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好公平優質教育”，這是今年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為教育事業改革發展劃定的“關鍵詞”。梳理這幾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有關教育的關鍵詞，從的“促進教育事業優先發展”到2015年“促進教育公平發展和質量提升”，再到“發展更高質量更加公平的教育”，我們發現，教育改革發展的焦點越來越凝練，聚集到公平和優質兩個關鍵詞上。
教育公平，歷來被看作是社會公平的基石。“把發展的硬道理更多體現在增進人民福祉上”，這句話是李克強總理親自加進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話，再次詮釋了順應人民期待、創造人民福祉的執政情懷。
“我要為教育呼吁三點”，3月5日，四川代表團集中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省長尹力10分鐘的發言里，提了4條建議，涉及教育公平的就有3條，解決“大班額”問題、民族地區大涼山教育、高考招生計劃向中西部傾斜。
在今年兩會上，代表委員們對如何充分發揮教育公平的社會屬性，增進人民福祉，建言獻策，貢獻智慧。
困擾公平的頑疾該怎么根治
今年到北京開兩會，吉林省教育廳副廳長潘永興有個明顯的感覺，會場里以前說起教育“面紅耳赤，擺出家長身份來指責”少多了。從會內到餐桌上，談起教育，大家的態度變成了“溫和的建議”。潘永興解讀這種態度的轉變，是對這幾年推進教育公平工作的“褒揚”。
但并不意味著教育話題變冷了。兩會前，幾家新聞網站兩會熱點調查中，“教育公平”均名列前茅。從一張張網友投票中，不難看出家長們對孩子能否上好學校的焦慮，對學校不分“重點班”的期待，對中西部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的期待……
在北上廣，為了求得一張名校入場券，不少家長都加入“學區房”爭奪戰。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集團創始人俞敏洪對此表示了自己的擔憂。俞敏洪建議調配小學教育資源，縮小學校之間的差距。“老百姓在同一個城區享受公平教育資源，是應有的權利。”俞敏洪說。
“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社科院應用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泓銘認為，破解“擇校熱”，除從教育方面著手，也要推動房地產回歸民生屬性。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四中校長劉長銘說：“老百姓對教育公平不滿意，主要是對公辦教育不滿意。公辦學校差距那么大，老百姓當然不滿意，大家交的錢都一樣，憑什么公共教育資源分配不均衡？據我所知，有的小學花幾個億去建設。公辦教育要提供均衡化的教育產品，要得到特殊的教育就走市場化的道路，去選擇民辦教育。政府想把什么事情都管起來，實際上是管不好的。”
在東部，家長依舊要為“擇校”分心勞神。在中西部，學位短缺和“大班額”并存。公平依舊重任在肩。
在四川涼山州昭覺縣支爾莫鄉阿土勒爾村，這里的孩子需要徒手爬800米懸崖上下學，才能到山下學校求學。如今這條艱難的上學路變得“擁擠”。“懸崖村”阿土勒爾村共有15個6歲至15歲的孩子在山腳下的勒爾小學上學，僅30多歲村民陳古吉家就有5個孩子上學。
省長的憂慮已變成現實。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美洋洋雙語幼兒園董事長兼園長潘成英正是來自涼山州，學前教育學位的緊張已經刻不容緩：“涼山州有公辦園79所，在園幼兒29262人；民辦園423所，在園幼兒64461人。民辦教育撐起了學前教育的半邊天，但是民辦園什么時候能享受到與公辦園同等待遇？”
東西部、城鄉之間教育資源的高低“水位差”天然存在，潘永興建議把這個問題裝進“中西部省份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的籃子里解決，“從師資隊伍和公用經費兩個方面同步發力，既不能‘削峰填谷’，更不能‘顧此失彼’”。
公平大傘如何覆蓋更多兒童
“就讀普通學校的殘障兒童家長中，有27%表示有被要求退學的經歷。”全國人大代表、中華明尚公益基金秘書長李欣蓉拋出了一份覆蓋23個省份的隨班就讀抽樣調研數據，讓很多代表瞠目。
“沒想到問題這么嚴重！”幾個月之前，她在準備今年兩會議案時，也被這個數據嚇了一跳，想起了自己在做大學生村官時遇到的一個孩子。
她所在的村里，有個患先天性精神病的孩子，到了上學年齡后，既不被普通學校接納，也不被特殊教育學校接納。經過她的努力，這個孩子總算進了普通學校，但沒有學籍。
這是她的一個遺憾，也成為她轉身的契機。6年村官生涯，她自愿放棄了事業編的機會，投身公益。“這群孩子是長期游離于主流視野之外的‘失語者’，更是教育公平應該覆蓋到的死角。”李欣蓉說。
干了這么多年特殊教育，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夏津縣精華聾兒語訓希望學校校長袁敬華依舊覺得工作起來無所適從。“特殊教育涉及多個管理部門，‘教’是教育部門的事情，‘醫’是衛生部門的事情，‘康復’是殘聯部門的事情。齊抓共管很多時候變成了沒人管”。
袁敬華建議，在教育內部成立專門機構負責全口徑特殊教育。在教育外部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建立與殘聯、衛生、計生、民政等部門的實質性對接。
教育公平的普惠陽光要照到每個孩子身上。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和城鄉困境兒童保障。”據統計，全國現有留守兒童約902萬人，其中有超過90%以上的分布在中西部省份。
1992年出生的鐵飛燕已經連續5年將議案聚焦留守兒童領域。今年是她履職的第5年，鐵飛燕希望能從國家層面為全國留守兒童建檔立卡。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保安服務總公司海淀分公司副總經理朱良玉提出的《關于促進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的建議》得到很多代表響應。他呼吁健全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將此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的總體規劃中。
教育扶貧，怎么“扶志”
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榆林市榆陽區古塔鎮黃家屹嶗村村委會主任張文堂，在當地是個很有名的新聞人物。
他所在的村子缺水干旱、農業條件差，基本是“耕地靠牛、澆地靠天”，2007年以前農民人均收入才2000余元。幾年前，民營企業家張文堂離開自己資產達50億元的公司后返村任職，投資4億元為全村村民免費建別墅。如今，全體村民都免費入住了別墅，60歲以上的老年人免費入住村辦老年公寓。
可是，別墅也留不住要上學的孩子，他們的父母還是想送娃到城里，因為村里的小學不如城里的好。
“政府工作報告中貫穿了為人民謀幸福的理念，我建議國家應加大對農村幼兒園、小學和醫療衛生、養老等領域資金、人才的投入力度，讓農民也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生活。”這切身體驗使得張文堂代表感觸頗深。在他看來，精準扶貧關鍵在“扶志”，使貧困群眾增強依靠自身努力來脫貧的信心、決心與行動。“扶志”的根在教育。
“扶貧”是今年兩會的熱詞，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今年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000萬以上”。這讓代表委員們感到特別振奮，但是總理也特別提到，扶貧攻堅要“防止假脫貧、被脫貧”，代表委員們在這幾天的會議中都提到要做到這一點，精準扶貧應該在教育上多做些文章，這無疑成為教育事業發展的一個新增長點。
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委員王軍認為，農村的貧困根子一在教育，二在落后的產業結構。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打好底子，提升人口的基本素質，就是做好農村扶貧攻堅的基礎性工作，人口素質上來了，才是“拔窮根”。
“職業教育是離農村貧困人口和底層打工族距離最近、最能直接提升就業能力和收入水平的教育類型。在脫貧攻堅中，職業教育不僅大有可為，而且必須大有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建議，一是實施“職業教育脫貧國家工程”，整合教育部、人社部、扶貧辦等名目眾多的培訓資金，針對地方產業發展和脫貧攻堅的需要，把職業教育和培訓落實到每個貧困家庭和建檔立卡的所有適齡學生和貧困勞動者。二是實施“全國教育資源一盤棋”，借鑒“內地西藏班”等經驗，要求各地已有的職業教育培訓資源積極承擔向貧困家庭開放的任務，盤活發達地區優質職教資源的存量，進一步向貧困地區開放。
教育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最有效的路徑，這也正詮釋了教育作為社會公平基石的深刻意義。全國政協委員、藍光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楊鏗表示，建議由政府牽頭設立教育扶貧基金，吸引企業參與。在此基礎上設立基礎教育和技能培訓兩種不同的教育扶貧模式，既保障適齡學生的受教育權利，又切實提升賦閑勞動力尤其是五六十歲中老年無業人口的基本謀生技能。創新建立脫貧的長效機制，改變過去簡單的“資金扶貧”模式是根本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