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談談大學,談談理想。
201x年11月21日的下午,廣西師大王城大禮堂人山人海、座無虛席。一場思想與智慧的碰撞拉開了序幕。這是最后一場沙龍壓軸戲,為的是慶祝廣西師大出版社的25歲生日。兩位學者,著名節目主持人梁文道和畫家陳丹青的到場讓現場一度火爆。主題是《談談大學 聊聊理想》。
梁文道先生開頭場,負責講“大學”部分。從中國式的教育制度講起,再到國外的教育。他提到一個特別值得思考也是一個老話長談的問題:中國式教育,即家長包辦教育,政府官辦教育,學校精英教育等。梁先生說,中國的孩子從小被灌輸所謂的主流思想,被灌輸父輩的官本位、“知識有用無用論”等思想,孩子沒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生活教給他們的只是條條框框的東西,全是別人說怎么樣就怎么做,沒有自己的話語。學生不敢說出自己心里的想法,一旦說出來,心想,“哦,爸媽可能不同意,學校社會可能不會接受吧,他們不理解也不會答應,那還是算了吧!卑謰尣欢,跟他們講簡直是“對牛彈琴”、“雞對鴨講”。其實他們還是懂一點的,
因為我們觸動了他們的底線。鬧僵的結果只有發飆式的“反抗”了,不是出走就是關起門來自我封閉。一個發自內心的想法剛剛萌芽,原本可以擁有一片廣闊的天地,可是由于社會、家庭的束縛和阻礙,它還未成長,就被死死地扼殺在搖籃里。這或許就是中國教育的悲哀吧。
再談國外教育,梁先生從王城校區說起,他說很少看過這么有富有歷史底蘊又不乏美感的校區,當然也很少看到哪個校區要收費、門票還不低的。這是一個切入點。國外的教育很講究開放性,我們的大學,一方面是“學”,即可看作一個綜合的實驗。所以在實驗過程過,出現一些看似不合理的因素不僅不應該以打擊異類的心態看待,而應該以海納百川的包容心態理解并加以引導。另一方面是“教”,大學是培養人才,就是出成果了。因此大學的目的就不僅僅是盈利或閉門造車了,而應該是帶著“普世”的精神,讓大學變成一個真正為全國、全人類、全世界服務的教育基地。
從梁先生話中,我讀到了中國教育制度“官本位、重功用”的根深蒂固,也讀出了中國的特有教育。
提到“理想”,讓我感到震驚的是畫家陳丹青先生。他提到自己當年插隊下鄉的地方竟然是我們老家寧都。他說,老百姓對這些下鄉的青年還是一知半解,以為“知識分子的下鄉就是和老百姓搶飯碗”。知青的處境可見一斑。我們的祖輩父輩那時過著食不果腹的日子,可如今,有些老區的人民依然沒擺脫溫飽。
陳先生在文革下鄉時期可以說沒有理想,只有一些欲望。他承認,自己小時候的理想是當畫家。一個從鄉下一直跟隨他到美國紐約,就連做夢都想起的最大“理想”竟然是希望調到當年插隊的隔壁鄉鎮-??對坊鄉!原因是這個鄉“靠馬路,人多”。這個真實而在別人看來“微不足道”的理想與其說是理想,不如說是欲望。以致現在的他都分不清什么是理想和欲望。
其實他對理想是模糊的,但是對理想的追求卻十分清晰。而這種理想在他看來不是從小就能實現的,欲望和理想的分界嶺是大學,78年恢復高考讓他重獲希望。讀大學后才知道,原來自己當時的理想只不過是一些欲望的疊加,最后才演變成所謂的“理想”。但是這個理想后來又慢慢變成了欲望,此時的欲望已經不是理想了。因為理想實現了,可接著欲望又來了。當欲望變成理想后,欲望又開始了。有些時候,我們不也一直徘徊在欲望和理想中嗎?從他的講述中,我讀出了那個為理想堅持不渝的人格魅力,還有他內心的傷痛。
對于大學,眾說紛紜。誠如我們讀《丑陋的中國人》一樣,“我們的文化出問題了”。就像孫觀漢先生《環境與地氣》里講的一樣,用種田人的言語來說,問題不在“種子”,而在“地氣”,地氣就是環境,包括人性的習俗。一談中國大學,說好是“!,說差的一個字“爛”。大學不是說說就會變成大學,但是不說就永遠只是中學或小學水平。我們的學生缺少的是和父母的溝通,我們的大學就像一個人,外表很彪悍,但是心靈卻很脆弱。相比之下,國外的大學卻是不管外表平凡或高貴,內心要強大。因此,我們的大學需要的不是“上傳下達”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是和家長、政府、社會溝通后的抉擇。我們的悲觀或是樂觀,亦是達觀;我們的大學感性或是理性,皆是人性。
對于理想,沒有絕對定義。在農民眼里,種糧豐收是他們的理想,在知識分子眼里,傳道授業是他們的理想。可是我們很多時候理想偏離了軌道或者不在軌道上,也只是把理想當欲望,而且也能想出很多追求欲望的方法,當然,我們也有很多實實在在的理想,也能說出許多實現理想的途徑,但是能真正去做并堅持下來的少之又少。
我的大學曾經就是我的理想,現在我的理想實現了,可我的欲望也來了。我的理想慢慢地疏遠了我。在理想的國度里,我偶爾也會迷失方向。
所以,我也擔心,某一天我將成為柏楊筆下丑陋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