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監局黨員觀看千年包公觀后感_篇1

包拯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之名，成為清廉的象征。“龍圖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報國盡忠，臨政無阿。杲杲清名，萬古不磨。”這詩句表達了人民對包拯的贊美。包拯少時在城內香花墩讀書，他28歲中進士，曾先后知天長、端州、瀛州、揚州、廬州、池州、開封等縣、府，出使過契丹，還在刑部、兵部任過職，在財政部門做過副使、轉運使、三司使，在監察部門做過御使、諫議大夫，最后做到樞密副使，成為朝廷的宰輔，死后追贈禮部尚書，謚孝肅。他有“包待制”、“包龍圖”的雅稱。老百姓更喜歡直呼“包公”。 包拯平生整治吏治、注重生產、鞏固國防、舉賢任能、為民請命，頗有政績，是我國歷史上的名臣，杰出的清官代表。《宋史》云：“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

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舊制，凡訴訟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進前陳曲直，吏不敢欺。”又說：“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與人不茍合，不會偽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包拯做過許多有益于百姓平民的好事，“不愛烏紗只愛民”，贏得了世人的敬仰。宋代以來，關于包拯的口碑、話本小說、戲劇曲藝乃至當代的電影電視就演義了許許多多他清正廉明、剛直不阿的故事，演義的結果，使包公的形象更豐滿，甚至神化、傳奇化。他成了人們寄托、祈望的理想人物。 對包拯形象的塑造和傳揚始于其身前。而源于宋代的話本并紅火于元代的包公戲，自明清到近世，不斷發展，推陳出新，深受老百姓的喜愛。包拯斷案的故事最為精彩，傳播之廣，溶進了人們熾熱的“包公情”。包拯做官以斷獄英明剛直而著稱于世。知廬州時，執法不避親黨。在開封時，開官府正門，使訟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訴曲直，杜絕奸吏。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京師有“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之語。

　　安監局黨員觀看千年包公觀后感_篇2

通過“斷牛舌案”、“匿金案”、“陳州折變”、“不持一硯歸”等歷史故事，說明包拯以民為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的為官為政思想。對貪官污吏鐵面無私，對百姓卻心懷柔情厚意，他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一千年來，百姓把他也放在心坎里。

老百姓口中的“包青天”，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有其歷史的依據，縱觀包拯的一生，他所形成的“包拯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民為本，體恤民情。

民本思想是我國古代先賢提出的治國理念，歷史源遠流長，自從西周初期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以來，“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觀念將國家的命運與民心向背聯系起來。儒家先哲提煉和升華了這種民本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學說。包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和熏陶，他認為“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系，當務安之為急”。 如果“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因此，他主張“薄賦斂、寬力役、救災患”，大緩吾民以安天下”。從這一理念出發，包拯經常深入民間，體察百姓疾苦，為民請命，并極力主張節省國家費用，要求減冗吏，減冗兵，減修建，省奢侈。包拯還將這一理念體現在立法上, 并落實在其司法、執法的實踐中。他認為立法應當貫徹“公私利濟”，“于國有利、于民無害”的原則，并以此來修改舊法，制定新法。他上奏朝廷，要求減輕災害地區與貧困地區的田賦，對重災區要罷除一切無名科率，減免百姓對官府的積欠，并開倉濟貧等。

(二)清正廉潔，不徇私情。包拯在初入仕途時，就寫下一首“明志詩”，詩曰：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

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這也是包拯流轉下來的唯一一首詩，可謂吉光片羽，卻成為包拯一生為官做人的光輝寫照。這首詩是寫在包拯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州郡守府第的墻壁上的，據《宋史》記載，端州因出產“端硯”而聞名天下，常要向宮中進貢。包拯就任以前的郡守，都借此機會額外索取，以贈權貴，數量有時超過進貢的數十倍。包拯到任后，便命工匠嚴格按進貢數制作，自己不持一硯歸。包拯死后，宋仁宗親自到包拯家中參加祭奠，看到包拯“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飯食，雖貴，如初宦時”，更是感慨不已。當時朝廷對他的評價是“識清氣勁，直而不撓，凜乎有歲寒之操”。吳奎在包拯《墓志銘》中稱其“峻節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隨，我直其為。人或善容，我抗其辭。白始及終，言行必一。”北宋名臣歐陽修盡管與他政見有所不合，但對他的品格操行依然敬服贊佩，稱其“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

包拯不光對自己嚴格要求，對家人、親屬要求也是非常嚴厲的，他在晚年時立家規:“后世子孫仕官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家風》中就說到：“龍圖懿范九州頌，孝肅家風萬世傳。”而對于自己親屬作奸犯科的，包拯也絕不輕饒。包拯是廬州人，他在任廬州知府時，包氏家族的一些親朋故舊以為可以仗勢為所欲為, 結果被包拯不留情面地申飭一番。包拯的堂舅犯了法，他親自審訊，重重地處罰了堂舅。京劇有一出傳統戲《鍘包勉》， 就是依據包拯處罰親友的史實所編。

(三)不畏權貴，嚴懲腐敗。

包拯痛恨貪官，他曾給宋仁宗上過《乞不用贓吏》的奏折。包拯在奏折中說:“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對貪官、贓官，要“不以輕貸，并依條施行，縱遇大赦，更不錄用”，以使“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 ”[9]為了施行這一原則，包拯不惜犯顏直諫。當時,宋仁宗的寵妃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屢受恩賞、加官晉爵，甚至于一日之間連授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景靈宮使、群牧制置使四項官職，主管全國財政大權，他在任職期間，欺上瞞下，玩弄權術，魚肉百姓。對此，包拯極力反對，曾三次上疏彈劫他，盡管宋仁宗執意庇護張堯佐，最后也不得不免去張所擔任的官職，包拯也為此得罪宋仁宗被調離京城達四年之久。又如包拯任監察御使時，曾經連續參掉兩個違法亂紀的高官。一個是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他巧立名目，刻剝百姓，逼得人們逃入山洞。為此，包拯一連七次上奏彈劾他，迫使皇帝罷了王逵的官。另一個是淮南轉運按察使張可久，在任期間販賣私鹽一萬多斤。

(四)明察善斷，制止冤案。

包拯在處理案件時非常重視邏輯推理等司法技術的應用，表現出了高超的洞察力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據《宋史》記載，包拯頗善鞠獄，他的司法技能在最初踏上仕途任天長知縣時就體現了出來。一天，有一農民的牛舌夜間被人割去，告到包拯那里包拯就對那農民說，你回去把牛宰了拿到市場上去賣，割牛舌的人就會出來了。農民半信半疑的回家按包拯的話去做了。第二天有人狀告這農民私宰耕牛，包拯說：“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于是，盜驚服，只得承認是他割的牛舌。

包拯認為,要實現清明的政治,要真正做到以法公斷各種訴訟案件，各級長官的選擇就非常垂要。精選慎擇是包拯一貫的主張，他極力反對縣令和地方官吏的輕授輕任。在擺拔任用官員中他特別反對兩種人：一是苛虐之人，二是贓濫之人。針對當時酷吏嚴刑造成許多冤獄的情況，包拯主張加強司法監察。他曾給宋仁宗上《請令提刑親按罪人》的奏折，批評國家雖設“按刑之司”(類今檢察院)，以糾郡縣“刑罰冤濫”，然“大獄出入，未嘗按問，細故增減，即務舉劾”，是“小過必察，而大罪不訶”，提刑司見某郡縣有未斷之重罪，就“遷延引避”，“竊恐天下刑獄，似此冤枉者至多”。他分析當時之所以出現大量冤獄的原因是：一是郡縣長吏不得其人，“不辨虛實”，因偏聽偏信、主觀武斷所造成;二是緣于一些官吏妒才害賢、挾私報復或貪贓枉法所致。為防止和減少冤獄，他主張必須知人善任， “進用賢雋，斥去形跡之弊，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幸，察左右愛憎之說，延中外讜直之議，對關乎生死的大罪，他建議應委提刑司“親往審問決斷”，以此來保證獄案的明斷。

三、包拯清廉官德的現代啟示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歷史的車輪行進到今天，反腐倡廉依然是黨和國家面臨的迫切任務，包拯的清廉官德對當下的為政為官者，特別是對于我們身兼打擊犯罪、保護人權、懲治腐敗的檢察官有著重要的借鑒和啟示。

(一)樹立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培養清廉品質。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的執政黨，黨*民建設和發展，根本目的就是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同志指出：“全黨同志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使我們的工作獲得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使我們的事業經得起任何風浪、任何風險的考驗。”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司法活動的特殊地位對司法人員的清正廉潔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包拯正是在貪污腐化成風的北宋社會中保持了清廉，才贏得了當時及后世民眾的敬佩。作為檢察官，必須按照“堅持執法為民，緊緊依靠人民，維護人民權益”的要求，切實踐行執法為民的宗旨，不斷加強黨性修養，培養清正廉潔的品格。正人先正己，檢察官只有自身正了，才可以理直氣壯地直面社會上的一切骯臟和丑惡現象，同它們作堅決的斗爭。

(二)堅持實事求是、依法辦案觀念，提高專業素養。隨著法律體系的形成，我國基本上解決了“有法可依”問題，“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成為民主法治建設的重中之重，檢察機關在確保法律公正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完成憲法法律賦予的神圣使命，適應新時期新任務的需要，檢察機關必須堅持依法辦案，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維護法律尊嚴和法制權威。堅持依法辦案，維護公平正義，既是人民司法應當恪守的基本原則，也是廣大檢察干警必須樹立的司法理念和法治信仰。司法行為作為一種專業性較強的活動對司法人員的專業素質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拯偉大的司法形象正是建立在其高超的斷案技能之上的。現階段，堅持依法辦案，維護公平正義，要求廣大檢察干警不僅能夠熟練掌握法律知識，領悟法律精神，而且能夠洞察世事人情，科學運用各種法律解釋方法，找準法律與個案之間的最佳契合點，從而有效化解矛盾糾紛，實現“案結事了”、“勝敗皆服”這一最佳司法效果。

(三)加強制度建設、規范執法行為，做到嚴于律己。清官和貪官是古今中外政治舞臺上的孿生兄弟，從這一角度輻射，這條啟示是清官廉政思想的反面借鑒，因為今日中國已非昔日封建王朝，而是一個民主和法制漸進完善的社會，中國政府正向法治政府的目標邁進，法治政府必然是廉潔政府，但不是搞好清官政治，而是要求每位公務人員，尤其是領導者人人皆為清官。這就要求我們不只是一味的要求政府公務人員加強官德修養，更是要加強制度建設。說：“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不僅如此，作為身負國家法律監督職責的檢察官，不但自己要嚴于律己、規范執法，更要約束自己身邊的親戚朋友，不能“燈下黑”。這要求檢察官不僅本人要帶頭遵守《檢察官法》《廉政準則》等法律法規，還應要求“身邊人”經得住誘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以互相監督、互相促進。

四、結語

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冤假錯案集中出現，如河南趙作海殺人案、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等，給我們的檢察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戰，曹建明檢察長強調要從社會關注的典型案件和近期發現的冤假錯案中進一步認真剖析和反思，切實做到舉一反三、引以為戒。因此，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是我們守護司法公平正義底線的末端，我們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將冤假錯案堵在司法的大門之外。這要求我們的法律監督工作者能像包公一樣堅持以民為本、清正廉潔、不畏權貴、明察善斷，才能切實制止冤假錯案的出現。

包拯的清廉官德無疑對當今有積極的啟示作用，但凡事都有兩面，應該歷史地，辯證地分析和評價其對社會的積極貢獻和時代局限，方能避免因時代變遷形成的偏見即過份快車或過多貶抑。斯人已去，但只要人們對懲惡揚善、正義公道的渴望還存在，“包青天”的價值和魅力就不會衰弱。合肥包公祠的楹聯贊揚他“為官存正氣，從政樹廉風”，“正氣耿光昭日月，廉潔清棟婦孺知”。包孝肅公墓園的楹聯是“廬州有幸埋廉相，包水無言吊直臣”。這都表達了后人對包拯的崇敬與懷念。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我想這也是對我國歷史上包括包拯在內的諸多清官最高最公正的評價

安監局黨員觀看千年包公觀后感_篇3

如今記載反映包拯初進官場的事跡已不可考，只有他任天長縣知縣時斷過的一起“牛舌案”尚留史書。有賊把別人牛舌割了，主人告狀，包拯叫他回去把牛殺了。不久又有人來告狀，說牛主人私殺耕牛，這在宋朝是違法的，包拯斷喝道：“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此賊被識破，驚服!一件小案子，從中看出包拯斷案的機智果斷，也許他“善斷獄訟”之名就是從這時流傳開來。至今幾乎所有的包公戲都與他善斷奇案、沉冤昭雪有關，而事實上，歷史并沒有記載包拯斷案的事跡，他的政績也非在斷案上。

三年后，42歲的包拯被提拔為大理寺丞、知端州(相當于今天的廣東肇慶市)“一把手”。端州特產端硯是宋朝士大夫最珍愛時髦的雅器，當地每年向朝廷進貢。凡在這里做“一把手”的官員，都在“貢硯”規定的數量外加征幾十倍的數額以賄賂朝廷權貴，所謂“打點”中央的關系，此舉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個性官員包拯一上任就高調破除這則運行多年的潛規則，下令只能按規定數量生產端硯，州縣官員一律不準私自加碼，違者重罰。并且表態，自己作為“一把手”，決不要一塊端硯。此舉在當地掀起軒然大波。3年后，包拯任期滿，被調至中央任職，果然“歲滿不持一硯歸”。《包公擲硯》的故事就是以這個藍本創作的。

不久，45歲的包拯因“端硯事件”被皇帝賞識，被任命為監察御史，負責監察百官，“大事則奏劾，小事則舉正”。雖然這個官職沒有多少實權，但從此他可以直接參與朝政，對于剛直又不懂人情世故的包拯來說，無疑找到了自己的發聲平臺。在官場嶄露頭角，包拯確實發出了不少聲音，對國家的內政外交上提出過許多批評意見，比如要求從重處罰販賣私鹽者，反對朝廷以進貢求和西夏，主張強國策略等等。其間，他還代表大宋出使契丹，并與對方使館“二把手”舌戰并成功贏回大宋面子。

這其中，他彈劾陳州京西路轉運司，揭露其歪曲中央政策“折變”盤剝災民的罪行的事跡，被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再創作為家喻戶曉的包公戲《陳州放糧》，民間渲染加工成開封府尹、欽差大臣“包青天”奉命查賑，劇中涉及國舅們害民肥私、包公查案遭人陷害、各路百姓掩護包公、包公怒鍘皇親國戚、成功放糧賑災等等，演義了一個青天大老爺為民除害、不畏強權且驚心動魄、扣人心弦的故事。事實上，作為官場新秀，當時包拯只是上了一個并不為人關注的批評性的奏章，是否被批準史料也無下文。此時，離他入主開封府尚有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