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包公觀后感
包公以清廉剛正形象傳世。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見到秉公辦事、堅持正義的官員，便常用“包公再現”、“鐵面包公”等話語表示肯定，在自己碰到糾紛或官司之類的麻煩事時，也總是希望能遇到像“包公”一樣的好官、清官。這就是在許多普通百姓心目中存在的“清官情結”。
包公之所以能給世人留下清官形象，除了他清正廉潔的作風外，更主要的正是由于他始終堅持大宋吏律，不唯上，不唯權，敢于不畏權貴，伸張正義。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他能堅持做到依法行政。
因此，面對“清官情結”，我們既要看到民眾對官員清廉正義、剛正不阿的外在要求，同時更應該看到這情結背后所隱含的要求領導干部依法行政、依法辦案的法治意識。其實，正是由于這種意識，才分外凸顯出包公在當今社會依然值得緬懷的價值。
在當前的法治社會里，我們評價一個領導干部是否盡職盡責，關鍵是看他能否堅持依法辦事。尤其在今天我們的各項制度還有待進一步健全的情況下，如何依法辦事、能否依法辦事更是對干部提出了挑戰。長久以來存在于人們心目中的“清官情結”，在當今時代其實更應該解讀為要求領導干部秉公執法、依法行政的“法治情結”。
面對包公像起誓，在形式上體現了后人對先賢的崇尚，表現了一種學習的姿態。對于走向和諧與法治的今日中國來說，筆者衷心希望這種學習姿態真的能在全社會化為具體行動，并且深入精髓，領會包公身上真正值得體會的法治意識。
千年包公觀后感
第一集《清心直道》
通過包拯青少年時期真實的故事、包拯出仕時明志詩，介紹包拯清正廉潔剛正不阿個性形成的原因;通過包拯家訓以及包氏后人對他的懷念，突出包拯的清正廉潔的家風與精神至今仍有深刻影響;通過同時代的官員劉筠對他的影響，呈現北宋仁宗時代的社會政治環境。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訓豈止教誨子孫，而不惠及世人呢?感慨之余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包氏子孫在對家訓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形成了包家嚴謹的家風，這對培育和踐行有哪些啟示?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點：
一、核心價值觀的培育非一日之功，不可急功近利
優良的家風形成，往往是通過創立者的建立，和幾代甚至數代人的不懈努力踐行而形成的，通過父傳子，子傳孫，子子孫孫相互濡染的家庭教育氛圍，在生活的點滴之中不斷地踐行，形成一種無言、無聲的教誨，最為直觀、最為直接、最為基本、最為經常的家庭教育，包家也是如此，在一代又一代的踐行過程中，鑄就了包家言傳身教的典范，鑄就一代又一代的英才。而核心價值觀，更是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其形成也決不可奢望短期而成。5月4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于實處用力，從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價值觀才能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青年有著大好機遇，關鍵是要邁穩步子、夯實根基、久久為功……核心價值觀的養成絕非一日之功，要堅持由易到難、由近及遠，努力把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變成日常的行為準則，進而形成自覺奉行的信念理念。”
二、核心價值觀的宣傳引導要接地氣，更需要模范示范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以24個字概括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當前需要大力宣傳、引導核心價值觀，更需要每個人努力去踐行，只有讓群眾認識它、接受它、踐行它，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才能體現它實際的價值。包家的“孝肅遺風”之所以被世代遵循，與其說是家訓的嚴厲，倒不如說是包拯的言傳身教，模范示范。老百姓曉得包拯，尊稱包公，多不是讀史，而是看戲，看傳，看畫，聽故事，聽說書。民間傳說至少有兩種趨向：一是將眾多的清官形象，集中到包拯身上，使之成為清官的代表;二是把想象的清官樣子，通過包拯表現出來，使之成為理想的化身。一位高官，歷朝歷代，能得到這般推崇，除了包拯，還能數出幾位呢?表彰先賢，世上立有許許多多的碑，石碑、銅碑、金碑，還包括書之于典籍，即所謂樹碑立傳。但是，又有哪一種碑，能比老百姓的心碑更高大，更偉岸?
由此我們可以說，要讓也像清官包公一樣家喻戶曉、人盡皆知，就要大力宣傳引導，并且其宣傳必須接地氣，必須選好故事，宣傳典型，其形式必須生動活潑、是群眾喜聞樂見的。必須從國民教育抓起，從幼兒園娃娃抓起，從每個家庭抓起。從而實現以良好的家風弘揚，讓深入人心，并由此落實到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中，貫徹到各階層群眾中。更重要的是廣大黨員干部要首先做好模范帶頭作用，帶動人們自覺增強的意識，牢固樹立信念、崇尚高尚的道德準則和保持良好的精神風尚。
三、踐行核心價值觀須常懷敬畏之心
包公子孫對家訓的嚴格踐行足見其對祖訓常懷敬畏之心。所謂敬畏之心指的就是對事物有著非常的尊敬而又不敢逾越，從而心懷畏懼的一種心理狀態。一個人有了敬畏之心，就心有所主，行為就有了方向、準則和規范，在行為之中就能夠自我約束，從而不做超出界限之事。人一旦沒有了敬畏之心，則往往會肆無忌憚，無法無天，所以，人，總是要有一點敬畏之心的。講“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那是講不信鬼不信神需要的思想狀態。但不能放大為人什么都無所畏懼。共產黨人不敬畏神靈，但要敬畏歷史，敬畏人民。
要通過完善各種規章制度，提高人們遵守核心價值觀獲得的正效益，同時也提高違反核心價值觀行為的成本，徹底扭轉當前社會上講誠信的老實人吃虧，不誠信的行為反而常常獲益的現象。大力宣揚并營造社會正氣，引導人們以敬畏之心來踐行，有了敬畏，才會有自律。馬克思認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只有道德主體將道德規范內化為自己的道德，完成他律向自律的轉化，才能成為有效的道德規范。有了自律的基礎，相互的他律??道德規范、社會公德、法律法規，才有實施的可能。于是，當人們無條件、沒商量地對常懷敬畏之心之時，核心價值觀才能高懸于上，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千年包公觀后感
第二集《鐵面無私》
敘述包拯任監察御史及開封府尹等官職時，不畏權貴，彈駭貪官污吏及皇親國戚的故事，其中以“七彈王逵”、“六彈張堯佐”與“斷冷清案”最為精彩，突出包公鐵面無私、不畏權貴、執法如山的可貴精神。
說到‘包青天’，那可是家喻戶曉的，這就是鐵面無私的包拯。
其實，有很多的關于包拯的故事，現在，我給你們講一講這個故事的大體內容：一天，包拯去陳州災區放糧，災民紛紛向他告包勉(包拯的侄子)的狀。包拯大怒，找包勉試問，包勉請求看在母親的面上放他一馬，這一說，包拯更加大怒，就這樣，包拯大義滅親將包勉判了死罪。
怎么樣?包拯的確是鐵面無私吧!我覺得，包拯這樣如此出以公心，真是難得呀!現在，有很多像包勉那樣的貪官，而像包拯這樣出于公心的，真是少之又少呀!
包大人：
您這樣出以公心，真是令我敬佩呀!雖然您夾在親情之間，可是您的第一感覺只有一個，那就是，有罪就判，不能徇私包庇。讓我記憶最深的是這里：嘉佑元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權知開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里任，最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這短短的時間內，把號稱難治的開封府，治理的井井有條。您可真是厲害呀!不愧被稱為“包青天”，是人民心中的頂梁柱。
千年包公觀后感
第三集《以民為本》
通過“斷牛舌案”、“匿金案”、“陳州折變”、“不持一硯歸”等歷史故事，說明包拯以民為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的為官為政思想。對貪官污吏鐵面無私，對百姓卻心懷柔情厚意，他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一千年來，百姓把他也放在心坎里。
老百姓口中的“包青天”，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有其歷史的依據，縱觀包拯的一生，他所形成的“包拯精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民為本，體恤民情。
民本思想是我國古代先賢提出的治國理念，歷史源遠流長，自從西周初期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天保民”以來，“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觀念將國家的命運與民心向背聯系起來。儒家先哲提煉和升華了這種民本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學說。包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和熏陶，他認為“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系，當務安之為急”。 如果“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因此，他主張“薄賦斂、寬力役、救災患”，大緩吾民以安天下”。從這一理念出發，包拯經常深入民間，體察百姓疾苦，為民請命，并極力主張節省國家費用，要求減冗吏，減冗兵，減修建，省奢侈。包拯還將這一理念體現在立法上, 并落實在其司法、執法的實踐中。他認為立法應當貫徹“公私利濟”，“于國有利、于民無害”的原則，并以此來修改舊法，制定新法。他上奏朝廷，要求減輕災害地區與貧困地區的田賦，對重災區要罷除一切無名科率，減免百姓對官府的積欠，并開倉濟貧等。
(二)清正廉潔，不徇私情。包拯在初入仕途時，就寫下一首“明志詩”，詩曰：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
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
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
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這也是包拯流轉下來的唯一一首詩，可謂吉光片羽，卻成為包拯一生為官做人的光輝寫照。這首詩是寫在包拯任端州(今廣東肇慶)知州郡守府第的墻壁上的，據《宋史》記載，端州因出產“端硯”而聞名天下，常要向宮中進貢。包拯就任以前的郡守，都借此機會額外索取，以贈權貴，數量有時超過進貢的數十倍。包拯到任后，便命工匠嚴格按進貢數制作，自己不持一硯歸。包拯死后，宋仁宗親自到包拯家中參加祭奠，看到包拯“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飯食，雖貴，如初宦時”，更是感慨不已。當時朝廷對他的評價是“識清氣勁，直而不撓，凜乎有歲寒之操”。吳奎在包拯《墓志銘》中稱其“峻節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隨，我直其為。人或善容，我抗其辭。白始及終，言行必一。”北宋名臣歐陽修盡管與他政見有所不合，但對他的品格操行依然敬服贊佩，稱其“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
包拯不光對自己嚴格要求，對家人、親屬要求也是非常嚴厲的，他在晚年時立家規:“后世子孫仕官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家風》中就說到：“龍圖懿范九州頌，孝肅家風萬世傳。”而對于自己親屬作奸犯科的，包拯也絕不輕饒。包拯是廬州人，他在任廬州知府時，包氏家族的一些親朋故舊以為可以仗勢為所欲為, 結果被包拯不留情面地申飭一番。包拯的堂舅犯了法，他親自審訊，重重地處罰了堂舅。京劇有一出傳統戲《鍘包勉》， 就是依據包拯處罰親友的史實所編。
(三)不畏權貴，嚴懲腐敗。
包拯痛恨貪官，他曾給宋仁宗上過《乞不用贓吏》的奏折。包拯在奏折中說:“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對貪官、贓官，要“不以輕貸，并依條施行，縱遇大赦，更不錄用”，以使“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 ”[9]為了施行這一原則，包拯不惜犯顏直諫。當時,宋仁宗的寵妃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屢受恩賞、加官晉爵，甚至于一日之間連授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景靈宮使、群牧制置使四項官職，主管全國財政大權，他在任職期間，欺上瞞下，玩弄權術，魚肉百姓。對此，包拯極力反對，曾三次上疏彈劫他，盡管宋仁宗執意庇護張堯佐，最后也不得不免去張所擔任的官職，包拯也為此得罪宋仁宗被調離京城達四年之久。又如包拯任監察御使時，曾經連續參掉兩個違法亂紀的高官。一個是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他巧立名目，刻剝百姓，逼得人們逃入山洞。為此，包拯一連七次上奏彈劾他，迫使皇帝罷了王逵的官。另一個是淮南轉運按察使張可久，在任期間販賣私鹽一萬多斤。
(四)明察善斷，制止冤案。
包拯在處理案件時非常重視邏輯推理等司法技術的應用，表現出了高超的洞察力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據《宋史》記載，包拯頗善鞠獄，他的司法技能在最初踏上仕途任天長知縣時就體現了出來。一天，有一農民的牛舌夜間被人割去，告到包拯那里包拯就對那農民說，你回去把牛宰了拿到市場上去賣，割牛舌的人就會出來了。農民半信半疑的回家按包拯的話去做了。第二天有人狀告這農民私宰耕牛，包拯說：“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于是，盜驚服，只得承認是他割的牛舌。
包拯認為,要實現清明的政治,要真正做到以法公斷各種訴訟案件，各級長官的選擇就非常垂要。精選慎擇是包拯一貫的主張，他極力反對縣令和地方官吏的輕授輕任。在擺拔任用官員中他特別反對兩種人：一是苛虐之人，二是贓濫之人。針對當時酷吏嚴刑造成許多冤獄的情況，包拯主張加強司法監察。他曾給宋仁宗上《請令提刑親按罪人》的奏折，批評國家雖設“按刑之司”(類今檢察院)，以糾郡縣“刑罰冤濫”，然“大獄出入，未嘗按問，細故增減，即務舉劾”，是“小過必察，而大罪不訶”，提刑司見某郡縣有未斷之重罪，就“遷延引避”，“竊恐天下刑獄，似此冤枉者至多”。他分析當時之所以出現大量冤獄的原因是：一是郡縣長吏不得其人，“不辨虛實”，因偏聽偏信、主觀武斷所造成;二是緣于一些官吏妒才害賢、挾私報復或貪贓枉法所致。為防止和減少冤獄，他主張必須知人善任，“進用賢雋，斥去形跡之弊，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幸，察左右愛憎之說，延中外讜直之議，對關乎生死的大罪，他建議應委提刑司“親往審問決斷”，以此來保證獄案的明斷。
三、包拯清廉官德的現代啟示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歷史的車輪行進到今天，反腐倡廉依然是黨和國家面臨的迫切任務，包拯的清廉官德對當下的為政為官者，特別是對于我們身兼打擊犯罪、保護人權、懲治腐敗的檢察官有著重要的借鑒和啟示。
(一)樹立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理念，培養清廉品質。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的執政黨，黨*民建設和發展，根本目的就是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錦濤同志指出：“全黨同志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使我們的工作獲得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使我們的事業經得起任何風浪、任何風險的考驗。”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腐敗是最大的腐敗，司法活動的特殊地位對司法人員的清正廉潔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包拯正是在貪污腐化成風的北宋社會中保持了清廉，才贏得了當時及后世民眾的敬佩。作為檢察官，必須按照“堅持執法為民，緊緊依靠人民，維護人民權益”的要求，切實踐行執法為民的宗旨，不斷加強黨性修養，培養清正廉潔的品格。正人先正己，檢察官只有自身正了，才可以理直氣壯地直面社會上的一切骯臟和丑惡現象，同它們作堅決的斗爭。
(二)堅持實事求是、依法辦案觀念，提高專業素養。隨著法律體系的形成，我國基本上解決了“有法可依”問題，“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成為民主法治建設的重中之重，檢察機關在確保法律公正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為完成憲法法律賦予的神圣使命，適應新時期新任務的需要，檢察機關必須堅持依法辦案，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維護法律尊嚴和法制權威。堅持依法辦案，維護公平正義，既是人民司法應當恪守的基本原則，也是廣大檢察干警必須樹立的司法理念和法治信仰。司法行為作為一種專業性較強的活動對司法人員的專業素質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拯偉大的司法形象正是建立在其高超的斷案技能之上的。現階段，堅持依法辦案，維護公平正義，要求廣大檢察干警不僅能夠熟練掌握法律知識，領悟法律精神，而且能夠洞察世事人情，科學運用各種法律解釋方法，找準法律與個案之間的最佳契合點，從而有效化解矛盾糾紛，實現“案結事了”、“勝敗皆服”這一最佳司法效果。
(三)加強制度建設、規范執法行為，做到嚴于律己。清官和貪官是古今中外政治舞臺上的孿生兄弟，從這一角度輻射，這條啟示是清官廉政思想的反面借鑒，因為今日中國已非昔日封建王朝，而是一個民主和法制漸進完善的社會，中國政府正向法治政府的目標邁進，法治政府必然是廉潔政府，但不是搞好清官政治，而是要求每位公務人員，尤其是領導者人人皆為清官。這就要求我們不只是一味的要求政府公務人員加強官德修養，更是要加強制度建設。說：“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不僅如此，作為身負國家法律監督職責的檢察官，不但自己要嚴于律己、規范執法，更要約束自己身邊的親戚朋友，不能“燈下黑”。這要求檢察官不僅本人要帶頭遵守《檢察官法》《廉政準則》等法律法規，還應要求“身邊人”經得住誘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以互相監督、互相促進。
四、結語
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冤假錯案集中出現，如河南趙作海殺人案、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案等，給我們的檢察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戰，曹建明檢察長強調要從社會關注的典型案件和近期發現的冤假錯案中進一步認真剖析和反思，切實做到舉一反三、引以為戒。因此，防范冤假錯案的發生是我們守護司法公平正義底線的末端，我們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將冤假錯案堵在司法的大門之外。這要求我們的法律監督工作者能像包公一樣堅持以民為本、清正廉潔、不畏權貴、明察善斷，才能切實制止冤假錯案的出現。
包拯的清廉官德無疑對當今有積極的啟示作用，但凡事都有兩面，應該歷史地，辯證地分析和評價其對社會的積極貢獻和時代局限，方能避免因時代變遷形成的偏見即過份快車或過多貶抑。斯人已去，但只要人們對懲惡揚善、正義公道的渴望還存在，“包青天”的價值和魅力就不會衰弱。合肥包公祠的楹聯贊揚他“為官存正氣，從政樹廉風”，“正氣耿光昭日月，廉潔清棟婦孺知”。包孝肅公墓園的楹聯是“廬州有幸埋廉相，包水無言吊直臣”。這都表達了后人對包拯的崇敬與懷念。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我想這也是對我國歷史上包括包拯在內的諸多清官最高最公正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