請老師到家里教小提琴，離開時突然下起了雨。小女兒想用車送送老師，吳永光堅決不同意，說：“你送老師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車。”最后，女兒只好打著雨傘，一步一腳泥水，送老師去坐公共汽車。后來，吳永光病重，長期在軍區總醫院住院，而他的汽車停在大樓門口。二女兒吳笑春在隔壁樓上班，一天又是下大雨，她趕著要去火車站買出差的火車票。吳永光的司機看不過去了，說：“我開車送你吧!”吳笑春婉言謝絕了：“爸爸都不隨便用車，我辦自己的事就更不能用了。我還是坐公共汽車去吧。”說完，就撐傘走向了瓢潑大雨之中。
12、解放后，吳德峰長期擔任政法戰線的領導工作。有一次，他繼母的一個侄兒因為當過國民黨特務而被人民政府逮捕，親戚前來求情，他嚴肅地說：“我們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求情無濟于事”。親戚無功而返。鎮壓反革命時，吳德峰的胞弟吳世悉被群眾舉報，當地政府認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漢將其抓回保康縣。親屬們到武漢求時任武漢市長的吳德峰幫忙，讓他給當地政府打招呼關照。吳德峰不但沒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說服親屬，要嚴格按照當地政府的政策辦。吳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期間，原來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決一些個人問題，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絕。他對來人說，“正因為你原來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嚴格要求你、愛護你。我們都是黨培養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黨的原則當兒戲!”由于吳德峰總是把前來疏通關系的親朋好友拒之門外，他的勤務員常常感慨，“要走吳老的后門算是沒門，他叫你連窗戶都爬不進去!”
13、梁斌從1948年底到1952年初，在襄陽工作了五個年頭，領受了四個第一。即第一任宣傳部長，第一任襄陽日報社長，第一任黨校校長，第一任團青委書記。在這里留下了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和土改運動，親手創辦襄陽建國后第一張報紙《襄陽日報》等足跡，同時也為孕育《紅旗譜》、《翻身記事》等宏篇巨著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最終，梁老以其常人無法想象的執著，為人們留下了以《紅旗譜》為代表的數百萬字的寶貴文化財富。可是，就是這樣一位享譽海內外的文學巨匠，一位功勛卓著的革命者，一位完全有資格高官有位、享受特殊的人，卻三辭官。梁斌第一次辭官是1952年。那是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親自點將，調他擔任新武漢日報社社長。上任不到一年，他就辭官，為寫他的長篇巨著《紅旗譜》。隨后，他調任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只做一個機關黨支部書記。第二次辭官，是梁斌辭去中央文學研究所機關黨支部書記，以便專心創作他的《紅旗譜》。第三次辭官，是梁斌找到中組部的領導要求辭去職務，那位領導準備安排他到天津去當副市長，又被他辭掉了。后來梁老終于如愿，在河北省文聯掛了個名，從此專心地創作《紅旗譜》。別人是官越做越大，他卻主動要求越做越小。
14、1941年，由于受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的影響，重慶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生活條件極其艱難。辦事處的財務工作重擔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掌管。為了維持辦事處機關的正常運轉，董必武殫精竭慮地撥打著這把“小算盤”，親自制定機關伙食標準，實行包干調劑。為了改善辦事處的生活狀況，董必武在處理千頭萬緒的工作的同時，對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嚴格管理和監督，他要求辦伙食的同志既要想盡辦法改善領導和同志們的伙食，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有一個月，在月底伙食費結算時，賬面上有六角錢的開支平不了。為此，董必武十分自責，堅持要做檢討，許多身邊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錢不是大數目，沒必要小題大做，也不用做檢討”。董老對身邊的同志們說：“我們黨的經費來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我們只有精打細算的責任，沒有浪費鋪張的權力。”之后，董必武執意在機關大會上作了檢查，并親自向黨中央寫了檢討信。
15、1940年4月，朱老總根據中央決定返回延安，八路軍前線總部只留下彭總和左權副參謀長，彭總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總翻山越嶺到黃山洞水腰兵工廠視察，總務科的同志知道彭總胃不好，不讓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條，還炒了雞蛋、豆腐、土豆、白菜，湊成四個菜。彭總問：“工人吃的和我們一樣嗎?”程明升廠長回答：“差不多。”彭總二話沒說，背起手就出門了。他來到工人吃飯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飯炒白菜，彭總回來問程廠長：“這是誰讓做的?”程廠長說：“您有胃病，為您做面條是經伙食委員會研究決定的。”彭總的表情更加嚴肅起來：“我有胃病你們知道，難道工人中就沒有得胃病的嗎?你們知道嗎?給我打小米飯來，不吃面條。”程廠長知道犟不過彭總，只好把面條給了傷病員。
16、賀炳炎上將，祖籍湖北宜都。1951年11月，時任解放軍青海軍區司令員兼第一軍軍長的賀炳炎攜妻、子回鄉探親，途經宜昌。前來碼頭迎接的宜昌專署專員劉真，是他的老部下。專署招待所是棟百年老屋，陳舊簡陋，食宿條件差。老首長遠道而來，劉專員當然想把生活安排得好點。他精心挑選，找到桃花嶺專署機關接管國民黨的一幢洋樓，請賀炳炎一家去住。誰知賀炳炎一口謝絕，“招待所條件再差，總比打游擊時滾泥巴睡地鋪好些嘛!” 軍區首長回鄉探親，宜昌的父母官自然想盡下地主之誼，想請賀炳炎和其親屬吃頓便飯，略表歡迎之意。可是，劉專員幾次在賀炳炎面前提起此事，都被謝絕了。雖然如此，老部下總覺得不盡地主之誼未免失禮，還是備了一席薄酒。不料卻惹得賀炳炎滿臉不高興。他繃著臉說：“現在不少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我們能節省的要盡量節省。早就講了，不要請客，怎么還要這樣辦!”劉專員只好作罷。賀炳炎臨行前，劉專員又提出陪送老首長回鄉。賀炳炎抿嘴一笑，詼諧地說：“我回家探親，你去干什么?你去，我還要雇一頂八抬大轎抬你這個父母官!”說完，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17、一日，鄧可運奉師長湯慕禹、政委陳培蔭的命令，率24人的運糧隊，每人挑兩籮筐稻米，160多斤，徒步300多里路，運糧到正在松口作戰的紅二十四團。運糧隊頭一天走了120多里路，上路時一人發的五個糠菜團子早已吃完，到晚上戰士們都已饑餓難忍。于是，隊長劉海門吩咐隊員打來溪水，架鍋生火，準備煮飯。“住手!”剛查看環境歸來的鄧可運看到一戰士抱著籮筐朝鍋里倒米，他大喊道：“誰讓你倒這么多的米，把鍋里的米撈出一多半，做成稀飯。”說罷，他又帶著戰士一起去山里挖野菜。這日晚飯，大伙吃了一頓野菜稀飯。吃過晚飯，鄧可運將劉海門叫到一邊，耐心地給他講糧食來之不易，講前方戰士流血流汗，對糧食如何急需，講為什么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道理。說得劉海門心服口服，連連點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鄧可運帶頭以野菜充饑，不吃或少吃糧食，使得運糧隊戰士非常感動，也紛紛效仿。第三天午后，眼看就要到達目的地松口，只聽“咚”地一聲有人倒地，大伙兒循聲望去，只見鄧可運栽倒在地，他挑著的兩籮筐米撒得滿地。這時，賀龍軍長正騎馬經過，見狀過來查看，一眼就認出了鄧可運。賀龍接過警衛員手中的水壺，扶著鄧可運喝了兩口水后，問：“可運，你怎么啦?”還沒等鄧可運張口，隊長劉海門搶先答道：“賀老總，鄧處長是餓的，他一路為了省糧食，自己很少吃糧食，光吃野菜。頭一天上路，一人發了5個菜團子，他舍不得吃，還送給別的同志兩個。第二天我們做野菜稀飯，他第一個上去先給自己盛了一碗野菜，大米粒都留給大家吃……”賀龍聽罷，在鄧可運肩上親切地拍了拍，說：“同志哥喲，有你這樣的好同志，我們紅軍何愁打不垮白狗子。”
18、1944年冬天，地委機關搞到一些皮襖筒子，分給地委委員每人一件。但缺少一件不夠分配。朱正傳也收到一件，他問：“是否地委委員都有?”秘書長說：“還少一件，有位領導出差在外，還沒有分到。”朱正傳同志說：“這不好，我年輕，不怕冷，把這件給那位同志吧。”朱正傳堅持不要，仍然穿著那件白布里子青布面的舊長袍過冬。 朱正傳平時喜歡抽煙，但那時候也難得有錢。而一旦發了津貼費，碰上住在集鎮附近的時候，幾位同志一起上街，朱正傳就買煙請大家抽。他買一包煙，如同行中有四人抽煙，他就每人分5支，他自己也留5支。大家稱他的做法叫“二一添作五”。
19、6月末的一天傍晚，他從河邊散步回來，又象往常一樣坐在八仙桌前點燃了那盞帶罩子的煤油燈。他從案頭拿過一摞稿件，聚精會神地審閱起來。過了不久，他忽然喊道：“通訊員，快去把小鄭找來!”小鄭是宣傳部干事，駐地離城南莊有七八里遠，鄭干事奉命趕到時，已是深夜。胡錫奎請他坐下，微笑著問：“你在這稿子里寫‘邊區軍民一年拔掉2993個據點’有什么根據嗎?” 小鄭聽了一愣，看看自己寫的那稿子忙說，數字是從一本雜志上抄來的，有根據。胡錫奎拍著他的肩頭說：“小鄭呀!你只要想想邊區周圍有多少敵偽據點，那就會發現這個數字不大對頭。我們寫文章是要給人家看的，稍一不慎就會出差錯。不準確，那人家就會說我們說假話，不實在，黨的威信就會受到損害。你說，這不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嗎?”鄭干事聽了慚愧地說：“我…我錯了。”胡錫奎又鼓勵他幾句，就立即打電話給聶老總詢問，通過核實，“2993”原來是“293”之誤。此事傳開后，在宣傳部和整個區黨委機關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動，帶來了機關工作作風的轉變，大家對待工作比以前更加嚴肅認真，辦事更加扎實謹慎了。四十多年后的小鄭，即是身為*政治局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鄭天翔同志，還經常以這個數字的事來教育大家。
20、蘭考縣原設有一個頗具當地特色的“勸阻辦公室”，專門勸阻外出逃荒的災民。焦裕祿把消極的“勸阻辦公室”改建為積極的“除三害辦公室”，先后抽調了120多名干部、老農和技術人員，組成一支“三害”調查隊，在全縣范圍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控流沙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也參加了這次調查。當時，許多同志考慮到焦裕祿的慢性肝病，擔心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使病情加重，都勸他不要親自參加一線調研，到時聽取專門匯報就行了。但他拒絕了勸告，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此，他多次去老飼養員肖位芬的牛屋住，向他討教治沙經驗;也同新分到林業局的兩位大學生交朋友，解決他們的實際困難，鼓勵他們的泡桐研究……風沙最大的時候，就是焦裕祿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越是大風大雨的惡劣天氣，越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干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調查隊日復一日實地考察研究，跋涉了5000余里，掌握了大量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84個大小風口，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等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
21、黃克誠下部隊視察，喜歡到連隊找干部戰士談心。他不帶警衛，不事先打招呼，走到哪里問到哪里。1950年夏，他去湘西視察，來到第四十七軍某連，正趕上連隊吃午飯，他就蹲在地上邊吃飯邊和戰士們聊家常。戰士們以為他是團后勤處的處長或股長來了解伙食情況的，便七嘴八舌地講，湖南菜辣椒太多，開始不適應，現在習慣了，有個調皮的戰士向黃克誠提出，來個吃辣椒比賽。黃克誠欣然應戰。笑談間有人到連隊找黃克誠回機關吃飯，這時，戰士們才知道，他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省委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個個驚得直伸舌頭。
22、1937年10月，日軍占領河北石家莊后，沿正太鐵路西犯，妄圖一舉攻取太原，瓦解國共兩黨的晉北抗日聯盟。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遂率兵揮戈東征。經縝密偵察，八路軍獲悉日軍勁旅二十師團的迂回部隊，向山西平定開進，前鋒直指太原。其輜重部隊千余人在測魚鎮駐屯，負責向前方供應彈藥糧食。劉伯承斷定日軍將于10月26日經七亙村向平定運輸軍需品，遂令部隊利用七亙村、南峪之間的有利地形埋伏。果不出所料，26日拂曉，測魚鎮日軍龐大的輜重部隊，在步兵200余人掩護下向西開進，結果中伏被殲。此戰共斃敵300多人，繳獲騾馬300多匹和大量軍用物資。八路軍僅傷亡10余人。前方需要彈藥和糧食急如星火，日軍必然盡快再向平定運輸軍需品。劉伯承預料日軍會以為八路軍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裝撤離遠去;一面果斷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點再次設伏。28日上午，日軍又從測魚鎮出動，這次警戒更加森嚴，以100余騎兵和300余步兵掩護輜重西進。11時許，早已隱蔽于此的八路軍等日軍輜重進入了伏擊圈后，各種武器一齊開火。日寇被擊斃百余人，八路軍又繳獲一大批軍需品和騾馬。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贊嘆不已，稱此戰為“戰史上的奇跡”，譽劉伯承為“當之無愧的名將”。后來，不少國家將這一戰法寫進了軍事教科書。
23、1937年底，李先念同志從新疆回到延安后，先后進入抗日軍政大學、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后，馬列學院和抗大的廣大學員都陸續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線。一天，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李先念談話：“先念同志，組織決定你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當營長，你有什么意見嗎?”李先念的回答是“堅決服從組織安排”。從軍政治委員降至營長，連降6級，許多西路軍干部戰士都為他感到委屈。但李先念相信組織不抱怨，他風趣地說：“管他呢，就是一擼到底，叫我去當伙夫、馬夫，也要在我們黨和部隊里干下去。”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一定要見李先念。在延安鳳凰山麓的窯洞里，兩雙大手緊緊握在一起，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這樣處理你李先念是不公平的嘛”。
24、1927年春，賀龍將軍率領國民革命軍獨立十五師駐扎鄂城縣城關鎮。時值第一次國共合作行將破裂，賀龍部隊的軍餉經常被國民政府扣發，使官兵的生活沒有保障。一次，一個跟隨賀龍多年的老兵因饑餓在永大茶葉鋪拿了兩吊錢買了油條充饑。群眾將此事反映到賀龍那里，引起了賀龍的高度重視。他立即下令將那個士兵軍法從事，并親自到茶葉鋪還錢并賠理道歉。
25、1960年8月，蘇聯停止了對我國的技術援助。面對突如其來的困境，聶帥拍案而起，大聲疾呼：“我們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蘇聯專家撤走了，我們還有自己的專家!”兩個月后，我國將發射自己仿制的P-2導彈。聶帥親自到實驗基地主持發射試驗，他一下飛機，顧不得一身疲勞，徑直來到發射現場，向基地負責同志了解測試情況。聶帥撫摸著彈體，深情莊嚴的叮嚀：“這是我國自己制造的一枚‘爭氣彈’，一定要嚴肅認真，不能有絲毫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壞。”當火箭噴著火舌呼嘯而起后，聶帥和參試人員一起盡情鼓掌、歡呼。指揮所只是簡易房，能遮風擋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發射出現意外，后果可不堪設想。可聶帥根本不顧自身安危，只關心著這枚導彈的發射進程。1962年我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對地導彈研制成功，但3月份的發射試驗卻失敗了。在那個風言風語的時代，有流言說要追查失敗的政治原因。聶帥聽到后，生氣地說：“科學實驗和打仗一樣，沒有常勝將軍。不允許失敗就是不講實事求是。”由于聶帥親自過問，力排“左”干擾，才避免了一場無端的政治追查。
26、1926年，25歲的劉德全對母親說：“我們家要對佃戶、長工、鄉里鄰舍客氣些，要尊重人家。貧苦農民有困難，我們要盡量幫助，也可以拿錢拿糧周濟窮人。”他還勸母親燒掉契約，把田分給佃戶。劉德全的這種行為使這個地主家庭尤其是四哥劉稻軒大為惱火。他暴跳如雷，氣急敗壞地說：“不得了，家門不幸，竟出了個不孝子孫，這個家非給他敗了不可!”他還捶胸頓足地對弟弟劉德全吼道：“我們分家算了!”劉德全毫不示弱，他警告老四他們：“天下是要變的，工農階級要翻身解放，任何人也擋不住!”劉氏兄弟就此分了家。
27、土地革命時期，方志敏曾是模范根據地的創建者。作為根據地最高首長，他規定，從自己開始，所有干部一律減衣縮食，每天只有四分錢菜金。有一次，他的妻子要做演出服，便從紅軍在白區繳獲來的物品中要了一塊絨布。方志敏知道后，馬上把妻子批評了一頓，并要求她立即送回。方志敏也有不“摳門”的時候。那時，部隊向外購買一支槍，要花50塊銀元“天價”。買一批槍，花掉的錢堪稱巨資，他一點不含糊，果斷批準。
28、1927年6月13日，*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在團中央負責的任弼時力主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挽救革命。會議一開始，年輕氣盛的任弼時就要求發言。但陳獨秀卻說：“要發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連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時再也忍不住了，他氣憤地大聲說：“不!同志，你不能壓制批評，我現在一定要說!”接著，他從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見書，鄭重地宣布：“我代表團中央，在此報告《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陳獨秀很生氣，最后竟失態地沖上前去，伸手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大吼道：“這是黨的會議，青年團沒有資格發言!”任弼時針鋒相對地說：“誰有真理誰就有資格發言!”接著，他簡明地提出黨應迅速行動起來，組織武裝，堅決同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警惕新的“四·一二”政變的出現……陳獨秀聽不下去了，拍著桌子喊道：“不要說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時堅定地對大家說：“同志們，真理最后會勝利的!”
29、在襄陽市政府機關大院，至今還流傳著七十年代未的一個小故事。一天，被人們尊稱為“秦老專”的襄陽地區行署副專員秦志維從外面回機關。當他推著自行車準備進行署大門時，一個門衛攔住問道：“同志，你找誰?”“我不找誰，我就是機關里人。” “你是機關哪個單位的?”門衛疑惑地打量這位腳穿草鞋，頭戴草帽，身背黃掛包的老人。“我叫秦志維……”秦專員耐心地答到。正在這時，一位機關干部碰巧路過此處，他驚訝地問到：“這不是秦專員嗎，怎么被擋駕了?”值班的門衛一聽傻了眼，趕忙賠禮說對不起。秦專員親切地說：“沒關系，沒關系。”望著眼前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門衛心里直犯嘀咕，他是專員?我咋看他不象啊!象這樣的誤會，秦志維同志遇到多次。這位1933年參加革命，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小鬼”，一直保持著我黨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他平時穿著極為樸素，在機關食堂就餐時也十分節約，下鄉檢查工作也是經常以步代車，以自行車代小汽車。秦專員這種艱苦奮斗的精神，一直被人們傳為佳話。
30、1952年10月，沔陽縣(現仙桃市)有一位17歲的農家女子閔全貴，深受封建婚姻壓迫，遭受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摧殘。她向沔陽、洪湖兩縣法院申訴離婚，沒想到兩縣法院互不負責，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于是，她給時任湖北省委書記李先念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助。一個普通民女的信件，寄給省委書記，無異于石沉大海。然而，這封信還是很快到了李先念的手上。原來，李先念不論多忙，每天仍然堅持看人民來信，看黨報上的批評文章，寫批語，了解民生疾苦。過了較長一段時間，兩縣法院仍互相推諉，設置各種障礙，未予解決。為此，閔全貴又給李先念寫來第二封信，反映這一情況。李先念再次寫出批語，批評了這種惡劣的官僚主義行為。為此，省有關部門組成一個專門承辦這一案件的工作組，深入沔陽、洪湖兩縣調查，迅速做出公正處理，使年僅17歲的閔全貴沖破重重阻力，獲得了婚姻自主權。1984年7月，報社收到閔全貴的一封來信和一張全家福照片，她滿懷喜悅地報告了她一家十口、祖孫四代的幸福生活，真切地感謝李先念和湖北日報對她的熱情幫助。
31、惲代英，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曾擔任中國首個蘇維埃政府的秘書長。人們最稱道惲代英的，不僅是他的一手好文章，更在于他的道德情操。在情感甚篤的妻子沈保秀難產去世后，惲代英曾“跪于岳父前申明不復娶”，此舉不僅是懷念亡妻，也是向“男尊女卑”挑戰。他雖才華譽滿天下，卻拒絕眾多提親求愛者。“守義十年”后，惲代英約妻妹沈葆英到珞珈山亡妻墳前，悼念說：“古人強迫女人守節，我堅決反對，而我為你守義，卻是心甘情愿的。我要給那些歧視婦女、不守信義的人看，人間還有真情在。”后來，他與長期敬佩自己并由他引上革命道路的沈葆英成婚，才結束了“守義”。惲代英具有超人的堅定意志且甘愿苦行，當年便有人稱他像“苦行僧”，并以印度組織反英的“甘地”作為他的綽號。他受聘安徽某師范時，師生們仰其大名前往碼頭相迎，不料他卻穿草鞋自挑行李到了校門口，結果被視為“腳夫”而拒之門外。
32、李淑一是烈士遺孀，又是楊開慧的親密朋友，能詩善文，有人請求毛澤東將她推薦到中央文史館。1954年，毛澤東為此寫信給秘書田家英說：“有人求我將她薦到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擬以我的稿費若干為助，解決這個問題，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種幫助否?”，文史館選人以嚴而拒納，這是嚴于用權，毛澤東同志“未便再薦”，沒有以權壓人，這更是嚴于用權，同樣都是為了一個“公”字。
33、1942年12月，劉伯承迎來50歲的生日。中央決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為劉伯承舉行萬人慶祝大會活動，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績，鼓舞敵后軍民的斗志。劉伯承得知為他舉辦祝壽活動的消息后，內心十分不安，始終不愿意說出自己生日的具體時間，政治部只好自行決定，在12月16日為劉伯承慶祝生日。與此同時，八路軍129師的各報記者前往師部采訪劉伯承，希望他談一下自己的經歷，都被劉伯承婉拒。被潑了冷水的記者不甘心地進一步申明說：“師長，不是給您慶賀50歲壽辰嘛!這是我們的工作呀!”劉伯承聞言后更堅定地拒絕說：“慶啥子壽嘛!我不曉得。你們無事找事，不要這樣搞好不好?群眾都還沒有吃飽肚皮!走吧!走吧!”
34、1961年7月3日，周恩來的侄兒爾輝在北京結婚。結婚后，新郎回鋼鐵學院工作，新娘回淮安縣工作，成了一對牛郎織女。當鋼鐵學院知道了周爾輝和總理的關系后，決定把女方調到北京。周恩來知道后，親自動員侄兒侄媳一起到淮安工作：“這幾年遭受自然災害，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北京大量壓縮城市人口，國務院正在下放壓縮人員，你們為什么搞特殊化，不帶頭執行?”爾輝夫妻很快回到淮安縣，同鄉親們一起建設家鄉。
35、延安時期，陳云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他對鋪張浪費現象十分反感。有一次他批評隨意扔掉飯菜的惡劣現象，并提出一句名言：“吃飯要照鏡子。”就是不僅要把飯菜吃完，還要用饅頭擦凈盤底的油漬，讓盤子像鏡子一樣干凈。陳云對待自己更加嚴格。1938年3月，陳云和于若木(下圖)舉行了十分儉樸的婚禮。結婚當晚，陳云只花一元錢買了些糖果、花生，請一起工作的同志來熱鬧了一下，就算是辦了婚禮。婚后兩人一直相敬如賓，感情很好，攜手走過半個多世紀的滄桑歲月。
36、1942年臘月三十的晚上，祝福的爆竹聲“噼噼啪啪”響過之后，熱鬧一天的孝感季店鄉馬家灣總算靜下來了。這時，在凜冽的寒風中，一支隊伍悄悄地向這兒開來……一清早，年過花甲的馬大爺為圖吉利，特意起了個早床，搶先第一個“出行”。開門一看，皚皚白雪把眼睛刺得生疼，突然發現屋檐下，草堆旁，蹲著一尊尊雪人。馬大爺一陣納悶：“莫非是菩薩真的顯靈，保佑我們這些百姓?”就在這當口，雪人紛紛站了起來，發出嗶嗶剝剝的炸響聲。這下可把馬大爺驚呆了，他木人般地站著，看著雪人朝自己走來。雪人走近了，老人昏花的眼睛透過斑駁晶瑩的冰層，看到了灰布軍裝。“啊，新四軍!”馬大爺大聲叫起來，急忙跑過去，一把握住戰士們凍僵了的大手。原來，羅厚福帶領新四軍分區部隊執行緊急任務后路過馬家灣時，天色已晚，他怕大年三十攪了鄉親們的好夢，嚴令戰士們不得叫門進屋。馬大爺看到戰士們臉上烏紫，凍得直抖，又心疼又好氣，連連責怪：“為什么不叫門，為什么不叫門啊?”戰士們聽了，樂得直笑：“大爺，這是紀律。”“紀律，也不能挨冷受凍啊!”馬大爺越說越氣：“不知老羅怎么搞的?我找老羅算帳去。”
37、1928年，朱德同志帶領一支紅軍隊伍到井岡山跟毛主席會師，山上是紅軍，山下不遠就是敵人。井岡山上出產糧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糧，從井岡山上到茅坪，來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難走，可是每次挑糧大家都爭著去。朱德同志也跟戰士們一塊兒去挑糧，他穿著草鞋，戴著斗笠，挑起滿滿的一擔糧食，跟大家一塊兒爬山，白天挑糧，晚上還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樣跟敵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擔藏了起來，不料朱德同志又找來了一根扁擔，寫上“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大字，大家見了，越發敬愛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擔了。
38、新中國成立后，她作為國家*，在國際和國務活動中更顯示出了一個偉大女性的崇高風范，獲得普世尊敬。為了便于代表黨的統一戰線，為黨做更多的工作，她一直未能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病危中，她最后一次向黨中央鄭重提出入黨申請……宋慶齡一生得到了很多頭銜和榮譽，但宋慶齡卻對中國共產黨黨員這個光榮稱號情有獨鐘，一生曾三次向組織提交入黨申請，而且在她病危中仍然不忘最后一次向中央提出入黨申請，這說明在她心目中，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一稱號比任何頭銜和榮譽都要光榮都要重要。不僅從宋慶齡入黨的次數，而且從她知道自己入黨后的表現也可以看出她對黨員身份的渴望。宋慶齡1937年第一次申請入黨時，當聽到聯絡人對她說“你和共產黨員一樣”后，她表表現地特別高興，還要請聯絡員吃飯。就是在她病危中，當聽到中央已經批準自己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眼含熱淚。宋慶齡一向給人的感覺是堅毅和剛強，但當她聽說自己入黨后的眼淚說明了她流落出一生的感動，她一生為之奮斗的就是要得到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這一稱號，因為這一稱號對她來說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
39、有關部門趁周恩來外出，對西花廳舊房進行保護原建筑物的修繕，把地面方磚改成地板，墻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還添了一些新的辦公和生活用具。周恩來回京后指著房間里的新添家具說：“把那些東西統統搬出去。否則，我不進去!”事后，周恩來語重心長地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你們對我是最熟悉的吧!你們花那么多的錢，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眾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學著修起房子來，在群眾中會產生什么影響?……”
40、1956年的一個星期天，周恩來到北京中國照相館照相，準備出國時送給外國元首，要照相館再多印幾張。照相館職工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愛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張12寸照片贈送總理。幾天后，周恩來讓工作人員前去結賬，要求照相館開兩張單子，一張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錢，另一張是總理自己留下的幾張照片連同照相館贈送的那4張，由總理個人付錢。
41、周恩來十分重視數字和百分比的準確性，不允許用“估計”“大概”“差不多”的字眼回答問題，更不允許不懂裝懂。對計劃項目，數字要詳細審查，親自筆算。有一次為了及時核實糧食定量，已經連續工作了17個小時的周恩來，一進臥室便戴起老花鏡聚精會神地計算起來。前去送藥的護士見此情景心疼地說：“像這樣具體的技術性工作，不好讓別的同志幫你做一下嗎?”周恩來嚴肅地說：“你說這是具體的技術性工作，怎么能這么看呢?這可不是小事，關系到億萬人民吃飯的問題。”
42、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決定盡快召開七屆二中全會。2月底，參加會議的同志陸續來到西柏坡。為了保證會議安全，周恩來找來負責大會警衛工作的方志純匯報準備情況。他問：“如果出現最壞情況，你們能阻擊多久?”方志純回答：“中央需要我們阻擊多久，我們便堅持多久!”周恩來看著他們，略帶批評的口氣說：“光有決心不夠，要有切實的措施和精確的計算。”他不僅想到敵人可能從地面上來，而且還想到如果來了空降部隊該怎么辦。
43、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幾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來潑污水。9月20日，北京305醫院做好了一切準備，周恩來將在這里進行第四次大手術。他要身邊的工作人員找來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于國民黨造謠誣蔑登載所謂“伍豪問題”的專題報告講話錄音稿。還讓鄧穎超將這個講話錄音整理成書面材料。手術前，周恩來在工作人員的幫助下，躺在手術架上強撐著病體，看了一遍稿子，用顫抖的手鄭重地簽上“周恩來”三個字，并注明“于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術室時，他突然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地說：“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這是周恩來對邪惡勢力的控訴，他簽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間的重要文件。
44、上世紀60年代，為回籠貨幣，國家實行高價商品政策。陳云的妻子于若木花高價買了一床毛巾被，誰知第二天就降價了。花了冤枉錢，陳云卻對妻子說：我是主管經濟的，這是國家的經濟機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講。
45、建國后，王樹聲就任總軍械部部長，按照規定有關部門打算給他修建一套設備齊全、裝修較好的住房。但王樹聲謝絕了。他堅持不建單獨小院、樓房，只建一般平房。這樣，他全家六口人，就居住在一幢狹窄低矮的平房里。總軍械部撤銷后，他到軍事科學院工作，組織上決定為他另覓地方，建造新居。開始，找的房址在玉淵潭附近，風景宜人。老將軍一眼看中，正待說定，忽然看見不遠處有幾處民房，即問礙不礙事。規劃人員說，如果要在這里建房，就動員那幾戶人家搬遷。王樹聲思忖片刻，擺手說：“還是算了吧，憑什么要攆人家老百姓!”后來規劃人員在故宮筒子河畔找到一處明清時期古建宅院，當時無人居住，就請王樹聲過目。王樹聲覺得很不錯，便問“這么好的地方，為什么沒有人居住呢?”陪同人員說，這原是西藏某上層人物的住所，“文革”中搬走了，如果首長選中這個地方，把老房子拆改一下就行了。王樹聲一聽，連連搖頭說：“不妥，不妥，少數民族同志的住房不能占，這是民族政策，他現在不住，以后還是會把他請回來的。再說這是古建筑，破壞不得的，麻煩你們再選一處看看吧。” 又過了一陣子，規劃人員在北京飯店西邊找到一處無人居住的四合院。王樹聲一看比較滿意，但一問，這原是某民主黨派的辦公場所。王樹聲斷然說：“算啦，算啦，怎么好占人家民主黨派的機關呢。”陪同人員說他們早被紅衛兵趕跑了。“那是胡鬧!”王樹聲眉頭一鎖道：“民主黨派關系到我黨的統一政策，我怎么能占人家的房子呢，他們遲早會回來的。”就這樣，王樹聲一家仍住在原來簡陋、低矮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幾年，直到他去世。
46、劉少奇從小就喜歡讀書，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鄰右舍都稱他“劉九書柜”。早年求學期間，曾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和莫斯科東方大學與劉少奇兩度同窗的蕭勁光回憶說：“到了東方大學后，少奇同志一心撲在學習和工作上，他幾乎沒有個人愛好，從不閑聊天，也不隨便上街。我們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時候，多是在學習俄文、閱讀《共產黨宣言》、思考著中國革命問題。”從蘇聯回國后，盡管他長期斗爭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連天的烽火前線，對于讀書學習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沒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戰爭處于非常艱難的時期，一次新四軍支隊司令張愛萍去看望劉少奇，當時已是深夜一點多鐘，他進屋一看，劉少奇正在微弱的燭光下專心致志地讀書，順眼望去，“書頁上畫了好些紅的藍的圈圈點點，有的上面還批了字”。即便是病休期間，劉少奇也不放松學習讀書。有一次，劉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覺得這正是讀書的好機會，于是在從北京動身時，就把厚厚的幾本范文瀾著的《中國通史簡編》塞進了行李包。劉少奇對風景如畫的西子湖畔沒什么興趣，整天在屋里埋頭攻讀。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時坐著讀書，可以一連幾個小時動也不動，進入一種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結束時，幾大本的《中國通史簡編》讀完了。以這種“螞蟻啃骨頭”的精神來讀書，是劉少奇終身堅持的一種生活狀態。
47、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表弟李云鳳趁著秋收后的農閑，到中南海看望毛澤東，毛澤東興奮地說：“三年不上門，當親也不親，你們來看我，我很高興啊!”暢談過后，毛澤東交代兩位遠道而來的弟弟：“你們在北京住上幾天，還是早點回湖南去。”并解釋說，“我當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辦事。我們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親兄弟那一套，要為人民服務，為大多數人謀福利。”閻長林派警衛戰士金武森送他們去前門東火車站買票坐火車。當時火車站沒有預售票制度，只售當天車票。警衛們帶著毛澤連、李云鳳到火車站排隊買票，誰知人太多了，連著兩天都沒買到。當晚，閻長林把警衛班班長武象廷找來談話，叮囑他說：“武班長，明日你親自到火車站送他們，一定要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務”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倆叫上，然后一起頂著寒風，到達了前門東火車站。盡管這次來得比前兩次都早，但售票處還是擠滿了旅客。他按順序排了半天隊，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聽見“啪”的一聲，售票窗口關上了。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著關掉的售票口，又氣又急。他走過去敲開了售票口的門，央求售票員說：“能不能售我兩張票，只兩張，有萬分緊急的事情!”還說了好多感謝的話。可售票員把臉一板，不高興地說：“沒票就是沒了，再說好話也不頂用。”武象廷只好找到車站辦公室主任，把毛澤東兩位弟弟為回湖南老家連著三天都沒買到票的情況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最后說：“實在是沒辦法，只好請你幫我買兩張車票。”主任聽后，滿口答應。這項“政治任務”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卻始終不敢把這件事如實告訴毛澤東。因為警衛員們都知道，毛澤東不允許親戚甚至身邊的工作人員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員“走后門”，肯定要挨批評，并且還要寫檢討。
48、周恩來和鄧穎超1925年結婚，但膝下沒有親生子女，故此收養了三個干女兒，所認的三個女兒(孫炳文之女孫維世、孫新世，弟弟周恩壽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來至親的朋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周恩來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家過去失去聯系的一些親戚來找的多了，他們有的想托周恩來幫助辦一些事情，這讓周恩來很傷腦筋。同時，三個“女兒”在外面表現如何呢?在自己的親戚和相識的友人中，會不會有人利用自己的影響去謀取一些違背原則的個人私利?為此，周恩來提出，要給大家立個規矩，三個“女兒”都表示贊同。周恩來說：“這個規矩不光是給你們的，也是給我們周家所有親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誰要不遵守你們也可幫我監督。”“你們每個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隨時提醒自己。以后我們周家的親戚朋友來了，也要發一份給他們。”這十條家訓是：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順路時來看看;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費;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許請客送禮;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八、生活要艱苦樸素;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我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通過這十條家訓，周恩來對親屬提出了比他人更嚴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在內務部供職時，周恩來特地向內務部部長曾山提出，要給周恩壽的干部級別定低一點兒、工資向低標準靠。鄧穎超作為黨內元老定級為行政五級，本無可非議，但周恩來仍要壓低一級，按照六級的標準給鄧穎超。至于周恩來的侄輩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沒有額外沾上一點兒的“光”。對于孫維世、孫新世這對烈士的女兒，周恩來對她們雖然關愛有加，但也是嚴格要求，從不許她們有一點兒特殊。多年以后，這位開國總理逝世，他的所有親屬，特別是鄧穎超都是嚴格遵守這十條家訓的。鄧穎超逝世后，有關報紙公布了她生前所寫的一份遺囑，其中有兩條尤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來共住的，是全民所有，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么故居和紀念館等。這是我和周恩來同志生前就反對的。二、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同志們，勿因周恩來同志的關系，或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去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執行的。我也堅決支持的。此點對端正黨風，是非常必要的。我無任何親戚，唯一的一個遠房侄子，也很本分，從未以我的關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顧。
49、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曾48次下榻東湖賓館，主席詩意地稱這里是“白云黃鶴的地方”。那么問題來了，在湖北停留期間，*每天吃什么?在世人看來，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應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盤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實，主席的生活十分儉樸。平時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1960年5月，主席到武漢時，隨行人員就特別囑咐“不要弄肉給主席吃。要不，主席會發脾氣的。”原來，當時國家面臨經濟困難，主席給自己訂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個月不吃一塊豬肉，有時工作一天只吃一盤馬齒莧或菠菜之類。有一次，廚師心里實在過不得，靈機一動做了一道“素菜湯”。他先將母雞清燉，然后取出雞肉，再將雞湯里的油汁過濾干凈，最后將青菜下進湯里。主席吃飯時似乎有所醒悟，便詢問菜湯里怎么有雞湯味，廚師只能敷衍說是多放了點味精。毛主席還發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幾乎天天吃。所謂娃娃菜，其實就是蘿卜苗的葉柄燒制而成，連農民都不吃，因為它清苦粗糙。主席說，“我就是愛吃它的苦味。”而且還把這道菜推薦上了國宴。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東湖客舍設國宴招待朝鮮客人，他向外賓介紹，“這道娃娃菜營養價值很高，中國皇帝也吃娃娃菜。蘿卜在中藥書上有名位，叫地陽參，很補人哩……”其實，主席說的“娃娃菜”，史料無從稽考，倒把在場的好多人逗笑了。后來，每次國宴，主席都沒有忘記娃娃菜。
50、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共產主義者應當是沒有私心的人。”這是朱德身居高位時嚴格律己的基本準則，更是他貫徹共產主義信仰的真實寫照。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他堅決不要元帥工資，直至他去世的21年間，從未領過元帥的工資。跟隨朱德多年的秘書郭仁后來回憶說：“委員長從來沒有拿過元帥的工資，委員長逝世后大家才知道這件事。”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尤其是在擔任中央重要領導職務后，每頓飯也都是三菜一湯，三盤菜是兩素一葷。早上洗臉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總是對服務人員說：“要注意節約，節約一滴水、一分錢。自來水不是自來的，不能浪費。有錢不能亂花，要支援國家建設。”平時，朱德穿的都是舊衣服，破了補上補丁繼續穿。連床上的被褥和床單都是打著補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們和工作人員要給他換新的時，他總會說：“衣服被子只要整齊干凈就好，補補能穿能蓋，何必買新的?給國家節約一寸布也是好的。這比戰爭年代好多了，那時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1959年，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后，接見外賓較多，考慮到國際影響，工作人員準備為他做兩套新衣服，好在參加外事活動時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錢省下來可以支援國家建設嘛!”后來經過各方面人員的共同勸說和動員，他才勉強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堅持自己出錢。三年困難時期，由于家里來往的客人多，虧欠了50多斤糧食，工作人員想讓機關補上。雖然這是政策允許的，但朱德還是很堅決地拒絕了這個建議——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顧，不愿意讓國家多為他花一分錢。最后，朱德堅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糧食”的辦法把虧欠的糧食全部補了回來。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講過：我只有兩萬元存款，這筆錢不要動用，不要分給孩子們，作為我的黨費交給組織。他還曾對孫輩們說：“我是無產階級，我所用的東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國家。我最珍貴的是屋里那張毛主席像，可以留給你們;我讀過的書，你們可以拿去讀。”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時間，每天睡眠時間很短，到了吃飯的時候，總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辦公室。他總是說：“我能做的事情就應該去做，這樣可以為毛主席分擔一些工作，年輕的同志也可以騰出手來做我做不了的事情。”有一次，女兒朱敏勸他：“你是近90高齡的人了，這樣會吃不消的。”他認真地說：“人活著是為什么?活著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時孩子們也勸說：“爺爺，你要注意保重身體啊!”他總是說：“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時間很寶貴。共產黨員要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服務，生死不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