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設水平和制度創設能力，是一個國家外樹形象、內聚民力、永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在帶領民族走向復興的進程中，法治中國目標越是接近，黨越要做出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對許多重大前沿問題，包括理論問題、制度問題和實踐問題作出回答”，針對依法治國的意義，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張文顯如是表述。

已到重大歷史關口

當前，無論從國際環境看，還是從國內形勢看，我國依法治國進程都處在重大歷史關口。

從國際進程看，文明國家的崛起和制度成熟定型，離不開法治能力的彰顯。當今世界上部分國家出現局勢動蕩，甚至政權更迭，大多與法治未立、民主先行有關，給治國理政以警示。

而眾多國家的復興，依靠的也是良法善治。新加坡雖建國不足50年，但其憑借良好法治和清明政治，一躍成為世界公認的法治國家;荷蘭人口不過600萬，但因創設“國際法”令世界尊重。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因而在實現中國夢的重要關口，法治能力的提升、法治氛圍的形成、法治環境的培育至關重要，關系著中國能否全面把握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從國家治理方式看，我國正處在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點，培植制度優勢和法治文明是復興之梯、崛起之魂。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說，中國強大不是要讓人家害怕，而是要讓人家尊重，所以必須有軟實力，包括價值觀、制度和法治。

上海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朱民說，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第二大外商投資國，中國在獲取利益的同時，也要學會運用國際規則尤其是法治規則。一位資深外交人士認為，當前無論處理國際關系沖突，還是應對貿易激烈摩擦，都需要善用法律武器。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說，國際上有影響的評價體系都由西方掌控，我國亟待建立一套更為公平的評價體系，以擺脫在法制形象發布上受制于人的現實。

從現實挑戰看，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社會面臨共識難聚、誠信難立、權益難維等考驗，執政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目前仍存三大落差

綜合受訪專家和干部群眾意見，當前仍有三大落差值得關注：

一是法律大國與法治強國的落差。截至，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243部現行有效法律，國務院制定了680多件現行有效行政法規。這些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加上其他立法確認的具有法律性質的規范性文件，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法律體系。

“我們用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300年立法進程，即使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法律體系也已比較健全。”張文顯說，在法律體系形成后，有法可依的目標基本實現，但距離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仍有差距，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仍待在實踐中進一步落實。

二是權力色彩濃與法治色彩淡的落差。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法治的前提是公權力受到約束，但從實踐中，這個狀況目前仍待改變。

三是社會法治呼聲高與國民法治素質低的落差。受訪法律界人士說，群眾對公正司法的期盼越來越強烈，期待司法的權威性、定紛止爭能力亦能同步提升。但是，當前鉆法律空子、知法犯法、權力干法、輿論擾法的現象仍有發生。

人民的期盼與需要

接受瞭望采訪的專業人士，渴盼中國法治向前大步推進，在他們看來，依法治國的關鍵之一，在于依照憲法和法律管住權力、保障人權。

李林指出，當前，少數領導干部依然相信“權大于法”，甚至濫用職權、以權謀私，這對法治造成較大傷害;

部分群眾信權不信法，信“管”不信法，信訪不信法，甚至信錢不信法等等，使我們的法治建設缺乏應有的社會基礎;

解決上述問題，首先需要依照憲法和法律管住權力、管住官員，切實解決公權腐敗的問題，取信于民。

另一個關鍵點是，通過法治保障人權，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讓廣大人民群眾在法治進程中得到更多實惠。特別是通過法治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讓人民增加更多的幸福感。

“四中全會將主題定為依法治國，是對黨的十五大以來依法治國理論與實踐的深化與發展。它有力回應了社會各界對法治建設的關注和期待，表明黨中央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堅定決心，也充分表明我們黨治國理念達到一個新高度新境界，標志著建設進入一個新階段。”*黨校教授封麗霞這樣告訴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