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指出：“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大力弘揚偉大抗戰精神，不斷增強團結一心的精神紐帶、自強不息的精神動力，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奮勇前進，不斷以堅持和發展的新成就告慰我們的前輩和英烈!”
精神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氣質和文化品格，它深刻地影響著民族的生存發展。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僅是政治上的勝利，也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且還是精神的勝利，因此也是文化的勝利。文化的核心是精神。
中華文明曾經是世界最優質的文明。中華文明的青春期在先秦。那時候，每一個中國人都活得神采飛揚，有滋有味。男人特別陽剛，女人特別嫵媚。百家爭鳴，思想茂盛。不料，一個叫嬴政的男人毅然斬斷了中華文化的臍帶，于是他以后的男人們都漸漸雌化了。秦代留給我們最壞的遺產是，把思想的對錯交給權力評判。漢武帝走得更遠。他真的把一個最優秀的中國男人閹割了。這一道深深的刀口，是中國歷史特殊的符號，也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自那以后，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偉大的思想家。至明清時情況更為惡化。龔自珍用“萬馬齊喑”形容中國明清之際的社會，真是再貼切不過了。他還說，今日中國，朝廷中見不到有才華的官員，街頭見不到有才華的小偷，民間連有才華的強盜都沒有。
中國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千載以降，無論他們的身體呈現何種形態，靈魂都永遠跪著。他們如螻蟻般卑微地生活著。他們只會匍匐，無論在皇權面前，還是在外國侵略者面前。這一狀況到中日甲午戰爭時達到了巔峰。日軍進攻遼東，清軍有5萬人，日軍比清軍少，不到10天，遼東全線潰敗。旅順要塞，固若金湯，清軍只守了一天，日俄戰爭中俄軍守了近一年。日本軍醫檢查清軍傷口后提交的報告中寫道：“從清兵的創口來看，射入口大抵在背后，自前面中彈者極少。”顯然這是逃走時中彈的。南京大屠殺時，十幾個日本兵押解上萬名俘虜去屠殺，竟無一人反抗，連逃跑都不敢。如果有人帶個頭，用腳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餅了，可這個人永不出現。甲午戰爭后，甚至連清朝的屬國朝鮮也做起了瓜分中國的美夢。朝鮮《獨立新聞》1896年發表文章稱：“但愿朝鮮也能打敗清國，占領遼東和滿洲，獲得8億元賠償。朝鮮人應下大決心，爭取數十年后占領遼東和滿洲。”
中華文明有一個特點：中華民族一旦遭遇外侮，就會迸射出自強之光。中國總是在接近谷底時獲得重生。甲午一役，中華民族走到了懸崖邊。一個人只有站在懸崖邊才會真正堅強起來。一個民族也一樣。斷了退路才有出路。最慘痛的沉淪造就了最輝煌的崛起。中國被日本打敗后，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大批中國有識之士源源不斷涌入日本，開始了向日本學習的過程。兩千年來，一直是日本學習中國，什么都學，用過去的話說叫“唐化”，用現在的話說叫“全盤中化”。看看京都和奈良的建筑，給人一種寧靜、沉穩的感覺。連房屋的顏色都以灰色調為主。那是唐朝的基調。日本人學中國太兇，以至于認為自己成了中國。1870年中日兩國進行談判時，中方代表要求日本稱清國為“中華”，日本堅決不答應，說：如果稱你們為“華”，那我們不成“夷”了?談判因此差點破裂。
對華戰爭的鼓吹者福澤諭吉在甲午當年撰文《日清戰爭是文明和野蠻的戰爭》，和他同一時期的植村正久則稱：“要把日清戰爭作為精神問題”，“這是新舊兩種精神的沖突”。甲午以來，日本人看中國的眼光變了，說話的口氣也異樣了。中國當日本的老師兩千年。日本當中國的老師近百年。今天我們的語言甚至都受日本影響極大。像“干部、路線、社會、民主”這些最常用的名詞都來自日本。這些名詞占了現代漢語社會名詞的70%。如果刪掉這些名詞，很難寫出一篇現代文件。不過，我認為這是日本對中國的反哺。
更重要的是，這批遠赴東洋的志士在那里初識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位先生讓他們的精神為之煥然一新。他們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秋瑾、陳天華、周恩來和魯迅。有人說，近代中國歷史的轉換在兩個女人手中完成，一個是秋瑾，一個是慈禧。1907年7月，秋瑾在紹興古軒亭口英勇就義，她喟嘆：“忍看眼底無馀子(男人)，大好河山少主人。”而一年后，這片河山的真正主人慈禧也撒手人寰。陳天華則在寫出了《猛回頭》這篇呼喚中國人精神的檄文之后蹈海自盡。陳天華求死，是“恐同胞之不見聽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以一己之死，求國家興隆，中國不滅。在這些辛亥革命黨人身上，依稀可見日本武士的影子。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魯迅。他到日本原本是學醫的。在選擇拯救中國人的精神還是拯救中國人的肉體上，他毫不猶豫地挑了前者。不過我認為他仍然是一個醫生，他想的是如何醫治一個國家的病。世界上，有些人專門留下腳印，有些人專門研究腳印。魯迅就是專門研究腳印的。我覺得他說過的一句話可以成為他全部著作的概括：“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魯迅常常提到三個問題：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最差的地方是什么?三、為什么會產生這些病根?三個問題都指向精神層面。魯迅看到，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信仰正是有些人的信仰。毛澤東是激賞魯迅的。他常常稱魯迅是“我們的魯總司令”。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拿槍，一支拿筆。拿槍的軍隊總司令是朱德，拿筆的軍隊總司令是魯迅。毛澤東和魯迅在精神上絕對是相通的。
在那之后，又是因為日本人的緣故，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這次運動，既是對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對日本的再學習。批判，是抵制它滅亡中國的狼子野心;學習，則是從一個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個民族的背影，使中國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上獲得涅槃。至此，中國對由日本帶來的災難而進行的反思達到了最高峰。日本侵略過亞洲那么多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進行過反思。韓國前總統盧武鉉說：“與日本這樣的國家為鄰，是韓國人的恥辱。”可惜韓國人的認知只走到這里就止步了。韓國離日本更近，但始終沒有出現過大規模浮海求學的場景。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思想戰爭。它差不多算是一場文藝復興了。五四運動的真諦在于，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個民族的站立。天地之間人為尊。尤其應指出的是，這場運動不僅僅是一場精神的啟蒙，它還為民族主義革命和革命準備了一大批民族精英。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這場運動的尾聲，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這是五四運動最偉大、最美麗的果實。五四運動告訴我們，只有偉大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只有意識到自己責任的民族才是偉大的民族。一個日本人也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中國徹底覆亡，東方各國也就沒有了希望。如果中國能夠勃興，東方各國救助有望。嗚呼，中國問題實乃東方之大問題。”(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
甲午戰爭發生在五四運動前，抗日戰爭發生在五四運動后。這兩場戰爭戰場一致，對手一致，但結局迥異。在中華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的所有戰爭中，抗日戰爭最為慘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反法西斯的戰爭中，中國贏得最為悲壯。原因何在?就是因為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根本改變。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認為，明治一代人是日本歷史上最有聲有色的一代人。在那之前沒有這樣的人，在那之后也沒有。明治的榮光，至今是日本人掛在嘴邊的榮耀。而在中國，“五四”一代人則是先秦以來最有朝氣、最富生命力、最具品相的一代人。明治一代人和“五四”一代人發生了猛烈碰撞。這是兩個精英集團的碰撞，這種碰撞才有了激情，也才有了世紀意味。甲午戰爭后期，日本人已經沒有了激情。但抗日戰爭就不是這樣。1945年日本投降前一個月，它還一口氣在江西等地攻占了十八座城鎮。它的激情在燃燒，因為它面對的是一個偉大的對手。
讀一讀《田中奏折》中的那段話：“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野心賁張，口氣如天，倒也不失男子氣概。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有種，小東西有大志向。也只有明治一代人才說得出這樣的話。反觀中國近千年間，就無人敢講這樣的話。然而，到了“五四”一代人，情形大不同。看看毛澤東那個時期的文字，哪一篇不是激情澎湃，揮斥方遒?他的書法更是翻江倒海，呼嘯著從紙上站立起來。千年來，小農經濟是中國的主要社會形態。這種形態決定了中國軍事的防御性。萬里長城是防御的極致。中國的英雄，多是在防御戰爭中產生的。中國古代很少謳歌戰爭。縱是大唐盛世，描寫征戰的詩詞也是凄苦的，哀怨的。有些雖然不失豪放，也擺脫不了悲涼無奈。然而你看看毛澤東的戰爭詩，哪有一點凄慘的音調?最典型的是《七律·長征》。困苦到那種非人的地步了，毛澤東還吟唱：“三軍過后盡開顏。”這是一種怎樣的境界?
抗日戰爭的侵華日軍，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最強盛，也是野心最張揚的一代。日軍在中國戰場的高級將領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高級將領，都參加過奠定日本強國地位的“日俄戰爭”，年齡多在五十開外，正處于成熟和巔峰狀態。與之相比，毛澤東和他的將領們則是小字輩。彭德懷舉行平江起義時30歲。林彪被任命為軍團長時年僅24歲。劉伯承參加南昌起義時35歲。1946年粟裕贏得七戰七捷的蘇中戰役時39歲。然而正是這些人，以前所未有的青春姿態投入抗日戰場，創造了歷史。青春具有無盡的沖擊力。青春具有無比的想象力。林彪到抗大講馬列課，大家都準備記錄，林彪只說了一句話：“資本主義是少數人發財，共產主義是大家發財，講完了。”眾人目瞪口呆。關漢卿說：“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豌豆。”林彪可能讀過關漢卿這句話。他愛吃炒黃豆。他在不斷咀嚼中體驗戰爭的硬度。平型關一戰，正是林彪，改寫了日本陸軍不曾失敗的歷史。
彭德懷親自指揮的“百團大戰”，對民族精神的升華影響深遠。這個戰役的命名，豪情滿懷，閃爍著英雄主義光芒。這是一個不因歲月流逝而褪色的極富有詩意的命名。當時參加戰斗的有105個團(次)，左權在聽完匯報后脫口而出：“好!這是百團大戰，作戰科再仔細把數字查對一下。”這個響亮的名詞立即吸引了坐在一旁的彭德懷，他說：“不管是一百多少個團，干脆就把這次戰役叫做百團大戰好了。”1950年12月1日，朝鮮戰爭第二次戰役后，彭德懷親筆起草給38軍嘉獎令：“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38軍萬歲!”稱一個軍“萬歲”，這在我軍歷史上，不，在世界軍事史上都是第一次。彭德懷的膽量和豪情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自那以后，中國人民解放軍和21個國家軍隊交過手，未嘗敗績，抗日戰爭就是最精彩的序幕。
日本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花中櫻為王，人中兵為貴。”櫻花，當其燦爛盛開之日，也是它凋謝零落之時;武士，當其命殞疆場之時，也是他最榮光之時。日本人認為這二者都是美的極致。我曾在冬天去過日本，那年大雪，但日本小學生們一律都穿短褲，裸露著凍得發紫的小腿。孩子們都在奔跑。大阪人在全世界走路速度最快，平均每秒走1.6米。日本諺語道：“快吃快拉是美德。”而中國人則總是勸人“慢走”，“你慢慢吃”。這種精神下培育出來的日本人是看輕生命的。世界公認西方最強悍的軍隊是德國國防軍，但在斯大林格勒，保盧斯元帥率領9萬名士兵集體投降。而日本軍人在絕境中通常都戰至最后一兵一卒，尸骸遍野，極少降服。
甲午戰爭中，中國人“如死豬臥地，任人宰割”(李鴻章幕僚羅豐祿語)的情景令世界恥笑。抗日戰爭中，日本人對中國人的屠殺比上一場戰爭更為酷烈。它是循清朝滅亡明朝的舊路這么做的。聽父輩說，在我的家鄉，日本人設哨卡，中國人經過時，日本兵伸到人胸口摸一摸，發現心嘭嘭亂跳的，牽到一邊，一刀砍掉。尤其是南京大屠殺，殺得天地為之改色。南京大屠殺之前，中日雙方的戰斗還是勝負之戰;南京大屠殺之后，雙方已是生死之戰。日本軍閥驚訝地發現，僅僅過去40年，這個大陸種群已經變得有些陌生了。甲午戰爭中，中國人只有兩種情景，一種是悲慘，另一種是非常非常悲慘。抗日戰爭中，這兩種情景改變了：一種是堅強，另一種是非常非常堅強。特別是共產黨員，內心極其強大。起初日本人并不在意，在打了一段交道后才引起重視。史料表明，日軍曾煞費苦心研究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比如，凡聽到別人說話就起立者，不是黨員就是干部;詢問出生年月，回答“公元某年”而不是“民國某年”者，多是黨員，并受過教育。日本人對共產黨越是了解，就越是敬重。日本武士有尊重偉大對手的傳統。日軍攻上狼牙山主峰，目睹了五位八路軍戰士跳下懸崖的壯舉，肅然起敬。日軍排成整齊的隊形，隨著一個軍曹的號令，向五壯士跳崖處恭恭敬敬鞠了三個躬。楊靖宇將軍生前和死后都受到日軍的極大敬畏。他陷入絕境后，日軍派叛徒向他勸降，他說：“老鄉，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這句話至今在天地間回響。它讓人觸到了信仰的力量。楊靖宇將軍犧牲后，日軍解剖了他的尸體，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沒有一點糧食，在場的日本人無不受到莫大震撼。日軍頭目岸谷隆一郎流了眼淚，長時間默默無語。史料載，這個屠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一天之內，蒼老了許多”。此后，岸谷隆一郎窮畢生精力研究中國抗日將士的心理。研究越深入，他內心受到的折磨越大。最后，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兒女后自殺。他在遺囑中寫道：“天皇陛下發動這次侵華戰爭或許是不合適的。中國擁有楊靖宇這樣的鐵血軍人，一定不會亡。”
精神一變天地寬。中華文明浩瀚如海，一旦撥亂反正，它的大氣象和大氣魄就顯現無遺。這一點，日本就顯得局促多了。中國是日本的文化母國。就連最著名的右翼反華分子石原慎太郎也不得不承認，一翻開唐詩宋詞，心中就涌起一縷鄉愁。這是一縷文化的鄉愁。中國人和日本人雖然語言不通，但可以通過筆談溝通，而我們與很多少數民族就不行。這說明日本在文化上是中國的下游。抗日戰爭，中日兩個民族除了在精神上對決外，就是在格局上對決。中國重新成為日本的老師。日本是個島國，眼光不開闊。毛澤東的眼光則掠過千山萬水。毛澤東看到，甲午戰爭時，日本始終是攥著拳頭對付中國的，而中國卻如張開的五指，極易折斷。中國不能產生合力的深層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農耕文明，自給自足。只有個人，沒有集體;二是精神世界封閉，不相信他人。民族的出路在于團結。《義勇軍進行曲》就是團結的沖鋒號。它至今仍是我們的國歌。誕生于延安的《黃河大合唱》是最華麗的樂章。毛澤東還摒棄前嫌，果斷地建立統一戰線，國共開始合作。中國團結之日，就是日本衰敗之時。日本軍閥此時認為不能再拖了，于是匆忙發動全面戰爭。當時，八路軍的武器還不如甲午戰爭時的清軍，但軍事思想非常先進，連美軍都派人到延安學習八路軍的軍事思想。毛澤東不僅是戰爭大師，更是戰略大師。日本是一個強盛國家時，毛澤東堅決拒絕與其談判，甚至不承認它是一個國家;日本戰敗后，成了非正常國家，毛澤東反而主動與其交往。抗日戰爭最艱苦時，毛澤東在《研究淪陷區》和《目前形勢和當前的任務》中兩次指出，日本妄圖“消滅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他對抗大學員說：“我們‘抗大’人，不能有一個是不抗戰到底的!不能有一個是不反對投降的!”他提出“論持久戰”，是精神上的長征，也是大戰略。毛澤東是以思想家的眼光去把握戰爭風云大勢的，能夠高屋建瓴地抓住問題本質，而他手下將領如彭德懷、劉伯承等，則從另一個角度對待戰爭。他們的戰爭智慧，體現在對戰爭細致過程的見解上。劉伯承、彭德懷起自行伍，有很深的連排長情結。他們對局部細節的追求，完全是一種連排長的眼光。毛澤東善于把大仗當小仗打，他們善于把小仗當大仗打。理解一個士兵，懂得一個排長、一個連長，也能贏得一場偉大的戰爭。
我研究過日本陸軍大學和海軍大學。這兩所大學成立于明治維新時期，一直特別重視對戰役的研究，反而對戰略不甚看重。日本軍事院校至今還津津樂道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某些戰役。戰略需要哲學。毛澤東指出，日本是沒有哲學的。戰略要有全局，日本則特別看重局部。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乎打贏了每一場戰役(太平洋戰爭后期除外)，可是輸掉了整個戰爭。它太看重勝負，于是只有小勝，沒有全勝。毛澤東從不看重勝負，他總是從事物的本質入手，時或舉重若輕，時或舉輕若重，格外大氣。抗日戰爭勝利五年后，他就揮師入朝，對抗世界第一強的軍隊，就是戰略大手筆。彭德懷擲地有聲的那句名言“不過解放戰爭晚勝利了幾年”，何嘗不是毛澤東的精神寫照?毛澤東還說：要把中國軍隊建成世界第二強的軍隊。他的胸懷比宇宙大，又幽默得緊。遍數日本，不要說沒有毛澤東這樣的大家，連劉伯承、彭德懷、鄧小平這樣出色的統帥也沒有。山本五十六是日軍的另類了。用航空母艦偷襲珍珠港是他的杰作。70多年前，他就知道空中決定論，仿佛觸摸到了現代戰爭的本質。其實，這個神來之筆只是他一時沖動的結果。他居然沒有理解自己這一獨創戰法的劃時代意義。他仍然把目光投向大炮巨艦。就在偷襲珍珠港后不久，日本造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列艦，7萬噸的“大和”號。僅這一艘艦的噸位就超過了中國海軍全部艦船噸位的總和。反而是被他打得滿地找牙的美國人從慘敗中捕捉到了勝利之光。美國人把目光投向了天空。從此，美國人給戰爭插上了翅膀。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國成為廢墟，“國在山河破”，但精神上獲得重生。這個古老的民族開始了新的生命歷程。戰爭沒有在日本本土進行，因此，日本是“國破山河在”。這個“國破”不僅指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滅亡，還指一個民族在精神上的死亡。日本民族的精神在這場戰爭中遭到重創，其完整性直到今天也無法恢復。美國占領日本，主要還不是軍事意義上的占領，而更看重精神上的征服。麥克阿瑟飛往東京時，隨從問他帶不帶槍，他說：“什么也不帶，就空手去，這樣對日本人更有震撼力。”結果，日本人看見麥克阿瑟，就像看見神一樣。日本外相重光葵到“密蘇里”號簽署投降書的前一天，裕仁天皇對他說：“你要把明天當做日本新生的第一天，所以你要趾高氣揚地去簽這個字。”裕仁大大低估了美國人。美國戰后對日本進行改造，主要是在精神上瓦解和壓制這個民族。美國人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于這個東方民族頭上。事實證明，東方民族西方化是不健康的。美國利用雅爾塔體系把日本打回到了明治時期的起點。它是不是想讓大和民族也回到最初的起點呢?
70年來，日本右翼政客每次參拜靖國神社，骨子里都有挑釁美國的意味，因為那些甲級戰犯正是被美國人逮捕并處死的，但美國沉默如山。它在日本駐有重兵，而且都在戰略要沖。70年前兩顆核彈爆炸的巨響聲猶在耳邊。美國根本不怕日本鬧事。美國成功了。日本輸得服服帖帖。美國占領世界那么多地方，無論在阿富汗，還是在伊拉克，襲擊無日無之，只有在日本一次也沒有發生過這種襲擊。不錯，日本是如裕仁期望般“新生”了，但這是在美國人強勢主導下的“新生”。日本成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一枚棋子，再也沒有了對弈者的身份和心態。明治時期的精氣神一點兒也沒有了。2011年日本發生大地震，東京劇烈搖晃，一棟棟大樓都“吐出”滾滾人潮。一位中國作家寫道：“大街上全是人。他們都在一種異樣的沉默中緩緩移動腳步。打個不恰當比方，好像遺體告別儀式時那種靜默和步履。雖然沒有哀樂，但所有人腳步移動的節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上百萬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有人贊賞這種狀態，認為日本人井然有序。我卻不這么看。從這種舉動中你難道看不出壓抑和窒息嗎?這是萬眾一心嗎?這是萬人一面。明朝人在揚州和嘉定不也都出現過類似情景嗎?人一旦成了機器還叫人嗎?恰恰是兩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民族都被人稱為“機器民族”，難道其中有什么深奧之處嗎?我經常研究日本人的名字。從日本人名字的變遷中可窺一二。明治時期，日本人的名字大都英氣蓬勃，如伊藤博文(君子博學于文)、山縣有朋(有朋自遠方來)、夏目漱石(枕流漱石)、大隈重信(民無信不立)、宮崎滔天……上世紀初，還是中學生的毛澤東給宮崎滔天寫了一封信，上來就稱呼道：“白浪滔天先生。”我想毛澤東一定注意到了日本姓名的不凡之處，否則他不會這么叫。這些鏗鏘的名字已經離今天的日本人遠去了。
抗日戰爭過去70年了，日本仍有些人對戰勝了他們的中國人民耿耿在念，這是日本民族精神矮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哪有一個戰敗國，對徹底的戰勝國——原諒并寬恕了自己的戰勝國，這個戰勝國還放棄了戰爭賠款和對日本的占領——過了70年，還充滿了怨婦般的憤恨?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對日本人是寬宏大量的。抗日戰爭中，由于精神的轉換，中華民族已成為精神的強者和巨人，所以才寬宏大量。對待歷史的正確態度是：不能忘卻，可以寬恕。新華社記者穆青曾是八路軍120師的干部，一次，他隨部隊攻占了日寇的一個炮樓，在炮樓角落里發現了兩個大木箱，打開后，竟是被日本鬼子剁下來的人手，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滿滿兩箱子。穆青所在連的連長是個身經百戰的老紅軍，也禁不住捂住嘴蹲下身去。戰士們都哭了。國民黨遠征軍將領孫立人在緬甸作戰，俘虜了不少日本兵，部下請示他如何處理，孫立人說：“這些狗雜種，你再審一下，凡是到過中國的，一律就地槍斃。今后就這么辦!”國民黨軍也同日本人打了不少仗，多是敗仗。但敗仗也是仗，至少是打了仗。不過在對待日本俘虜問題上，就遠比不上共產黨人了。在八路軍的隊伍里，有不少日本反戰同盟的成員，他們大多數是被俘虜的日本士兵。后來，他們當中很多人隨共產黨從東北打到海南島。在國民黨軍隊中就沒有聽過這種事。華盛頓說：“如果一個民族長久地仇恨和崇拜另一個民族而無法自拔，這個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隸之邦。”日本不對戰爭罪行道歉，繼續仇恨中國人民，它在精神上就永遠是侏儒，永遠是心理上的弱者。1973年，已經80歲的毛澤東曾評價日本：“是個沒有安全感的國家。”也許道理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