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養廉”對于現在的中國并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早在宋代就有“厚俸養廉”，但結果財政負擔增加，官員貪腐依舊。到了清代，“養廉銀”為官員本薪的10倍到100倍，清朝地方貪腐情況仍為歷史之最。

中國歷史上的兩次“高薪養廉”皆以失敗告終，倘若沒有一整套合理的監督機制，“高薪養廉”依然只會是看上去很美。

公務員薪資差異較大

目前公務員的薪酬是“低工資、多補貼、泛福利”的模式，相當一部分勞動報酬是以非商品的形式無償提供給職工，不進入工資。

僅就經濟差別而言，國家對各級公務員的基本工資雖然有統一規定，但實際生活中不同部門間公務員收入迥異，特別是實權部門和“清水衙門”間甚至可達3-10倍。

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補助、獎金、津貼，曾經存在于每個公務員的收入中，而其名目和數額的多少，決定著不同部門公務員實際收入的高低。

它可以進入工資單，也可以以現金、代金券或實物福利等方式，直接進入公務員的腰包，這早已是十余年來的不爭事實。

實權部門的收入主要有兩處來源，一個是各級財政乃至各個部門自行規定的“津貼補”;還有一個是單位自己的“小金庫”。

就機關分類來講，部分事業單位如電信、電力、有線電視等壟斷行業的人員全國平均收入在3000元以上。而國稅、地稅、工商、銀行、財政、海關等管錢部門的收入平均每月在2000元左右。收入相對較低的政府、政府職能部門、黨委序列部門平均每月大約在1000元左右。

如按地區來分，經濟發達地區公務員的收入遠遠高于不發達地區。

上海、北京、深圳、廣東、江蘇、浙江這些直轄市和經濟發達省，公務員的平均收入在3000元以上。遼寧、海南、吉林、黑龍江、甘肅、新疆、青海、陜西、湖北這些經濟較發達省或者國家給邊疆補貼、西部開發補貼的省份，平均月收入應該在1800元左右。而對于河北、湖南、云南、陜西、福建、河南等，這些不太發達的地區，國家都給予撥款幫助，平均月收入在1200元左右。

山東省的經濟還算可以，但如果沒有國家撥款，自力更生很困難。安徽、貴州盡管國家撥款，但經濟較差，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

薪資差異大滋生腐敗

公務員和其他部門收入差距拉大，一些公務員產生攀比心理。薪資過低或者同級不同職務的公務員薪資差異較大，更易滋生腐敗行為。

薪資過低容易導致腐敗在國際上已達成共識。然而，即使薪資再高，也不會超越腐敗的收入。因此，高薪養廉雖在一定程度上能規避腐敗，但并不是治理腐敗的靈丹妙藥。

一些地區政府為了增加收入，將薪資差距減小，擅自出租政府大樓。如位于江蘇無錫市濱湖區的公共衛生大樓，把兩層樓出租給了一家大藥房作為經營場所。據知情人士透露，該公共衛生大樓出租給這家大藥房的租金僅是市場價的一半，讓人懷疑是否存在利益輸送。另外，還有的政府大樓將房間出租并改造成咖啡廳、茶室等，用于商業經營。

專家表示，在沒有經過相關手續并交納一定的國有土地有償使用費，就把國有劃撥土地進行商業出租的行為，涉嫌違規。

薪資差異過大導致“灰色收入”浮出水面。一些公務員利用職權的便利收取“黑錢”，自己的薪資在這些“灰色收入”面前就顯得不起眼了。如果白紙黑字的工資條不能滿足低收入者的生活需要，那么“灰色收入”在滿足他們生活和心理需要的同時，也恰恰成了他們財源滾滾的“源泉”。

改革變遷

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對有關公務員的薪資法律法規調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收入差距拉大的階段;一個收入差距減小的階段。

1950年1月，當時的政務院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各直屬機關新參加工作人員實行工資標準表》，第一次拉開了工資檔次，如部長的平均工資是辦事員平均工資的10倍以上，最高級首長的收入與最低級工作人員的收入相差28.3倍。

1952年3月，政務院又頒發了《關于全國供給制人員統一增加津貼的通知》，以工資分為計算單位。這次增加津貼幅度較大，尤其是級別高的人員增幅大，級別低的人員增幅小。

到了同年7月，工資制仍以工資分為計算單位，這項標準的工資檔次差距仍然很大，最高級首長的收入與最低工作人員的收入相差25.9倍。

1956年是中國公務員薪資改革的拐點年，為了縮小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距，黨中央、國務院進行了第一次工資改革。重點降低17級以上領導干部的工資，級別越高降低幅度越大，調整后的工資差距開始縮小。

1960年的工資標準一直延續到1985年，這期間，干部的工資基本沒有大的變動，可謂是25年一貫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