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從此這里向全中國訴說著春天的故事。

教育則是春天故事里一個生動的章節。

近日，記者走進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地區，傾聽這里關于教育綜合改革的生動故事??

改革故事之一：深圳南山國際化讓學生放眼世界

關鍵詞：教育國際化

“一個文靜的女孩子怎么會適合當泥瓦匠呢？霍蘭德職業量表這樣的測評結果不是鬧著玩么？”但深圳市南山區教育局教師發展中心主任銀艷琳很快發現女兒喜歡做手工，動手能力很強。

“我之前怎么就沒發現呢？”銀艷琳不禁感嘆，先進的教育測評方式的確能幫家長、教師更了解孩子，從而因材施教。

霍蘭德職業量表“嫁入”南山區的“媒人”是南科大實驗學校外籍副校長孟百思，而聘請外籍副校長和外教正是南山教育國際化的重要舉措之一。南山區作為深圳市第一個推進教育國際化試驗區，目前該區每年引進100多名外教，并聘請外籍副校長。

南山區教育局局長劉根平表示，南山區具有“特區+灣區+自貿區”三區疊加優勢，又毗鄰港澳，人均GDP已超過香港。站在這樣的起點上，南山教育必須與區域發展的高端定位相匹配，以國際標準高位謀劃改革和發展。南山的教育國際化不能是簡單地借鑒和模仿國外課程，而應建立綜合國內外教育精粹的自主課程體系。而中外教師聯合走進課堂、共同治理學校，必然產生觀念碰撞，并在彼此適應和再生的過程中創造出新模式和新做法。

在依法治教的引領下，廣東省佛山市各學校積極營造和諧平安的校園環境。圖為廣東省佛山市華英學校師生在校園里親切地討論問題，亦師亦友。（資料圖片）

劉根平以孟百思為例說，她為南科大實驗學校帶來了美國特色的國際化課程，并帶動該校教師進行多學科融合教學。如該校上學期開展的“職業日”主題教學，當天，數學教師帶著孩子們分類統計大家喜歡的職業，其他科目教師也結合學科特點開展教學，帶著孩子們體驗部分職業。

類似的主題教學經常在南科大實驗學校研發實施，孟百思與所有學科教師一同發揮創造力，催生“第三種課程”，并商定出這些主題課程的內容形式。

但短時間內讓每所學校都聘用一名外籍副校長或外教不現實，南山教育局就將深圳大學等高校留學生也發展成外教。兩位日本留學生為育才一小高年級孩子講解京都等日本特色城市等，韓國留學生則教孩子們如何做壽司等。

“外國留學生文化使者進校園”活動從去年4月開展以來，僅在去年11月至12月，就有來自20多個國家的59名留學生進校園開展了近300次活動。

每所學校聘用一名以上外教或外籍管理人員的做法，僅是南山區為打造“教育國際化先鋒城區”而推進的“六個一”策略之一，南山區教育局還積極推進該區每所學校至少有一所國際姊妹學校，至少參與一個國際交流與合作項目，引進或自主開發一門以上國際課程，在海外建立一個教師培訓基地，借鑒并研制一個國際化學生學業成就評價體系等策略。

南山區教育局還充分利用海歸、國際學校、外籍人士聚集等區域優勢，深入開展視像中國、龍鷹對話等國際化教育活動。

外籍教育人士資源畢竟有限，如何讓本地教師也能成為國際化教育“引領者”呢？“偉大原著”讓劉根平看到了曙光。

今年4月，南山區教育局與美國偉大原著基金會合作成立“偉大原著南山學習中心”，為全區小學、初中英語教師分批次進行“偉大原著”??分享質疑教學法的專題培訓。

劉根平將參與“偉大原著”培訓的教師視為南山深化課改的生力軍，“他們將很快從教師轉變為‘引領者’，帶領其他教師實現教學方式、課堂教學策略、教學技能的突破。”

改革故事之二：深圳大學“布衣教授”管校財

關鍵詞：教授治校

在深圳大學，校領導、“布衣教授”對學校財政支配權的大小，與他們職務高低成反比。

該校一校領導剛調到深大，一個學院領導抱怨說，沒做好年初預算，兩個好項目因缺錢難開展。

“既然項目很好，你打個報告，如果符合規定，我給你簽字，問題不就解決了。”該領導話沒說完，就被這個學院領導一口回絕，“您還不知道吧！咱學校的錢都得經計財教授委員會批，您簽字沒用！”

該校級領導起初還不信，但他很快發現深大在2006年4月就已如此，該校當時還出臺了《深圳大學計財工作教授委員會規程》（簡稱《規程》），保障其推行。

在很多高校，財權大多掌控在校領導和財務部門手中，學術權力很少干涉，但由于資源過度向權力集中，資金的使用效益難以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為消除弊端，深大設立了計財教授委員會。

“委員會總共有13人，主任、副主任各1名，大家都是沒有擔任行政職務的‘布衣教授’。”深圳大學材料學院教授、計財教授委員會主任白曉軍自嘲說，有同事調侃他們是無編制、無經費、無報酬的“三無”委員。

“但競聘‘三無’委員的難度不亞于競聘行政領導，要過四關。”白曉軍介紹說，首先由所在學院推薦或自薦，并經學院內教授選舉，每個學院只能向學校推薦1人；隨后該校計劃財務部對25名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考察其學術品行是否端正；然后校長辦公會再擬出主任、副主任、委員候選人名單，盡量讓13名委員文理比例相當；最終由學校黨委常委會審議通過，校長聘任。

“學校約15億元的運作經費都是他們拍板分配的。”深圳大學副校長李鳳亮介紹說，《規程》賦予該校計財教授委員會審查、評議學校年度部門預算草案、學校制定的重要財務規章制度以及學校實驗室建設投資、大型教學科研設備購置計劃等學校重要經濟事項。

李鳳亮舉例說，該校各部門年度預算草案都要先通過計財教授委員會審查評議，然后才能提交給校長辦公會，因此學校各部門、各學院負責人在向計財教授委員會提交本部門年度預算時，都要就每筆錢做什么、怎么用、有無必要等問題進行答辯，經常被問得面紅耳赤。

“我們雖不是專業做財務的，但教學科研我們最內行，我們知道錢怎樣用才能在教學科研上發揮最大作用。另外我們經常下去調研，熟悉學校當前中心工作。”白曉軍舉例說，今年他們調研時就發現學校部分大型科研設備缺口大，耽誤了部分教學科研的進度，于是他們就喊來學校設備處處長就此進行答辯，建議增加購買缺口較大設備的預算，同時建議完善大型科研設備共享機制，均得到落實。

但更多時候，深大計財教授委員會是做“減法”。白曉軍舉例說，后勤部門今年又有購買割草機的預算，“近幾年每年都買，有必要么？我們調研發現沒必要后，就讓后勤部門負責人來答辯，經過投票，超過半數的委員反對，我們就砍去了這項預算。學校一年預算就15億元左右，但各部門每年報的預算總共有近20億元左右，因此我們至少要砍去百分之二三十。也有部門領導因此去找校領導告狀，但校領導從不干涉我們。”

李鳳亮說，每年計財教授委員會通過的預算，校長辦公會一般只有幾百萬元的改動，變動從不超1%。

計財教授委員會如何保證自己有權不“任性”呢？

“涉及自己所在部門的決策時，委員要回避。”白曉軍介紹說，深大計財教授委員會委員一屆任期是2年，可連任兩屆，但每次換屆連任的委員數不超過總數的1/3。另外委員在任期內如成為黨政領導，其委員資格自動取消，“我上一任主任就因此辭職。”

　　改革故事之三：佛山教育行走在法治軌道上

關鍵詞：依法治教

近日，廣東省佛山市第一中學理事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理事會會議在佛山一中召開，佛山市第一中學成為市直教育領域第一個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試點單位。

“理事會的校內理事只有我和一名教師代表，其余9人都是外部理事。”佛山一中校長譚根林說，9名外部理事，分別由佛山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財政局、市編辦及社會教育專家學者、社區代表、家長代表擔任。

由11名理事組成的理事會作為該校的決策機構，對學校的工作具有決策權和監督權，今后學校的重大決策都將通過理事會審議。

譚根林介紹說，理事人數的確定、產生辦法以及賦予的權利等等，是以先制訂章程為基礎的。“這些都是非常專業的法律問題，為了確保章程和理事會的各項制度規范化和法制化，我們請了‘高人’來指點，那就是我們學校的法律顧問??廣東雋達律師所律師范毅強。”

譚根林所說的法律顧問，其實是佛山市教育局近年來，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校、提高學校治理法治化水平的一項重要制度。

佛山市教育局要求，學校要聘請常年法律顧問，充分發揮法律顧問在學校辦學風險防范、依法依規保護學生、教師和學校合法利益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為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奠定基礎。

佛山市教育局督導室副主任梁志敏介紹說，按照計劃，6月底前，市直屬學校完成法律顧問制度建設。明年底，實現全市學校法律顧問全覆蓋。佛山市教育局會拿出一定的資金，支持和幫助各學校推進此項制度建設。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實用是佛山市推進依法治教的最大特色。“佛山正在推進的教育綜合評價改革、現代學校制度建設等改革，越來越多觸及深層次問題。”佛山市教育局局長毛永天說，“新的改革形勢，要求我們必須通過政策制度規范、引導、保障教育改革，要求更多地運用法治精神、法治原則和方式進行調整、規范和解決，讓教育行走在法治軌道上。”

因此，推進速度并不是毛永天關心的重點，他在乎的是能否真正利用法律指導實際的工作。

以制訂學校章程為例，佛山市在申報廣東省依法治校示范校過程中，對遴選的8所學校，進行了嚴格的審核。其中一條就是，章程的實用性。

佛山市教育局副局長嚴冰說，學校要制訂體現學校辦學特色的章程，同時讓章程真正統領管理、教學、財務、教師、學生、后勤等諸多方面的工作，并要求制度管人、制度管權、制度管事真正落到實處。“你現在看到的章程，是在法律顧問的指導下，修改了無數次，才最終定稿的。”

在務實原則的引領下，法律在各個領域不斷發力。督導機制得到積極運用，以創強爭先復評為重要抓手，強化各級政府教育責任落實，關注督查整改工作成效，以評促改；教職工代表大會，成為了各學校教職工參與學校重大事項決策的主陣地；全面實行校務公開制度，確保學校改革與發展的重大決策、學校的財務收支情況、福利待遇以及涉及教職工權益的其他事項向教職工公布；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指派專人負責接待群眾，接聽、記錄信訪電話和辦理信訪件，每月制作教育系統信訪情況通報，提供輿情分析和決策參考。

說起依法治校的好處，譚根林跟記者算了一筆“賬”：“原來特別怕大家提意見，所以就想著趕快拍板通過，從短期看這樣快，但是在執行時矛盾和分歧才暴露出來，那時再改成本更高，老師學生對你還有意見，可謂兩敗俱傷。現在我總是把想法提前說出來讓大家評判，達成共識后，執行時反而更快更好，可謂兩全其美。”

“一個是兩敗俱傷，一個是兩全其美，你說我會選哪個？”譚根林說。

改革故事之四：順德學校唱“主角”政府當“配角”

關鍵詞：簡政放權

這兩天，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政務委員兼教育局局長徐國元很“牛”，因為區財政部門一直在“求”他要個研究報告。

這個報告是順德區學前教育政府投入及教育成本研究。這個報告之所以“牛”，是因為它的客觀性、詳細度以及說服力。

徐國元告訴記者，為了讓政府更好地科學決策，同時也為了讓社會公眾了解學前教育政府投入以及幼兒園辦學成本情況，區教育局委托第三方機構??順德職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開展了這項研究。

課題組準確了解了順德區幼兒園辦學成本信息以及學前教育投入數據，并遠赴香港、昆山、蕭山等國內發達地區以及省內番禺、南海等城市調研學前教育成本及其分擔情況。

最后，在現狀分析及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構建順德區合理的學前教育成本分擔機制，在該成本分擔機制的基礎上來確定教育經費的投入量。

“這個報告非常詳細和專業，區教育局對學前教育投入的決策就更加科學了。”徐國元說，第三方機構在有的領域，比教育局更有話語權。

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這種新型關系，是從2011年順德區教育局掀起的簡政放權的改革開始形成的。

整個改革，概括來說就是做了一個減法和一個加法：給政府過于集中的權力做減法，給學校辦學和社會監督與評價做加法。

一是按照政府決策、服務、監督的三大職能，將原來科室職能重新組合，合并同類項，并相應撤銷或增加部分科室，例如將職成科、基教科合并為學校管理科，率先成立審批服務科進駐審批服務窗口辦公。

二是全面清理縮減各類審批事項，實現審批權力清單化，區教育局取消39項審批事項，占審批事項66%，只保留審批事項20項，全部屬于行政許可類事項。

三是以“下放機構審批”為突破口，強化事權審批向基層集中。按照全區“一級決策、二級管理、三級服務、社會參與”的思路，區一級的審批權下移，擴大鎮（街道）的管理權限，將“民辦非學歷教育機構的開辦、變更、撤銷審批”等6項審批事項下放至鎮（街道）教育局。

除了減法，區教育局還做加法，賦予學校辦學自主權，最大程度地激發學校作為教育“細胞”的活力來實現“學校自主辦教育”。

在教育管理權方面，給予中小學生學籍異動審批，給予職業學校專業設置的審批權限，撤銷合并對學校的評比表彰檢查活動；在財務管理方面，公用經費按生均標準下達指標到學校，由學校自主編制預算，人員經費、行政運行、教師培訓、設備購置、修繕等開支都由學校自主決定。實行校服管理市場化運營改革，發揮市場的調節功能，將中小學生的校服管理還給市場。

“現在我們正在籌建校文化館和文化墻。”順峰中學校長趙曉蕓告訴記者，而這些都是學校說了算，不用再等教育局審批備案之類的了。

“為了權力下放后，學校能夠接得住、用得好，我們本著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充分發揮行業組織、社會力量參與教育管理、決策與監督的作用。”區教育局副局長勞國明說。

順德區教育局先后成立了區教育發展中心、教育決策咨詢委員會、民辦教育協會職業教育發展指導委員會、教師繼續教育協會等第三方機構。

“我們把很多政府職能移交給了這些第三方機構。”勞國明說，比如，教育提升行動計劃的制定、校服改革等，均要征詢教育決策咨詢委員會意見。如民辦學校招生工作、民辦教師社會保障、十佳民辦學校評選、探索建立民辦教師退休機制等工作，均交給民辦教育協會職業教育發展指導委員會。

改革后，教育行政部門真正從管理教育變成了治理教育。

“包括我在內，我們科一共只有4個人，要負責400多所學校和幼兒園的業務指導。”學校管理科科長陳永剛介紹說，相比于科室合并前的11個編制，人數雖然少了，但是管的領域變窄了，關注的都是教育發展規劃、公共財政投入、質量監控、服務學校等宏觀問題，有時間去調研了，能夠真正研究些教育規律性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