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稱，中國正在推動豐富其全國考試的內容和形式，讓教師們遠離死記硬背的教學方式，目的是培養認知靈活和更具社會責任感的畢業生。
據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12月14日報道，中國現在已經重塑了其國家考試，側重于更廣泛的主題和認知技能，反過來能夠遠離教師為主導的授課方式。新的測試要求學生使用復雜的分析能力，具備橫跨各學科的更廣闊的混合性知識。除了數學、語文和英語等成績，學生們選修的課程的成績將首次列入高考成績。而頂尖大學在篩選申請時，必須把個人對當地社區的服務考慮在內。
事實上，中國在保持高要求的同時，正在拓寬教育議程，它吸納內容廣泛的教育理念，從約翰·杜威的理念到毛澤東思想等。
報道稱，自從10世紀以來，中國的國家考試（過去叫科舉，現在叫高考）一直是在中國社會中平步青云的途徑。“對我來說，考試可能沒有用。”26歲的研究生海燕（音）對我說，“但如果考得不好，我就無法實現向上移動。”她說，她來自一個有200戶人家的鄉村，當年的高考成績是全縣第4名，令人艷羨地進入了頂尖的北京大學。
學習的渴望與古老的考試交織在一起，更不用說長期以來儒家對讀書識字的信仰仍然深深植根于文化之中。現在，這種模式繼續生產出千篇一律的數學神童以及讓人難忘的畢業生，至少他們在國際比賽中取得的傲人成績讓人難忘。上海學生每年與芬蘭和新加坡的學生競爭在國際經合組織教育排行榜上的名次。但越來越清楚的一點是，說教式的教學和刻板的考試可以說沒有產生推動技術創新或者設計突破的年輕人。中國在藝術、文化發明或者學術研究方面仍然遠遠落在后面。除了極少數鼓舞人心的小說作家之外，該國很少看到人文方面出現備受矚目的人物。
報道稱，由于考大學相當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在2008年至2010年之間，參加高考的高中生數量已經從1050萬降至930萬。越來越多的優異學生為躲避“壓力山大”的高考，而是選擇到海外就讀，尤其是越來越多的暴發戶的后代。中國雄心勃勃的高校招生改革現在向中學生和他們的老師發出一個明確的信息，即僅僅靠死記硬背可能不足以確保進入高等學府。
但是，中國重新締造的考試能否真正讓教師們從填鴨式教育轉向分析和批判性思維尚不得而知。
報道說，然而，少數公立學校已經通過“學習型課堂”來實踐所謂的西式教學策略。中國教授韓立夫（音）說，學生們開展應用項目或者解決社區問題，而校長們在教師和學生之間培養“平等友好的關系”。與此同時，新畢業的教師在更加自治的“重點院校”謀求工作，這些學校有點像美國的特許學校。它們由政府資助，但是擁有“決定如何教學生的自由”。這些日益進步的學校要求學生研究復雜的主題，深入探討多元化文學，并且英語流利。它們吸引了北京蓬勃發展的資產階級的后代以及企業和政府精英們的子女——這些孩子通常去海外讀大學。
報道稱，中國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長們越來越多地詢問如何讓他們的孩子為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和靈活的經濟做準備。而且，關于教育的核心目標的爭論也越來越激烈。刺激這些爭論的是一個日益破損的社會結構：蔬菜推車在城市的街道上躲閃著漂亮時髦的寶馬車，外來務工的子女（在人滿為患的北京，外來務工家庭占據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基本上被排除在高質量的公立學校之外。
這促使人們呼吁中國教師培養學生的個性，讓他們成為全面人才，而不是被迫擠上“獨木橋”，基于一次考試成績而在大學獲得一席之地。北京已批準了改革，旨在減輕負擔，其中一項是把一天的上課時間縮減兩個小時。即使壓力減輕，中國學生仍然每晚比全球其他同齡人平均少睡一個半小時。
最終，盡管在更廣泛的社會推動之下，中國的家庭在撫養子女時很難輕松下來，尤其是父母雙方都必須努力工作以使得收支平衡時。許多人要支付輔導班、文體活動和音樂課的費用，以便讓子女擁有競爭優勢。“在北京撫養一個孩子實在是太貴了。”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教授趙飛（音）說。
在大刀闊斧地推行新改革以及對學校寄予新的厚望之際，中國*談到把教育的“第三種模式”輸出到其他國家。
佳佳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就讀，他現在上海郊外教師范生。他說：“我們不能只是對西式教育進行全盤照抄，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我們抱有信心的新模式。”當問起他這種前所未有的教育形式到底是什么樣子時，他苦笑著回答說：“我們還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