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質教育資源不足，造成家長花‘天價’追逐學區房；教育結構不合理，造成企業招不到人、求職者找不到工作。”在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昆明學院院長何華的這番發言，將教育改革與供給側改革聯系到了一起。　

“十三五”期間，我國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在一些人大代表看來，面對新形勢，教育一方面要深化內部供給側改革，另一方面還要主動為經濟供給側改革服務。　

教育內部供給側改革還需深化　

談到如何深化教育內部供給側改革的話題，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沈健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　

江蘇某市一位教育局長有一次到幼兒園調研，因為“內急”問男廁所在哪兒。園長說沒有，并解釋：“多年沒進過男職工，設男廁所閑置浪費。”　

沈健說：“當前我國青少年呈現‘陰盛陽衰’現象，這跟小學、幼兒園男教師比例太低有關。”有園長向沈健抱怨拿出女教師三倍薪酬也招不來一個男教師。沈健到“上游”的幼兒師范一看，“清一色的女學生，這說明3年后這個問題也難紓解。”　

江蘇幼教的“廁所危機”是教育發展結構性矛盾的縮影。　

“教育其實就是人才的供給和教育資源的供給。但我們現在很多供給是‘無效’的，不能滿足社會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何華說，教育內部供給側需要改革、必須改革，這不僅是我國經濟轉型發展需要不同層次人才的客觀要求，也是老百姓“上好學”的現實期待。　

何華建議，應著力調整教育結構，優化人才培養模式，推動教育供給側改革。教育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就在于提供更多優質的教育資源，特別是在義務教育階段。　

“好多家長到處托關系，花天價追逐學區房，這是一種無奈的現實。”何華說，通過劃片區等方式來解決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的問題，只是抑制了需求。“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力氣需花在薄弱學校上，不要搞錦上添花，而要雪中送炭”。　

經濟觸角之所及，教育改革之所向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滁州市市長張祥安像個“推銷員”，逢人便推銷滁州。他的開場白通常是：“在黃金時段，你打開央視，在上面投放廣告的食品企業有1/3都已在滁州落戶。”　

“政策優勢，你有，其他城市也有，憑啥都到你這里來？”面對別人的疑問，他揭開了滁州“招龍引鳳”的秘密，“這些企業在我們這里不會遭遇用工荒。”　

教育在整個社會發展這盤大棋上落子，才能下出活棋。這句話張祥安有著切身感受。有著450萬人口的滁州是勞動力大市，但勞動力優勢如何轉化成產業優勢，一直困擾著張祥安，“其中60萬人是流動人口，要把他們留下來成為產業工人，就得靠職業教育”。　

訂單班、貫通培養、把企業辦到學校里……在滁州，職業教育成了發動機，這里中職建得比普高還漂亮，幾年下來，外出打工者回流了十幾萬人。　

全國GDP百強市，佛山市位列15位，但該市只有佛山科學技術學院一所公辦本科院校。該校現有57個本科專業，工科比重僅占29.82%。全國人大代表、佛山市原市委書記劉悅倫發現，在佛山，凡儲備大量高水平理工科人才，擁有自己核心技術、品牌的企業，“現在日子就好過，反之就不好過”。　

佛山市深刻地認識到，制造業強市必須要有高水平理工科大學的科研和人才支撐。今年，佛山科技學院開始“揮淚砍專業”，應用心理學等15個非工科專業停招。同時該校主動適應區域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重點發展工科專業，到2020年，理工科專業占60%以上。　

應對城鎮化，教育改革還有許多難題　

“城市的繁榮有我們的功勞，卻沒能留下我們的腳步。”在廣東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來自一線車間的易鳳嬌發言時，引用了一位打工詩人的詩句，道出了外來務工人員的心聲：“絕大多數外來務工人員外出打工，都希望子女能夠就地接受良好教育。”　

如今，居住證政策讓“易鳳嬌們”行走的城市里，逐漸留下了他們的腳步。隨遷子女、留守兒童，這個一直以來都沒有解決好的教育難題，在“十三五”期間城鎮化繼續發展的背景下，依然是個難題。　

讓人感到欣慰的是，現在有了居住證制度。“居住證具有很高的含金量。”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肯定了居住證帶來的教育、醫療等諸多“福利”。可是，要把這張“教育綠卡”打造好，并不容易。　

在廣東，無論誰坐上省教育廳長的位置，首先都要面臨一場“空間換時間”的硬仗。廳長羅偉其說：“在東莞，一年新增有入學需求的隨遷子女3萬至5萬名，這樣的速度，別說建學校，建教室都來不及。”　

在羅偉其看來，這張“綠卡”能否“一卡通，通全城”的關鍵，在于教育的規劃得搭上城鎮化的脈，這并非廣東一地困境。羅偉其說：“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必然會造成布局結構上的調整。鄉鎮一級的學位可能逐步會出現過剩，但是縣城及大中城市，隨著城鎮化人口進程的加快，會造成學位緊張。”（記者 劉博智 柯進 劉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