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不驚人死不休 王朔各個時代的經典語錄

語不驚人死不休 王朔各個時代的經典語錄

1、你演得很好啊，裝純，本來就是你的路子。

2、觀眾很可愛，觀眾能吃粗糧。

3、平時大家都裝，不裝早打出腦漿子來了。社會，就是一幫人在那兒裝呢，誰不裝，有人找你聊。人類就是裝著裝著，才進步的啊。

3、人擋著我，我就給人跪下———我不慣著自己。

4、這人太討厭了，不接電話就是告你我不愛接———我就不能讓他覺得有志者事竟成。

——以上來自《夢想照進現實》

5、全國一年只放一部電影，大片和大片還互相躲呢。放倆，今年就太熱鬧了。沒什么見識的小報記者就得滿世界嚷嚷有擂臺。還不如樣板戲呢，那還八個呢。

6、本來挺淺一池子水，前兩年開始往外冒所謂國產商業大片——所謂美元上了千萬的，亞洲一線紅人到齊的，吊起來打的，宣傳忠孝節義的。遭到狂宣，爭掛票房紅旗，好象中國人忽然會拍電影了，忽然愛看電影了。

7、我覺得賈樟柯同志成熟得太快了，他的訪談已經超過了他的電影。他越堅定自己要什么，越像一個八十年代的校園精英，無比正確但屬于強行跟人民站在一頭的。

8、導演是所有藝術門類中最不真實的人，他就是一個總匯，是一個整合資源的人，設計打法的人，相當于部隊打仗時的參謀長。司令是制片人。參謀長臭點,司令堅決，士兵英勇，仗還是能打的。

——以上來自《“收獲”王朔與孫甘露對話》

9、“那時作家比導演紅，一個年輕導演傍上一個好作家，拿著劇本一拍就紅了，作品也不寒磣啊。陳凱歌、張藝謀的都是好作家改的。到他們(自己)做的時候，就成了《英雄》。”

10、“我覺得他(張藝謀)風風火火的，從1988年到現在，都20年了，可以歇會兒了，世界你也跑遍了，虛榮你也嘗盡了，可以蔭庇后人了，你60的人，跟20的人怎么爭啊？他怕這個聲望下去，而且他是一個陜西人，很倔，你越說我不好，我越做給你看。”

11、“當代中國電影的確缺乏好故事，不過原因不全是編劇能力問題，而是整個中國原創小說的疲軟。”為《黃金甲》擔任編劇的卞智洪認為，王朔關于劇本和電影關系的評價特別有道理，電影依賴劇本，但編劇不該為劇本差負全責，“即使是在好萊塢，電影也從來都是脫胎于流行小說、經典舞臺劇，甚至是翻拍成功電影舊作，很少看到無中生有的東西。”

12、在卞智洪看來，優秀原創故事的稀缺也是張藝謀選擇改編《雷雨》拍攝《黃金甲》的原因。“哪個編劇不想改編成熟的小說題材阿，可我們這個時代缺好小說”，卞智洪認可王朔“電影故事不如90年代”的言論，因為“你想想，1985年到1995年那可是中國文壇最活躍的10年，社會處于劇烈的變革時期，思想剛剛從禁錮中解放，王朔說中國電影史上奉獻出《陽光燦爛的日子》、《外婆橋》、《紅櫻桃》、《紅粉》的1995年是巔峰的一年，可這哪一部電影后面沒有一部成功的小說，說到底，1995年的輝煌是中國小說界黃金十年反映在電影上的‘井噴’”。

13、不過，卞智洪表示，導演才是電影工業的核心，即使在上個世紀末也不能簡單說“作家比導演紅”，因為“電影依賴于導演對劇本和整個創作團隊的掌控力”。好比當年張藝謀也看中了《動物兇猛》，但他最后自認為拍不了，因為氣質不符合，這本子到了姜文手上就成了《陽光燦爛的日子》。“王朔關于現階段電影的很多問題看得很清楚，對幾位導演的評價也有中肯的地方”，但是卞智洪認為導演有探索和創作的職責，也不可能因為缺乏完美的故事就完全停止創作，“王朔他自己都認為自己進入了‘蟄伏期’，其他人更不可能有好作品了啊。有時候不能對所有人苛求太高，王朔本人可以選擇蟄伏，但是對其他導演來說，不應該去否定他們繼續嘗試的努力，裹足不前也總是不對的。”

1、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和你們比起來我們是顯得顧慮重重、優柔寡斷，這和我們成長的時代的影響有關。我們為個人追求時不像你們那么大膽、一無所有卻勇氣十足、我認為值就不惜一切；我們考慮問題時更多的是注意到和整個方面的平衡。我們受教育一貫是把個人置于一種渺小的境地。這是我們的悲劇也是我們的習慣，很明白卻無能為力。

2、王朔《動物兇猛》——

我感激所處的那個年代，在那個年代學生獲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學習那些后來注定要忘掉的無用知識。我很同情現在的學生，他們即便認識到他們是在浪費青春也無計可施。我至今堅持認為人們之所以強迫年輕人讀書并以光明的前途誘惑他們僅僅是為了不讓他們到街頭鬧事。

在我少年時代，我的感情并不像標有刻度的咳嗽糖漿瓶子那樣易于掌握流量，常常對微不足道的小事反應過分，要么無動于衷，要么摧肝裂膽，其縫隙間不容發絲。這也類同于猛獸，只有關在籠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觀賞，一旦放出，頃刻便對一切生命產生威脅。

我又羞又急，漸漸萌生出一種難以遏制的憤怒，真想抄起個什么沉重結實的東西扔過去，以驚人的“豁啷”一響和滿地粉碎的結果來表達我的感情。當然，同我鼎沸欲噴的情緒恰成鮮明對照的就是我身體的一動不動。

本來以為父親會非難我，孰料他竟意外的態度誠懇，并無疾言厲聲，基本屬于娓娓動聽和循循善誘。他告誡我年輕的時候應該把精力都用到學習上去。要樹立遠大理想，要有自己人生目標，當然這目標不是別的什么，而是當時惟一的；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他表示他和其他很多我不認識的人都對抱有殷切期望。似乎他們認定我將來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而這點在當時我自己一點把握也沒有。

我一點也不感動，不是施教者不真誠抑或是這道理沒有說服力，而是無法再感動了。類似的話我從不同渠道聽過不下一千遍，我起碼有一次到兩百次被感動過，這就像一個只會從空箱子往外掏鴨子的魔術師，你不能回回都對他表示驚奇。另外我也不認為過份吹捧和寄予厚望對一個少年有什么好處，這有強迫一個體弱的人挑重擔子的嫌疑，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

他們唱的是那個年代很流行的俄國民歌《三套車》，歌詞樸素，曲調憂傷。在月朗星疏、四周的山林颯颯作響的深夜，聽來使人陡然動情，不禁嘆息，無端有遺珠失璧之慨。我至今有所不解；中蘇兩國的民族經歷是那么相似，為什么兩國的民歌傳達的精神實質那么不同？我們的民歌總是歡快的，要么就是軟綿綿的傷感，偶有悲涼也是乘興而抒，大概我們的人民個個都是天生的樂觀主義者所以如此吧。

為什么我還會有難以排遺的寂寞心情和壓抑不住的強烈懷念？為什么我會如此激動？如此敏感？如此脆弱？

我在清澈透明的池底翻滾、爬行，驚恐地揮臂蹬腿，想摸著、踩著什么緊硬結實的東西，可手足所到之處，都是一片溫情脈脈的空虛，能感到它們沉甸甸、柔韌的存在，可聚散無形，一把抓去，又眼睜睜地看著它們從指縫中瀉出、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