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先生是一個蒙塵的明珠，興義學褒貶不一，曾一波三折，最終對他的興學精神多持肯定、景仰、效法、弘揚，他那種"為眾謀"精神扎根于人民心中。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電影《武訓傳》視頻觀后感，希望對你有幫助。

電影《武訓傳》視頻觀后感【篇一】

武訓先生(1838?1896)，行七，字蒙正，自號義學癥，謚號義學正;山東省堂邑縣(今冠縣柳林鎮)武莊人;中國近代群眾辦學的先驅者，享譽中外的貧民教育家、慈善家;原無名，名“訓”是清廷嘉獎他行乞興學時所賜。

武訓自21歲(清咸豐年間)起，武訓以行乞的方式集資興辦義學，目標是“使他們(貧苦人家子弟)無錢也能讀書，使他們讀了書不再被人欺”。

在30多年的時間內，武訓乞討的足跡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省。武訓在行乞過程中，為自己設計了一個奇特的造型以吸引人們的目光：先是賣掉右邊的辮子，剃光了右邊的頭發;后來又剃光了左邊的頭發，而在右邊又留起一撮頭發。也表演“拿大項”、“蝎子爬”的節目，或給人當馬騎，供人取樂，甚至吃糞便、磚瓦，以得到辦學的款項。

到光緒十四年(1888年)，武訓已經靠乞討所得的款項置買了230畝田地作為學田，積蓄3800余吊錢。于是他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興辦起第一所義學??崇賢義塾。學校建成后，他到當地有學問的進士、舉人家跪請他們任教，并到貧寒人家跪求他們送子上學。當年就招收了50多名學生，學費全免，辦學所需經費就從他置辦的學田中支出。在這之后，每逢開學第一天時，武七都要先拜老師，次拜學生，這種儀式持續多年。

1890年，在今屬臨清市的楊二莊興辦了第二所義學。光緒22年(1896年)，臨終那年，在臨清建成了御史巷義塾(現臨清武訓實驗小學)。

武訓為了一心一意興辦義學，甚至堅持一生不娶妻室。

武訓一生勞苦，對自己又十分節儉，終因積勞成疾，于光緒22年(1896年)4月23日，在臨清御史巷義塾內(現臨清武訓實驗小學)含笑去世，終年59歲，葬于堂邑崇賢義塾東側。有萬人以上群眾，包括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全體官紳，參加了武訓的葬禮。

武訓的義舉在當時受到各界普遍高度的評價，山東巡撫張曜下令免征學田錢糧和徭役，并捐銀200兩。光緒皇帝封武訓為“義學正”，賞穿黃袍馬褂，又敕建“樂善好施”牌坊。

武訓是清朝末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一個乞丐，靠著乞討斂錢，經過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三處義學，購置學田三百余畝，積累辦學資金達萬貫之多，這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事情，所以有人稱頌他是“千古奇丐”(馮玉祥語)。

電影《武訓傳》視頻觀后感【篇二】

今天終于沒有錯過人生中的重要時刻，在影院小廳看了膠片版的有些許殘缺的電影《武訓傳》。以現在的觀影習慣來看，電影語言本身顯得有些落伍了，慢條斯理的敘事，充分浪漫的情感宣泄，還有那些明顯的表意符號貫穿于整部電影。

畢竟已經五六十年了，當年感染觀眾的方式有點顯得可笑，不大適合今天快節奏的欣賞習慣。至于影片的思想內容，從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近乎三十年的積淀已經讓《武訓傳》本身從藝術到政治有了一個近乎尸體解剖似的分析和介紹，動用了從天文望遠鏡到高倍顯微鏡的各種工具，各個層面，各個角度都有所涵蓋。所以筆下無言也有情可原，于是只是回到宿舍，翻看了能見的一些當年文字，囫圇吞棗的瀏覽了一遍。

所看書目不過《中國電影研究資料》吳迪主編、《中國電影理論文選》羅藝軍主編、《中國電影百年》李多鈺主編三本書而已，權當了解大概，故而不敢妄稱研究，不過有些許斷想而已。

關于《武訓傳》的批判和平反

《武訓傳》的批判被視為新中國“第一場全國規模的政治運動”的發端(《中國電影百年》語)。早先國內放映的時候，可以算是好評如潮的。事實上，正是因為“好評如潮”，才更為突顯其顯現出的政治問題的“嚴重性”。當時在上海的上映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隨后的媒體上還有關于編導孫瑜和演員趙丹對于影片的經驗介紹性的文章，可見當時有樹立典型的苗頭：名導和明星的珠聯璧合。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應該重視關于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隨后而來，掀起了批判風潮，從電影攝制人員擴到到整個文藝界，從具體的“武訓評價”到抽象的階級立場，終于成為政治性的運動。此后《武訓傳》永遠都不享有純粹的文藝評價，而緊緊的和政治發生了關系。1985年胡喬木的一段簡要講話，成為了普遍意義上的對《武訓傳》的平反，還是以政治運動的清算方式開始的。

孫瑜當年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編導〈武訓傳〉記》，只是半回憶錄性質的，創作上的探討較少，《編導〈武訓傳〉前后》則傾向創作經驗的內容多一點。而趙丹的《我怎樣演武訓》的理論研討價值也很大。相信當年的一些正面評論，也是較為集中在藝術范疇內的討論和批評。這可以在后來批判風潮中的一些文字中找到依據，比如李長之先生1951年5月27日在《人民日報》上的檢討文章《我在關于〈武訓傳〉的討論中得到了教育》寫道：

“我過多地評論了《武訓傳》電影和《武訓畫傳》的藝術，太輕太淡地而且是(不正確地)觸及了政治意義。這不免是單純技術觀點，這不免是西方資產階級‘藝術至上’的形式主義的美學的影響。因為缺乏對政治意義的足夠的重視，所以就是藝術標準的批評論，也就犯了錯誤。”

此段文字或可印證。

5月的社論一經拋出，形勢急轉直下。批評夾雜、混淆甚至歪曲了政治因素和政治立場，用文藝批評的手段搞政治，用政治的方式搞批評。于是雪片般的評論飛滿全國，采取藝術分析和政治品評“嫁接”的方式，炮制出爐了一篇又一篇的批判和檢討稿件。仍以李長之先生的同題文章為例，在前引文字之后，緊接便著例證了他的“錯誤”：

“例如我指出，武訓電影之‘熱鬧和羅曼諦克底抒情并沒有提高它的藝術性，反之，是降低了它’，然而理由呢，是：‘損害了武訓事業的嚴肅性’。其實，武訓事業根本沒有什么價值，也就說不上損害不損害它的嚴肅性了。可見不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藝術性的批評是不會正確的。”

如果說關于“熱鬧和羅曼諦克底抒情”算是藝術層面的分析，那么對于“武訓事業”的評價實在是無由的牽強。然而各地這類稿件之多，是無法想象的。江青更是親自帶隊實地考察，不但洋洋灑灑的寫出了《武訓歷史調查記》，還樹立起了“宋景詩”這一光輝的反抗的正面的形象來和武訓形成對比。總之，最先的政治定論為《武訓傳》的政治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了永久的記號。是這之后關于《武訓傳》的評價都離不開了政治。

至于后來的平反，仍然是政治化的。1983年萬里，1985年胡喬木分別都表示對于《武訓傳》的評價有失公允，而此時已經處在對“文革”撥亂反正的政治工作中了。對于《武訓傳》的平反，也自然劃歸到了政治清算的一部分。事實上，在其后的多數關于《武訓傳》的評論文章中，無論是當事人的回憶錄，還是研究者的學術文章，都已經舍棄了電影藝術的標尺，而成為研究“誰之過?”的歷史淘金。比較典型的就是將《武訓傳》批判歸結為江青個人陰謀報復行為，是對知根知底的趙丹等前同事的個人迫害。

電影之后盡管經常有人提起，在影史上留有一筆，卻鮮有關于藝術成就的評價和概括。《武訓傳》成為了政治或者文化的一個符號。

批判《武訓傳》的武器

江青借著批判《武訓傳》的風潮，組團寫了《武訓歷史調查記》一文，該文考據豐富，旁征博引，實在是集大成的典范之作。可見當時的人們確實有股韌勁。我和大學同窗還曾就此事感慨過。從《武訓傳》公映到《調查記》成文發表，不到三個月。“調查取證”，編撰行文，還能在浩瀚史海之中找到“宋景詩”這號人物，專門用于對于武訓的回擊。這種獨特視角和博學，現在依然銷聲匿跡了。

如今熒屏銀幕上充斥著各種耳熟能詳的情節和段子，都是同樣的橋段不過換個時空，換個身分，就能堂而皇之走進大眾娛樂的視野。不是各種篡改傳說，就是“秘史”系列。蹦蹦跳跳的表現著后現代的不屑和瘋癲，罵罵咧咧地糟蹋消費者的智商和品性。沒有絲毫智慧的胡鬧在媒體上，相比之于當年江青的目標和手段，簡直是不值一提。

如果說《武訓傳》是個政治和文化的符號，那么這個符號最起碼指代的是一種“嚴謹持重無所不用其極的改造”。在如此短暫的時間里，能根據武訓的人物和形象的反面，迅速尋找并打造相應人物和形象予以回擊。這種創造力不僅僅是模仿，更是水平。迪斯尼素來以改造他國童話傳說聞名于世，對中國《花木蘭》的改造，換來的只是上海動畫電影制片廠挖掘原著的《寶蓮燈》，而同是講述母子親情題材的動畫片，迪斯尼隨之而來的《人猿泰山》把親情提高到了一個人獸間的爭議高度。對于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迪斯尼采取精彩講述的方式，夢工廠則選擇了完全解構。《調查記》及“宋景詩”完全證明了這樣的創造力并非國人所缺，只是漸漸的淡忘了。或者說，沒有缺失也沒有淡忘，只是從來沒有用在創作或者娛樂這些形而上的無用方面，而是更多地深入實踐到“為人處事”的能力上了。

盡管并非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至少證明著，一段時間內，國人國片的創作是有激情且有活力的。這讓今天的所謂“繁榮”汗顏不已。

《武訓傳》及歷史的武訓化

夏衍先生在《武訓傳》拍攝過程中就曾提出過“武訓不足為訓”的說法，這大概是從藝術角度的評價。而縱觀《武訓傳》的全片和歷史，讓筆者不禁有了不同的理解和結論。

《武訓傳》中的武訓形象，是悲劇性的。幾次三番的看著并經歷了窮人吃“不識字”的虧，于是立志興建義學，為窮人家的孩子無償的提供教育環境和教育機會。然而，當小孩讀書給武訓解釋“學而優則仕”的圣賢道理時，武訓對自己的做法深刻的質疑了。事實上，這一點也是最早關于武訓批判比較集中的部分，即武訓的義學雖然是濟世的，但終歸還是向封建傳統和封建制度的妥協。編導們當然也不是沒有注意到這一點，而是通過這一點認定這個形象的深刻悲劇性：妄圖利用敵人的游戲規則消滅敵人，而實際上卻是為敵人培養了更多的有生力量。這是武訓被利用的第一特性。

武訓由于目不識丁，不懂得禮數，沒見過世面，自然對于儒界官場的規則一竅不通。被潑皮無賴的欺騙不過是皮肉之苦，被官僚政客的利用才是更為尷尬和令人焦慮的。武訓的義名遠播，惹得各級官僚都用足了心思在他身上下文章，下到一縣之長，上到太后皇上，無一不以他為工具，標榜政績，粉飾太平，收攬人心。而武訓對此則毫無察覺。這是武訓被利用的第二特性。

回過頭來看《武訓傳》批判的歷史，那些批判、反批判的文章，哪一篇不是對“游戲規則”的無奈適應?“藝術分析加政治品評”模式不正是對于“游戲規則”的妥協和及這種妥協的認定?而那些批判和反批判的人們，似乎都是處于一種對于政治的依附，最終成為政治工具的悲劇命運。當年或出于無可奈何，或出于隨波逐瀾的批判，不過是政治風潮中的一朵浪花。動用想象力寫出文章發表的和發揮創造力挖掘歷史造型的，都是布局中的一顆棋子而已。至于平反時分，站出來高聲怒罵的，低下頭深刻反思的，也說不清是真情流露還是隨聲附和。

《武訓傳》里的反派張舉人，自以為手執筆端，“一字令人生，一字令人死”，似乎筆桿子的力量大于刀把子。其實還是沒看見自己的腦殼子，早已經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間了。那些利用武訓之名，或攬人心，獲得好處的人，自己已然“武訓化”了。他們不過是在別人的身上實踐著從自己經歷中學到的寶貴經驗而已。

總而言之，無形的制度不但規定了所有的人都在體制框架內游戲，而且規定著勝利者的屬性和位置。所有游戲中的人們不具備相應的屬性和位置，就永遠是勝利者玩物。

而所有人都是游戲規則的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