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地方兩會

新華社記者

隨著中小學陸續放寒假，各種課外培訓班又火了起來，這一現象也成為地方兩會關注的話題。課外補習雖不是新現象，但日漸走高的補課費用，讓很多家庭“不得不補”而又“苦不堪言”。應該如何緩解家長的焦慮？怎樣規范課外補習市場存在的亂象？代表委員給出了自己的建議。

補習“競爭”不斷下移，補課費用直追住房按揭

1月26日是上海市中小學生放寒假的日子，但很多學生發現自己的假期并不輕松，幾乎被培訓班課程排滿了：一三五奧數，二四六英語……網絡上流傳的段子“上一秒母慈子孝、下一秒雞飛狗跳”，折射出了這種教育焦慮癥。

要緩解焦慮，就得課外“補補補”。所謂“學校減負、家長增負，校內減負、校外增負，公辦學校減負、社會培訓機構增負”，課外補習熱正呈現愈演愈烈之勢。

覆蓋面不斷擴大。中國教育學會發布的報告顯示，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參加課外輔導的中小學生，占到在校生總數的70％左右。

“競爭”線不斷下移。上海市人大代表吳堅說，為了上“名校”，很多家長焦慮不堪，給孩子提前補習，補習的階段從初中升高中，降低到小學升初中甚至幼兒園升小學。

補課費用逐漸走高。“課外補習往往收費不菲，我身邊的一些80后白領夫妻，每月住房按揭還不到一萬元，但孩子的補課費已經快趕上這個水平，這大大加重了家庭負擔。”吳堅說。

民革廣東省委在一份提案中表示，上補習班拼的不僅是學生和家長的體力心力，更是家庭的實力。一些家庭相對困難的學生，被擋在補習班外，在和其他學生競爭時處于不利位置，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平現象。

從“補習”到“超前教學”，規范培訓市場呼聲高

究竟應該如何看待課外補習？應該說，其存在是基于巨大的市場需求。

“補課不是絕對的不好，關鍵是要去除盲目性和功利性。補課有科學文化類的也有藝術類的，在孩子有興趣的情況下，可以基于全面發展的需要開展‘學有余力’的補課。”上海市人大代表、大寧國際小學教育集團總校長徐曉唯表示。

民革廣東省委在提案中指出，課外培訓本來的定義是“補習”，但現今培訓機構早已經超越了“補習”的概念。“初中學高中課程、小學讀初中課程、學齡前認字過百”??這樣的超前教學，成為不少培訓機構的常態。“超前教學通過‘提前教、超綱教、變相押題’等手段，短期內快速提高學生成績的同時，違背了教育規律，也擾亂了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

安徽省人大代表、合肥師范附屬小學校長張紅認為，培訓機構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所開展的過度、過量的課外補習，既加劇了學生對于課外負擔重的“迷茫癥”，也助長了家長盲目擇校的“焦慮癥”。

打擊違規辦學，探索“負面清單”

針對課外培訓市場的亂象，部分地方已出手整頓。去年下半年，上海又針對民辦培訓機構出臺“一標準兩辦法”，明確規定“嚴禁拔高教學要求、嚴禁加快教學進度、嚴禁增加教學難度”，倡導尊重教育規律和學生成長規律。

近日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也提出，2018年要出臺促進校外教育培訓機構規范有序發展的意見，探索建立“負面清單”制度和聯合監管機制。

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大學教授李穎潔表示，現階段對課外培訓機構的監管主要是從事前許可、廣告宣傳等方面加強規范，查處取締無證無照非法辦學的單位和個人，接下來還應對培訓機構的招生簡章、開設課程、選用教材等實行備案制，加強監管“這口氣”不能松。

民革廣東省委的提案指出，現在相當一部分培訓機構是以文化咨詢公司等名義注冊的，教育部門監管起來難度大。對此，地方政府要統籌協調工商、文化、教育、人社等部門，依法依規進行合力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