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談談減負”系列評論之五

兩會期間，“減負”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話題，誰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既能健康快樂地成長，又有幸福美好的未來，這無可厚非。但理解歸理解，道理還是有必要分析清楚的。

“減負”問題是東亞文化圈比較突出的社會和教育問題，日本、韓國等國也曾出現學生學業負擔過重的社會問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是日本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啟“寬松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日本和韓國的教育改革也是時代和社會轉型的必然要求，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知識爆炸讓他們意識到傳統的僅強調知識輸入的教育已無法滿足國家發展的需要，必須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實踐能力、社會責任感和價值觀。

因此，無論是日本的“寬松教育”，還是韓國的“初中自由學期制”，很重要的一塊內容是改革課程方案，豐富課程內容，調整課程結構，把更多的學習選擇權還給學生。

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轉型必然要求教育進行相應的改革，而教育的改革又反作用于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因此，當前我國的“減負”政策本質上是社會轉型的必然要求，其宗旨是提升教育質量，這也是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的基本趨勢。

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在“減負”的過程中，要謹防幾個問題：第一，就是政策目標和政策手段、途徑匹配的問題，這也是日本“寬松教育”政策的最大歷史教訓。當我們壓縮了強制性學習的課程內容，就要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可選擇的且對學生生活世界有意義的學習內容；當我們縮短了學校學習的時間，社區、社會教育支持體系就要能跟上；當我們強調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培養，教師專業發展也要盡快跟上。第二，要謹防“反智主義”，盡管21世紀核心素養越來越重要，但這并不意味著知識的學習不重要了，恰恰相反，在這個知識更新換代如此頻繁的時代，我們對學生知識掌握的要求不應下降，而應是大幅提升，因為這是一切合作創新的基礎。“減負”不是簡單的壓縮學習時間，降低學習難度，而是要在有效的時間更充分地提升學習的質量。三是要關注“社會階層固化”，由于家庭的文化資本在學生的教育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龍生龍、鳳生鳳的現象凸顯，而社會階層一旦固化，社會就將喪失活力和創造力，而且會帶來更多的社會矛盾和風險。對此，我們需要從國家政策層面對弱勢群體家庭的教育給予更大的支持。

回過頭再談中國的“減負”問題，為什么學生的學業負擔過重？究其根本是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會層面的競爭，這其實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同時也是個體自由選擇的結果，我們無權干涉。但社會結構的扁平化和社會不同職業的收入調節是可以幫助從大環境上緩解這一矛盾，這也是為什么北歐等國學業壓力相對較輕的原因之一。第二，學校確實存在教學質量不盡人意之處，“減負”，不是要降低學習質量，恰恰相反是為了提升學習品質，減少那些枯燥的、乏味的、反復的、機械的學習。當然，學校教育除了教書，更得育人。而育人就更意味著要做的不是簡單的加減法工作，而是讓學生在學校的生活發生真正的“化學變化”。第三，個體興趣的缺失，學生如果有興趣，即便是辛苦的學習，也能體會到其中的快樂。而如果沒有興趣，多短的學習時間都是煎熬。當然，這既關乎教師的教學水平，同時也關乎社會對不同學生多元發展興趣的包容性。

學習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是要付出努力，甚至克服困難的社會歷史實踐的主體性活動，“減負”恰恰就是要還原學生社會歷史實踐活動的主體地位，更好地提升教育質量，提升國家創新力和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