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公務員上班就是喝茶看報，這個說法很‘上個世紀’。”孫陽對記者說，那時的社會建設水平不高，公務人員參與程度很低，確實是“清茶報紙二郎腿，閑聊旁觀混光陰”。現在，政府需要參與其中的事項多了，公務員也就忙起來了。

曾經負責為領導起草講話稿的孫陽向記者描述了他當時的工作狀態：忙時一個星期有三四天都不能按時下班，平均加到晚上十一二點，有時甚至周六都不能回家。他記得春節放假前的下午還在開會，大年初二就得去區委書記家，聽領導布置上班后的工作。

“工作太辛苦了。”趙海在北京從事行政執法工作，至今已有十三四個年頭。多年連續“三班倒”，基本每天都要連續工作9個小時以上，逢年過節或者執行任務時，更是需要“連軸轉”。而他所在的單位從未執行過三倍或兩倍加班工資，每個月的加班費封頂600塊錢。

“比身體上的累更辛苦的是，每天都要直面基層矛盾，精神壓力巨大，”趙海說，“社會現實的復雜性在我們工作中充分體現，負面能量累積得越來越多。”

因為工作性質的關系，張丹需要經常到艱苦地區出差。她剛到陜西的那年，一整年都要外出調研。那時她正好準備結婚，沒有時間過問婚禮細節，甚至連婚假都沒來得及休。

“以前在街道辦工作時，為了在轄區居民發生突發事件時能及時到位，每晚都安排兩人值班。如果遇到暴雨、路面塌陷等緊急情況，更需要加班加點，有些科室同事連續幾天加班到凌晨兩三點，家住得遠的同事干脆直接住在單位。”葉靜說。

但也有不少公務員承認，并不是所有的公務員都“愛崗敬業勤奉獻”，忙閑不均確實是目前機關工作的現狀之一。

“我身邊就有不少公務員工作挺清閑的，”孫陽說，“他們大多處在不受重視的崗位上，同時自我要求不高，對工作能拖就拖，對機關內部人員都是一副冷面孔，更別說對待辦事的群眾了。”

趙海也告訴記者，他所在的科室共有9名公務員，但真正干活的只有他一個，其他人要么已經臨近退休年紀，干不動了;要么對現代化辦公操作不熟悉。由于編制已滿，無法增加人手，只能靠年輕的同志“沖鋒陷陣”。

同城不同酬

關于公務員該不該調整工資、如何調，業內專家開出了各種“藥方”，包括公務員工資實行“全國統一價”，建立工資動態調整機制，實現福利貨幣化，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淘汰機制等。公務員也向記者表達了自己的見解。

“公務員收入各地趨同不太現實。”陳拓向記者分析，通常公務員都是居住在某一城市，而這些城市的收入水平本身就存在很大差距。但他認為，可以在參照當地水平的同時，比較其他地區同級別、同崗位公務員的情況，不能相差太大。

在陳拓看來，公務員工資應至少首先實現“同城同酬”。他告訴記者，在廣西省直機關與南寧市直機關工作的同級別公務員，其收入會相差到千余元。這是因為省級單位的工資是按自治區內14個市收入的平均值確定的，其中包括一些落后地區。而省會城市的經濟水平通常是比較靠前的。

“大家都在同一個城市生活，食品、房屋、教育的成本都是一樣的，理應享有同樣的工資標準。” 陳拓說。

孫陽認為，建立工資動態調整機制很重要，這在2006年開始施行的《公務員法》中也有明確規定。而他所在的單位自后就未對工資做出過調整。

陳樹清通過多年觀察發現，因為工資待遇低，少數干部開始偷著伸手要錢，或者干脆自己搞起“第二產業”，把心思都用在經營自己的事業上，本職工作做得馬馬虎虎。

“中央是不是可以鼓勵各地設立終身廉政基金，在退休時確無貪污受賄行為的，可以享用該基金給予的住房和養老補貼，這樣有助于兩袖清風的干部安心工作。”陳樹清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