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校不是一部分人“治”另一部分人，而是全體教職員工依據法律和校規自己約束自己。如果校規的制定沒有師生員工的廣泛參與，如果校規的內容得不到廣大師生員工的認同和自覺遵守，就不可能真正實現依法治校。
某高校有一位法學教授當了院長，一方面大講依法治校，另一方面又大講惡法亦法。他明確要求教師和學生遵守學校有關機關制定的全部規章，而不管這些規章是人事處制定的還是房管科制定的，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至于有關機關是否對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地執行這些規章，那他是管不了也不愿管的。顯然，在他看來，校規不過是學校有關機關整治師生的工具。這樣的依法治校，只能讓師生們更加寒心，只能搞壞依法治校的名聲。
任何法律都具有預先公布、同樣情況同樣處理和強制實施的技術特征，否則就不是法律。商鞅變法的時候曾貼出告示：誰把一根木頭從都城的甲處搬到乙處，就可以從政府領得若干黃金。一般人都不相信，但有一個人按告示去做了，商鞅果然給了他告示上所說的黃金。可見法的強制性決不僅僅意味著政府執法時不許百姓反抗，而且意味著政府及其官員必須守法和執法。如果高興就執法不高興就不執法，法律就沒有權威，人民就不會守法，法律從而也就達不到它的目的。國家的法律是這樣，校規也是這樣。從這個角度看，這位院長治下的某些“校規”是不配稱之為校規的。例如學校房管科制定的集體宿舍分配方案規定：博士一人一間，碩士二人一間，本科及本科以下學歷者三人一間。而實際所做的是：博士即使是剛畢業的都分給兩居室，本科及本科以下者都分給二人一間，理由是學校規定的集體宿舍分配標準是下限；而碩士即使教了七、八書也還是兩人一間，這時學校規定的集體宿舍分配方案又成了上限。我想，除非在這個學校里碩士被明確規定為賤民或私生子，否則即使根據惡法亦法的原則，這樣的校規也不配叫做校規。惡法可以在法律的內容上不平等，但在實施上仍然必須是平等的；否則只能是人治。
現在講依法治校，首先當然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依法治校并不是要在學校里實行商鞅式的嚴刑峻法統治，而是要適應依法治國的需要，建設民主法治的學校。如果這樣來理解依法治校，那么下面幾個問題就是不能回避的。
首先，依誰的法治校？學校不能超然于國家法律之外，它必須執行國家的法律，校規只能規定國家法律沒有規定或規定不詳的問題。那么這些校規應當由什么人或什么機關來制定呢？根據民主原則，我認為只能由民主選舉的教職工代表大會來制定。學校各行政部門只能享有提案權，而不能享有規章制定權。涉及學生利益的校規，還必須讓學生代表列席并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我并不主張賦予學生代表以表決權，除了學生輕幼稚外，更重要的是學生在學校里是過客，容易產生短期行為。）只有這樣制定的校規，才能具有最大的合理性和權威性，才能得到廣大師生員工的自覺遵守。校規只有這樣制定，廣大師生員工才能感覺到自己是學校的主人，才不至成為被動服從而又心懷不滿的無所作為的被治者。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教職工代表大會的代表在目前的情況下不能按人口比例從各部門產生，而應當按國家關于后勤社會化和精簡行政機構的要求，根據國家規定的教學人員和非教學人員比例（這一比例必須保證專職教師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分別從教師和非教師中產生。教職工代表大會除了規章制定權外，還必須擁有學校自籌資金的預算決定權和決算通過權。法律的權威必須由立法機關控制錢袋來保障，校規的權威也必須由教職工代表大會控制錢袋來維護。這樣一來，學校行政部門的權力將受到極大的限制，但是他們同樣可以從依法治校中獲益，他們將不再有“聽哪個領導的”這樣的煩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