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外事學院董事長：黃藤

摘要：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在教育發展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在如何破解這些難題方面，文章結合作者在國內外教育方面的親身經歷和體驗，對教育改革的道路進行了深入思考，指出應從教育政策和措施上切實使公辦教育、民辦教育擔負起不同的責任，協調發展；扭轉應試教育的導向，使學生的個性得到充分發揮才是通往人民滿意教育和復興強國教育之路的關鍵。

教育政策是基于教育意義表達和教育指向規制的主動性的價值選擇過程和活動。如果把教育政策理解為國家以至于社會各界對特定教育活動所賦予的意義時，教育政策研究的旨趣在于理解社會特別是世界各國對特定教育政策所給予的詮釋，并據此分析其特定政策的演進與價值取向；當教育政策被理解為一個國家與社會發展特定教育活動之上的權威時，相關教育政策研究的目的則旨在于揭示其教育價值的形成，并審視其制度化的教育實踐，研判其可能造成的教育及社會層面的影響。

世界上和西方學者在研判教育時主要關注三個指標，毛入學率(在校生數占相應學齡人口總數比例)、教育支出比(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和教育水平。按照美國學者馬丁?特羅所提出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5%～50%為大眾化，50%以上為普及化這一標準，我想可以先從《國際統計年鑒(2013)》所公布的“2010年世界部分國家大中小學生入學率(世界銀行WDI數據庫)”中選取世界、高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數值和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荷蘭、巴西、馬來西亞、韓國和我國等十個國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進行一個簡單的比較。

從上述列表可以看到，我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相對增速較快，最新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37.5%，按照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到2020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要達到40%。但這與世界高收入國家還有一定距離，仍不及美國的一半。因此，面對高等教育大眾化實現后的普及化，我國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

第二個指標教育支出比，我們可以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統計研究所公布的《教育公共開支總額占GDP的比例》中依次選取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澳大利亞、荷蘭、巴西、馬來西亞、韓國、芬蘭、瑞典、冰島、古巴等十三個國家的數據做以比對。

注：①為2004年數據；②為2005年數據；③為2008年數據。其中，據世界銀行2015年公布的最新數據，美國2010年教育支出比為5.4%，2011年為5.2%。另據2013年美國《教育統計文摘》(DigestofEducationStatistics2013)公布的統計數據，美國2010年對每一名全日制中小學生的教育支出為$11,826；在大學階段對每一名全日制在校生的教育支出已達到$25,576。如果把這一指標放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簡稱經合組織(OECD)內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前一項高于該組織其他成員國同類平均數額$8,501的39%，后一項幾乎是該組織這一平均數額$13,211的兩倍多。

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4%的指標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礎線。1993年，我國《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要達到4%。但由于我國GDP增長迅速、財政收入占GDP較低等多種原因，直到2012年才如愿實現。另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5年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近年來，經合組織成員國用于教育領域的公共支出比例持續上升，目前教育支出平均占比為12.9%。其中，新西蘭教育支出占全部公共支出的比例已高達21.6%，緊接國家的依次是墨西哥20.5%，巴西19.2%，韓國16.5%，瑞士15.7%，美國13.6%，英國12.2%，德國11.0%，俄羅斯10.9%，法國10.2%，日本9.1%和意大利8.6%。

從上述兩個列表足以看出世界發達國家這個比值遠遠超過我們，也就是說我們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視教育和教育發展速度極高的國家，但是在經費投入方面和世界各國還有很大距離。實際上這個數據背后是學生人均占有經費支出絕對值和相對值所產生的矛盾，換句話說也就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教育方面的投入無論是從政府，還是從社會水平都還很低，形勢相當嚴峻。

第三個指標教育水平，這個是最難考察和精準衡量的，我們只能用一個維度來評判，那就是研究水平，特別是高校的科研水平。科研是高等教育的一項基本功能，高校科研水平的高低決定著一個國家科技水平的高度和這個國家在世界科學技術發展前沿的話語權。國際上，科研水平的衡量標準有一個參考指標即科技文獻索引率(SCI、EI、SSCI的索引概率)。下面也給出一個主要國家2006年SCI論文影響系數的列表，以示說明。

近年來，我國SCI論文發表篇數的排名一直在世界前五六名，僅排在美國、日本、英國和德國之后，與法國不相上下。雖然我國的SCI論文數量上有了很大提高，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由于我國科學研究的原創性還不夠，所以SCI論文影響力還比較低。

從以上國際通行的研究教育的三個指標，能粗略地感覺到我們國家的教育在縱向方面發展速度，成就巨大；但橫向對比與發達國家的距離，差距也很大。

西方人重視數據，注重實證；東方人重視感觀，注重思辨。下面我想從思辨的角度對我國教育的現實問題和解決途徑，談談談我個人的一點看法。

如今，大家對我國的教育問題，關注、重視，同時又很困惑，我們普遍感覺到，在經過多年努力，教育發展取得重大突破的輝煌業績面前，幾乎人人都不滿意。老百姓不滿意、不滿足，覺得自己的孩子應該受到更優質、更公平的教育，他們要擇校，但難度極大且費用高昂。國家不滿意，投了那么多錢，費心勞力，期望能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希望學生能夠全面發展，渴望能培養出更多的國之棟梁，能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拼，但我們的教育部門，或者說是教育的承接者沒能做到。再者就是教育者本身不滿意，無論是教還是學，教育者本身覺得，自己的付出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在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較中，我們覺得，我們還有很多不能逾越的障礙，比如說高考，它是有史以來一直困擾著整個國家、老師和學生，或者說我們整個教育系統的桎結，如何正視并化解這樣一個矛盾，就我國國情而言，該怎么做？就成了我們人人都應該思考的，特別是教育工作者必須深思熟慮的一個話題。

首先是如何正確對待中國教育和世界教育的差別。在國內，我除了完成自己的求學生涯外，還專門在華東師范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做過訪問學者，讀過教育學碩士、博士，認真和國內的專家、學者們一起研討過公立教育和民辦教育發展的問題。國外，我去過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和新加坡等幾個主要的國家，不是去旅游，而是親自在這些國家的學校里，和他們共同參與了小學、中學到大學的整個教育過程，為此在這個問題上，我有自己比較直接的認識和理解。

我的孩子小學三年級之前是在上海入的幼兒園和小學，之后在西安高新小學也讀過一段時間，三年級和四年級是在英國讀的，當時我一直在陪讀。在英國上學的第一天，我就問學校有沒有統一的書包？老師講：“有，你可以選擇不買。”但我想還是買一個吧，當我把書包拿到手上時，兩片紅布扎的(像參加會議時發的最簡易的資料袋一樣)，上面印著學校的logo，這樣的書包能裝幾本書？這和孩子在國內讀書時的書包簡直就是天壤之別。結果，這個書包在日后最多的時候只裝過一本老師給推薦的從學校借回來的參考書，更多的時候僅僅就是裝兩頁老師批閱過的作業或讓家長輔導的作文材料，這讓我感受頗深。另一個感同身受的就是第一年暑期，學校的暑假作業，老師要求學生廣泛收集有關企鵝的科普資料，因為孩子當時分的班叫“企鵝班”(學校所有的班級都是以小動物的名字來命名)。我當時很是詫異，像這樣的題目應該是我在華師大讀研究生時才做的課題。更令我驚奇的是，收假的時候，孩子竟然整理出厚厚一疊關于企鵝的資料，還頭頭是道地給我做起了關于企鵝的科普知識講座，告訴我企鵝分為帝企鵝和小企鵝以及它們的生活習性和種群生態。我的孩子在班上，數學分在A組，英語分在E組，每組5～7人，真正因材施教，讓我感同身受的同時感慨萬千。英國的小學生每天早晨九點鐘到校，下午三點鐘放學，孩子們回家沒有作業，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全部時間，而中國的小學生每天都有做不完的由老師規定的固定格式的作業，每天都要很晚才能睡覺。看著大片草坪上熙熙而樂，騎單車、踢足球、玩滑板的英國兒童，我真正感覺到了為什么我們國家的足球總是上不去？為什么我們的孩子思維方式被僵化了？

除此之外，我還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過去我一直認為我們的高考是一切教育惡果的誘因。高考束縛著中學教育，中學教育逼迫著小學教育，小學教育壓抑著幼兒教育，使得學生課業繁重，應試教育惡性循環。在英國沒有高考，本該說就不會存在這樣的問題，結果并非如此。在我的孩子即將小學畢業的時候，中國的家長們聯合起來搜集了英國重點中學十年的考題，裝訂成冊(因為英國不出售這樣的輔導資料)，拿來給自己的孩子做。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一定要讓孩子考上收費高昂的私立中學，盡管有些家長的收入并不高，也不愿就讀公立中學，況且英國的公立中學是完全免費，而且條件都很好。另外，如果一個中國籍的孩子在英國考不進牛津、劍橋、帝國理工大學一類的高校，家長一般都會羞于跟別人講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學。這不得不讓我反思，我們教育發展的桎梏可能不能完全歸究于高考。

到了中學，我的孩子回到了國內，先是在西工大附中就讀，后來我把他轉到了北京大學附中，之后到我又送他去了美國一所非常知名的泰伯中學就讀。孩子在這三個學校學習期間，我的感受也是非常深刻的。從西工大附中到北大附中課堂上的內容差別不大，課外就差了一大截。北大附中的學習是豐富的，尤其是課外所涉獵到的知識面是廣博的，而西工大附中就比較單一，主要是考試。到了美國，孩子發出的感慨是，國內的學生真的是太幸福了！之所以有這樣的感受，是因為在美國讀高中，不僅僅要學習拔尖、體育優秀、藝術出色，還必須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美國也有高考即SAT，大學在錄取時主要考察的是平時成績，非常重視課外活動和學生在體育與藝術方面的表現，外國學生還必須參加托福考試，壓力遠遠超過國內的學生，每天的負擔也很重。

國外的大學我親自讀過碩士和博士階段的課程，基本的學習模式是老師不講課，學生課前必須在沒有固定教材的情況下，自修完成所有的課程，課堂上主要是討論和答疑，然后就是完成大量的課后作業和撰寫學術論文，結業考試所占的學分比重很少，主要是平時課堂的討論和課后作業以及出勤率占有絕對的權重，這與國內的大學大相徑庭。中國的大多數高校至今仍然沿用中學時傳統的灌輸式授課方式，以終考成績為標準評判學分的模式，以致于中國留學生剛到國外時不會學習，必須經歷一段時間后方能適應。

在國內，我們的大學很少淘汰學生，學生通過高考順利進入大學后如釋重負，無論哪一級別的大學，都相當容易畢業，這就必然導致了我們的大學生自學能力差，思維面比較窄，缺乏獨立創新意識，創造性差。所以有人說我們和國外的教育剛好形成了一個剪刀差，在幼兒園、小學、中學我們的填鴨式教育超過了外國，經常一舉奪得各項類似數學、物理競賽的冠軍，大學本、專科教育階段打平，研究生教育階段開始下滑，到了博士培養階段出不了成果，學生工作以后獨創性嚴重不足，被遠遠地甩在了世界發達國家后面。直到今天，這個局面依然沒有任何改觀。

如果把前面羅列的那些實證數據和現在所描述的這個剪刀差現象結合起來，就不難得出為什么現在會有那么多的中國家長舍近求遠、遠渡重洋，寧愿支付相當昂貴的學費，也要送孩子去國外讀書的緣由所在。在探討如何化解這樣一個如此尷尬局面的同時不得不引出一個較為棘手的現實問題那就是“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

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不僅僅是我國所面臨的教育發展和改革的難題，也是全世界所關注的焦點。那么世界各國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所采取的應對策略和有利舉措又有那些？我想首先應該分清政府和民間兩大實體的職責。

讓教育最大限度地平均化，應該是政府首當其沖、義不容辭的責任。也就是說，不論政府的財力高低，作為政府的職責就是平均把這些經費合理地投入到教育事業上，那么比較理想的狀態就是像麥當勞一樣，把各級各類學校的標準統一起來，特別是在義務教育階段，可以讓孩子們就近入學享受惠民普及的教育，這是一種平均化的教育。如果我們真正達到了均衡，家長們就不會舍近求遠，為了上一個麥當勞一樣的學校而去選擇學校。其次，滿足社會不同階層和不同收入群體對各級各類教育的差異化需求，這也應該是政府的職責之一。要解決好這兩個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的問題，世界上通常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徑就是以公立教育來解決教育平均化的問題，用私立教育來協調教育需求差異化的矛盾。其實不僅僅是教育，醫療、衛生、體育以及其他領域也是如此。在國外，優質的教育和服務往往主要都是由私立機構來負責管理和承擔運營。其實也不是說私立機構就會辦學，精通運營管理，而是政府給了一個平臺，有意讓出一個任其合理發展的空間。簡單說，就是老百姓的需求超出了國家所能承受范圍內的平均水準，且他們甘愿自行承擔額外的費用，享受更加優質的教育、醫療和服務，這部分群體的差異化需求應該由私立機構來滿足。這就是國外私立大學、私立中學往往都是好學校的主要原因。然而，我們國家在這一點上，恰恰相反，重點大學、中學、小學，甚至幼兒園幾乎都是由政府全額出資開辦，政府全權包攬民眾的差異化需求，同時還要兼顧解決平均化問題，顯然自相矛盾難以實現。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面對有限的優質資源，加之又沒有法律的依據，自然也就造成了屢禁不止的特權和亂收費現象。

我們的國情和政府主導的性質決定了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教育類別，比如國防大學、重點大學、特殊教育學校等還是需要由政府來興辦的，這也許是*所不可避免國情，但是絕不能毫無科學依據地把教育公平、均等和平均化混為一談。面對目前狀況，我構想了兩條思路，或者說是兩種可供選擇的路徑。

第一，應該力圖改變現在我國在教育內容上的不足，可是又不能從高考入手，因為在沒有一種更好的方式來取代它的前提下，高考還是必要的。但是可以考慮從錄取方式上著手，也就是不在把高考分數作為大學錄取的唯一標準，把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作為解決實質性問題的抓手和突破口，允許高校按照各自的辦學和人才培養特色自行制定錄取學生的原則和標準。現在教育部已經在全國一些重點大學中進行試點，我覺得還可以嘗試在兩頭進行試點，一頭就是像985、211一類的重點高校，另一頭則是以培養實用人才為主的應用型大學和高職院校。由這樣一個新的指揮棒來引領中、小學教育改革，向著全方位的素質教育方向科學發展，這與世界和我國當前所倡導的全納教育理念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承認美國人走到了世界的最前沿，我有時候經常開玩笑說：“毛主席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被美國人貫徹的最好，而我們自己卻不小心丟掉了。”

另一個方面，我覺得一定要大力支持民辦教育的發展，對民辦教育的發展不僅僅是看作一個可有可無，或者是民辦教育管理者自己的事情，而是應該由政府出面對教育結構進行調整的一項重要措施。教育現代化理論和教育發展的實踐證明，一個完整的教育系統應該由公辦和民辦兩大辦學主體所構成，沒有民辦教育，全是公辦教育，這樣的教育體系是不完整的。為此，世界各國普遍認為，私立學校(尤其是非營利性私立學校)和公立學校的主要區別在于教育服務的提供主體和提供方式不同，本質上都是社會公共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賦予私立與公立學校同等政策待遇，不僅保障其辦學自主權，還給予實質性扶持。例如美國聯邦政府通過補助金、低息貸款和勤工儉學項目，以資助學生的方式間接資助私立高等學校；以科技開發研究投入的方式，直接資助具有較高科研實力的私立高等學校；對聯邦政府確定的高等教育中應該重點發展的方面提供資助。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對私立高等學校資助的主要方式是減免稅收和為私立高等學校學生提供獎助學金。美國政府設立的很多支持大學發展的基金(尤其是科研基金)均對私立大學開放，私立大學可以平等競爭。

無論是從國際經驗還是從現實選擇來看，民辦教育作為我國教育事業發展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已牢固確立，政府應站在構建更加充滿活力、更加多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的高度，大力支持和進一步規范民辦教育發展。

作為國內一所民辦本科高校的創辦人和領導者，多年來我一直從未間斷過對民辦教育的研究，特別是高度關注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翻開我國高等教育史，我們會發現中國私學的歷史要遠遠早于公學。遠的如兩千五百年前孔子設壇講學不說，自“書院出現于唐代”，宋代的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明代河東書院、石門書院，到清末教會學校演變過來的圣約翰大學等，都比公學創辦得要早。如果追溯中國大學的起源，應該是起源于私學。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共有私學性質的高等學校69所，其中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光華大學、輔仁大學等一批私學性質的高等學府校園文化積淀厚重，國際視野開闊，辦學質量頗高，在全國享有盛名。這些大學的校長，如張伯芩、林文慶、馬相伯、張壽鎬等，亦是全國知名的教育家。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所有私學性質的高等學校都被轉為公辦院校。此后近30年間，中國再沒有私學性質的高等教育機構。中國民辦高等教育是在民營經濟欠發達、社會資本發育不夠成熟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1978年，中國民間悄然興起的各種文化補習班、職業培訓班等，標志著非公立的中學后教育機構開始建立，也標志著私學教育傳統得以恢復。進入新世紀以來，為吸引更多非財政渠道資金興辦高等教育，創新高等教育辦學體制機制，鼓勵高水平公辦院校參與舉辦民辦高等教育，國內探索了“普通民辦高校和獨立學院共同發展”的模式，在短期內便實現了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拓展和共享，使得民辦教育從對公辦教育“拾遺補闕”的地位，上升到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呈現出勃勃的發展態勢，成為影響廣泛的社會事業。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特別是《教育規劃綱要》的頒布實施，大力扶持、依法管理民辦教育的力度顯著加大，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共同發展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據《2013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民辦高校718所(含獨立學院292所)，比上年增加11所；招生160.19萬人，比上年減少949人；在校生557.52萬人，比上年增加24.34萬人。其中，碩士研究生在校生335人，本科在校生361.64萬人，專科在校生195.85萬人；另有自考助學班學生、預科生、進修及培訓學生25.84萬人。民辦的非學歷高等教育機構802所，各類注冊學生87.99萬人。另據教育部最新統計數據，截至2015年5月21日，全國高等學校共計2845所，其中：普通高等學校2553所(含獨立設置民辦普通高校447所，獨立學院275所，中外合作辦學7所)，成人高等學校292所。

2014～全國31個省市、在自治區公民辦高校數量變動情況統計表

事實上，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初期，沒有國家投資、社會籌資又很困難。為了解決辦學經費不足的問題，大多數舉辦者都將擴張規模作為院校建設的首要任務。在基本完成原始積累后，國內民辦高校紛紛將發展重點從規模擴張轉移到內涵發展和提高質量上來。各級各類民辦學校辦學條件明顯改善，教師隊伍素質顯著提升，辦學規范程度大大改進，整體辦學水平明顯提高。民辦教育在吸引社會資金、擴大教育資源、優化教育結構、促進改革發展、創新辦學模式、加強內涵建設、提高服務水平、提升教育質量、規范辦學行為等方面取得新的成績，特別是一批民辦本科高校躋身于研究生培養行列。就目前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現狀而言，與世界私立高等教育相比較，我個人感覺與日本的結構更為接近(如下表所示)。當然目前中國像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那樣國際一流的大學還未出現，但相信不久的將來，在國內高等教育的第一陣營中涌現出幾所211水平的民辦大學指日可待，但是更多的民辦高校也會像日本今天的私立高校一樣要為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普及化、多元化做出應有的貢獻，這也很像美國的文理學院(或社區學院)和澳大利亞的TAFE。

時下，大家在探討民辦教育的發展道路時，普遍認為政府不應再把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納入到一個軌道上通盤考慮，特別是地方政府應該專項劃撥一部分相當數額的財政經費，來引導和支持民辦教育向著公益性的方向發展，大力發展一批私立中小學和幼兒園，讓他們逐漸壯大，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資助一些私立學校或機構和國外合作，使他們有能力整合優質教育資源，以滿足社會各階層對教育差異化的特殊需求。如果誰能夠優先制定出相應的教育發展規劃，完全有理由進入全國民辦教育發展的前列。

縱覽世界私立高等教育，類型比較多樣,有營利和非營利兩大類型,還有研究型、教學型、研究與教學型、應用型私立高校,也有職業教育和培訓性質的私立高校。辦學層次囊括專科、本科、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及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等。相比而言,我國民辦高校辦學模式較為單一。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是多層次、多類型、多樣化的。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滿足各類人才的培養需要，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教育服務也必然是多樣化的。民辦高校為了滿足社會經濟的多樣化需求，也必須要多樣化定位，多元化發展。這里提出的民辦高校要多元化發展，實質上就是不同的學校要選擇不同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而不是千校一面，相互模仿。多元化發展的內涵十分豐富，既包括辦學性質定位的多元化，又包括學校戰略規劃的多元化，還包括辦學規模、辦學層次、辦學類型、人才培養和服務面向等諸多方面的多元化。也就是說，只要在國家法律、政策允許的框架內,各民辦高校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根據自己的特點，立足于自身的辦學資源條件，結合自己的優勢，確立不同的辦學理念，選擇不同學校發展戰略定位，然后據此才能設計具有個性特點的學科專業發展規劃，并設置不同的專業和課程,采用不同的培養方式和方法,培養出社會需要的特定的人才。

總之，無論屬于什么樣的類型，選擇什么樣的定位，只要能夠突出自己的優勢，展示自己的特色，打造出自己的品牌，促進學校的發展，應該都是科學合理的。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適合的就是最好的”。特色和優質的教育是不分層次、不分類別的，每一種類型和層次的教育都可以達到優質教育的水平，都可以辦成名校。有重點、有特色的學校，都可以成為知名院校，成為國內或者國際有影響的名校，只要學校定位能夠同社會經濟發展對教育的多樣化需求緊密結合，就能夠打造優質教育品牌，培養出高水平人才，這樣的定位應該都是準確的科學合理的定位。

最后我想說的是，盡管有些人對教育的質量不滿意，對數量的增長有爭議，或是因為生源數量的減少而感到壓力倍增，但是按照教育發展的客觀規律，高等教育數量的遞增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必然趨勢。那么，這些數量上的增長是調配給公辦高校還是民辦高校？我想主動權在于政府，我個人認為，應該是把全部或者大多數數量上的增長調配給民辦高校。我的理由是現在的重點大學，特別是985、211大學，他們根本就不愿意增加數量，繼續擴充辦學規模，只有那些完全依靠地方政府財政滋養，只有靠數量遞增才能維持存活的，且業績平平的地方院校才有增加數量的積極性。他們一邊要招生指標，一邊要政府撥付經費，而且不大可能在質量上和規模上有所提高，更談不上在體制和機制上進行創新，只會給社會增加不必要的負擔和負面的教育影響。就像前面所闡述的那樣，民辦高校在數量上的遞增，不僅有利于改善我國的教育結構，更有助于高水平民辦大學的崛起，而且不會給政府增加財政方面的負擔。再者就是在民辦高校錄取學生的批次上，應該允許那些堅持非營利性辦學且辦學水平較高、特色鮮明、社會聲譽好的民辦本科高校(包括獨立學院)進入一批、二批錄取，引領和帶動其他民辦高校朝著公益性、社會化辦學方向健康發展。

以上是我對中國教育發展和教育結構調整，或者說教育改革方面的一些簡單的認識，介于教育問題的繁雜，所涉及的面很廣，要探討的話題還有很多，在這里僅就關鍵性的問題先粗淺的談一點，倘若有不恰當的地方，希望同仁指正，如果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我非常樂意與大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