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下的花環(huán)觀后感(一)

星期四，我看了一個經(jīng)典紅色影片《高山下的花環(huán)》，講述了革命戰(zhàn)爭的故事。

連隊的一位指導員拿上一個花環(huán)，獻給了可敬可愛的連長。記者采訪指導員，指導員回憶起當時的場景：

當時，連長吳三喜把指導員介紹給其他軍人，并讓他擔任指導員。有一天，指導員浪費糧食，把一個雪白雪白、干干凈凈的香饅頭扔進了水溝，連長全體教罵了所有軍人：不能浪費糧食，要節(jié)約。解散以后指導員坦白的告訴連長，饅頭是自己扔的。后來，指導員的媽媽寄信給兒子：你們軍隊要打仗了，十分危險，你趕緊撤離軍隊吧。指導員也很想逃跑，便和連長說：“我不參加這場戰(zhàn)斗了!”連長當著全體軍人的面罵了指導員，說他是膽小鬼，就知道當逃兵......指導員聽了連長的教訓后，決定參加戰(zhàn)斗。

連長對所有的軍人說：“每個人不能做逃兵，要去和侵略我們中國的人抗戰(zhàn)到底。如果犧牲了，要讓自己的兒女當抗日英雄。”指導員聽完后，把手指頭咬出血，在布上寫了6個字??我決不當逃兵。

經(jīng)過一場激烈的戰(zhàn)斗，許許多多的人犧牲了，連長犧牲了，副連長犧牲了，還有一些戰(zhàn)士也犧牲了。

最后，指導員回到了家中。把連長唯一留下的紙條遞給了連長的父母，還到墓地給連長獻了花環(huán)。

軍人是多么的偉大，為了百姓能過上安定的生活，勇敢地犧牲了。

高山下的花環(huán)觀后感(二)

影片講述的是在對越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時期發(fā)生的故事。一個官二代趙蒙生一心想要走后門調(diào)到機關去，就借下部隊為跳板，“曲線救國”??先做指導員，后調(diào)走。連長梁三喜本已經(jīng)被批假一個月回家照顧已懷孕的妻子玉秀，不料，自衛(wèi)反擊戰(zhàn)爭打響了，他不得不帶領連隊上戰(zhàn)場，而梁三喜為救趙蒙生犧牲了，只留下一張血跡斑駁的欠款單。趙蒙生的態(tài)度從此發(fā)生了巨大改變，一心留在部隊，并感恩梁的恩情。

在影片中最讓人潸然淚下的情節(jié)就是欠款單的故事。

“秀：我除了給你留下一張欠帳單外，沒有任何遺產(chǎn)留給你。幾身軍裝，摸爬滾打全破舊了，唯有一件新大衣……”

一句簡單話，道盡無數(shù)辛酸淚。梁三喜的遺言就是：一定要還欠款，窮也要窮得有志氣。與此形成鮮明的對比的是趙蒙生無憂無患的衣食生活，即使在條件艱苦的部隊里，他依然能得到家里的額外的補助??進口曲奇，進口美酒等。由此看來影片不是一部純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英雄主義的作品，而是帶有一定現(xiàn)實主義的批判性作品。這或許也就是影片的感人之處，不是描述社會的簡單化，理想化，而是呈現(xiàn)一定的復雜性與陰暗性。

讓我情不自禁地感動得流淚的是：為了償還兒子欠下的債，梁的母親拿出全部的撫恤金還不夠。為了省下一點車票錢，竟和兒媳抱著出生3個月的盼盼翻山越嶺走了4天。我們不為他們本身的貧窮而憐憫，我們憤憤不平的是：為什么梁三喜會有如此大的賬單，為什么撫恤金都不夠償還欠款，為什么同在一個部隊環(huán)境“身價”卻有如此巨大的差別?為革命做出巨大貢獻的老區(qū)人民為什么仍然生活在極度貧困中?烈士死后沒多久家屬的生活就得不到保障，那么二十年后家屬們還剩下些什么?這是我們這個社會環(huán)境下的一個真實的傷痛。

影片中還有個值得一提的人物??趙蒙生的母親。趙母可謂是“呼風喚雨”無所不能的“貴婦人”(影片中雷軍長如此諷刺她)，她為了兒子的調(diào)任，三天兩頭地往師里打電話，就算到了戰(zhàn)爭即將開始時，她還敢致電前線要求兒子回來。不禁要問：她為何會有如此大的權利?是誰賦予了她如此大的權利?這是又一個歷史的，延續(xù)的傷痛。

有傷痛不要緊，但是久病不醫(yī)，則會病入膏肓，無藥可醫(yī)。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針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歷史的傷痛開始時是毫無征兆，唯有火眼金睛的圣人才能察覺社會的隱疾。當傷痛的癥狀顯現(xiàn)，早已經(jīng)積重難返。幸運的是，我們有能杜絕傷痛擴散的良方??制度的改革完善與自我道德的約束并行。

改革開放以來不平等的現(xiàn)象隨處可見，不平等有物質(zhì)上的和精神上的。眾所周知，城鄉(xiāng)的差距是越來越大，貧富差距是與日俱增，由“富二代”“貧二代”等詞就可看出這些現(xiàn)象。同時這兩個詞還帶有一定的褒貶色彩。我們對前者是十分歡迎的，甚至是十分追捧，從而產(chǎn)生的是精神追隨與盲從。我們將一切美好的，“高大上”的情感給予前者，留給后者的是少得可憐的憐憫，甚至有時這種憐憫是微不足道，落井下石的。面臨這樣的矛盾，制度的改革完善是必不可少的，不然“共同富裕”只是一個柏拉圖式的空想。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福利制度又是重中之重，社會福利關系到全社會的每一人，這同樣也是烈士家屬得到照顧的一個優(yōu)先方式，最佳方式。社會福利制度受經(jīng)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影響最大。社會福利發(fā)揮作用的前提條件：一是物質(zhì)基礎，二是政治條件。物質(zhì)基礎決定社會福利資金的籌措，政治條件決定福利資源的分配與推行。但這不意味著先發(fā)展經(jīng)濟，后來保障福利。這在解決環(huán)境保護與經(jīng)濟發(fā)展的矛盾是行不通的，顯然在解決福利保障的問題也是行不通的。

制度在解決權力的問題也是具有重要地位。趙母能這么做的原因是：一來，她憑借的是對雷軍長的恩情??她把雷軍長從死人堆里背出來。這是人情社會的現(xiàn)象，我們中華的文明講究的就是儒家的忠、孝、節(jié)、義及仁、義、禮、智、信等道德，擁有這些道德的人成為君子，成為“人”。這種道德約束有其局限性，它在面對權力的，金錢的誘惑時顯得何其脆弱。這時道德的約束不夠，就需要制度的鉗制。二來，趙母利用的是她在以前積累的權力，人脈關系。歸根到底，是制度的問題。

10月20日，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就要在北京召開。就在一年前，絕大部分中國人和西方人根本不相信中共能調(diào)查政治局常委級別的前任高層領導。一年后，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的被抓讓“不相信”變成了事實。四中全會讓國際社會對中國反腐制度化建設有了更多期待。我們說要讓官員“不想，不敢，不能”腐，事實上呢，“不想”是行不通的，你無法讓別人不這么想，別人怎么想你管不著;“不敢”也是不可能的，“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就是有人膽大包天;最終切實可行而且也是必行的就是“不能”。那又怎樣讓他們不能呢?這就只能靠制度來“將權力關進牢籠”。

影片中有個色彩鮮明的人物，同時也是一個悲劇人物??靳開來，一個敢于說話的人，敢于說真話的人，一個直腸子的人。正是因為他的性子，上級不給他評為烈士，把他帶頭砍甘蔗看成錯誤。這個細節(jié)折射的也是制度的現(xiàn)實問題，沒有制度何來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這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但同時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沒有制度的保障，如何讓一群弱者發(fā)聲?即使弱者發(fā)聲了，又如何得到重視呢?

制度完善與道德建設之間也是有密切的關系的，任何的制度改革都需要人去推進，在中國的現(xiàn)行權力體制下，是否去推進，如何去推進都離不開個人的道德觀念與修養(yǎng)水平。只有二者并行，才不至于讓制度成為空言，無用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