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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學一做專題黨課發言材料【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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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學一做專題黨課發言材料【篇一】

在“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中,前海社區黨委帶領下屬13個黨支部和331名黨員緊緊圍繞落實關于基層黨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兩學一做”引領社區黨建標準化建設,著力把黨委打造成引領社區發展的堅強核心,把黨支部打造成教育凝聚黨員群眾的堅強堡壘。

創新“六學”,讓每名黨員“動起來”

“前海社區年輕黨員多、高學歷黨員多、 兩新 黨員多,針對這一特點,我們著眼于喚醒黨員黨性意識,創新 六學 形式,讓每名黨員學有標桿、學有興趣、學有收獲。”前海社區黨委相關負責人介紹道。

據悉,前海社區將線上與線下結合,以曬學競學催生動力。在線上依托區委“智慧黨建”平臺引導社區黨員參與“每日一學,每周一考”3600多人次,黨員利用“碎片化”時間觀看微黨課、微視頻1600多人次,上傳心得體會、學習照片200多條,搭建起黨員之間比學趕超的“朋友圈”。線下組織黨員參加知識競賽、演講比賽、“學習標兵”評選等系列活動,給每名黨員發放《“南山先鋒”風采錄》,用身邊事教育身邊人,營造對標學習氛圍。

同時,居民黨員把“兩學”內容細分若干專題,按照個人自學、分頭領學、集體討論“三步法”開展集中學習。“兩新”黨員組建微信群、QQ群,以漫畫、flash視頻、H5等受年輕人歡迎的形式推送“兩學”內容,邀請以前做紀檢工作的退休老同志講黨課。老黨員編寫順口溜、快板、三句半、紅色歌舞等節目,讓“兩學”內容在潛移默化中入腦入心。

此外,前海社區還邀請區委“學做講習團”下社區“送黨課”,黨建專家、黨校教師和優秀黨務工作者為黨委和支部“全覆蓋”講黨課,內容涵蓋黨章黨規黨紀和國情市情區情。并通過建立區、街道、社區“三級”督學機制,定期督促檢查,將壓力傳導到每個支部;依托區委“智慧黨建”平臺對支部和黨員學做情況實施積分管理,每周通報排名。

大抓支部,讓每個堡壘“強起來”

據介紹,前海社區黨委樹立“黨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鮮明導向,著力把支部建成教育黨員的學校、團結群眾的核心、攻堅克難的堡壘,為推進“兩學一做”常態化制度化筑牢根基。

“我們大抓支部書記,結合支部換屆工作,組織實施了 領頭人 計劃,優選5名講政治、能力強、作風好的優秀黨員新任支部書記。”前海社區黨委相關負責人表示,該社區組織支部書記參加區、街道兩級組織的集中輪訓,提升能力素質,并要求支部書記制定責任清單,每年組織開展支部書記抓基層黨建述職評議考核,公示得分排名,增強主業意識。

同時,每年初根據區委組織部下發的主題內容指引,社區黨委指導各黨支部制定“三會一課”年度計劃,做到季度有部署、月月有安排。并配發黨支部、黨小組、黨員三本手冊,指導督促支部按計劃落實“三會一課”,將落實情況作為支部書記履職述職評議考核的重要內容。

此外,組織支部圍繞“兩學一做”,推行活動項目化管理,將創先爭優、服務群眾、解決實際問題等與黨組織活動融合“打包”,開展接地氣、受歡迎的各類活動。推行“固定活動日”制度,每月固定一天,利用“智慧黨建”基地、紅色教育基地、反腐倡廉基地和重溫入黨宣誓、集體過政治生日、“先鋒講壇”活動等載體和形式,開展“體驗式”、“情景式”、“調研式”活動,黨員參與度大大提高。

黨建標準化,讓黨委核心“立起來”

據介紹,前海社區黨委還引導黨員以學促做,以標準化為抓手,把“兩學一做”成果轉化為履職盡責、服務群眾的實際行動,推動社區黨建全面提質提效。

“我們著力推進社區黨建標準化,嚴格對照深圳市委制定的100項任務清單逐一抓好落實,全力打造精品特色社區。”前海社區黨委相關負責人介紹,該社區落實200萬元服務群眾經費,按照“服務、精致、溫馨”要求建設面積1000平方米的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從組織建設、黨員管理、治理結構、服務群眾和工作職責等五個方面統一標準、統一規范、統一流程,黨委核心地位進一步強化,黨的形象進一步凸顯。

同時推進黨建工作規范化,全面排查黨員組織關系,確保每名黨員都在視野之內、管理之下。抓好非公企業和社會組織“兩個覆蓋”工作,黨的組織和工作覆蓋率分別達到97%和100%。

此外,推進服務群眾常態化,投入120萬元,按照“群眾點單、黨委下單”模式,完成“民生微實事”22項;認真抓好駐點普遍聯系群眾工作,駐點團隊開展活動50次,走訪居民7132戶、商戶273家;大力開展黨員“亮身份”活動,以先鋒崗、示范區等為載體,倡導黨員穿紅馬甲、戴黨徽,在整治安全隱患、化解信訪糾紛等方面發揮作用,為維護社區和諧穩定貢獻力量。

前海社區黨委相關負責人表示,下一步,該社區將把對廣東、深圳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作為各項工作的根本遵循,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關于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的部署要求,以黨建標準化引領各項工作整體提升、全面過硬,努力打造全國知名的示范社區。

兩學一做專題黨課發言材料【篇二】

講大局、顧大局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一部九十多年的中共黨史,其實也是一部講大局、顧大局的團結歷史,尤其是在一些緊要的歷史節點上,中國共產黨更是著眼大局、把握大局,廣大共產黨人自覺服從大局、服務大局,保證了黨的團結統一,保證了黨和人民事業的順利發展。

01

“共產黨員必須懂得以局部需要服從全局需要這個道理”

毛澤東曾指出:“共產黨員必須懂得以局部需要服從全局需要這個道理。如果某項意見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就應以局部服從全局。反之也是一樣,在局部的情形看來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來是可行的,也應以局部服從全局。這就是照顧大局的觀念。”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曾多次面臨著如毛澤東所說的介于全局和局部之間的兩難選擇。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這一事變頓時成了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焦點。中國共產黨內部也有兩種聲音,一些人認為蔣介石殺了那么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此時不殺蔣介石難平民憤,另一些人則認為應該從民族大義考慮,聯蔣抗日。最后,*以民族利益、團結一致抗日為重,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派出代表團參加談判,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正如后來毛澤東所說的,如果僅僅從我們黨的私仇這一局部利益出發,殺蔣介石來解恨,忘記了民族危亡這個大局,我們就不配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我們共產黨就是要以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為重,不記私仇,以德報怨,迫使蔣介石改變反動政策,團結一致,共同抗日。

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做出了巨大的讓步,將陜甘寧根據地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并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

這樣的政策調整顯然是以犧牲我方利益為前提的,以至于一向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標榜的張東蓀也由衷地感嘆:“以一個向來主張用階級斗爭推動力對于一切不妥協的黨現在居然說愿意與各黨派不問已往仇怨都合作起來,這是何等轉向,這個轉向是何等光明!我們對于這樣勇敢的轉向又應得作何等佩服!”當時,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因為編制小了,很多高級將領都只能降級使用,但這些共產黨人都以抗戰為大局,對個人名利的損失毫無怨言。曾擔任過紅三十軍政委的李先念被安排至八路軍第129師當營長,降了6級,但他欣然接受,說只要能上戰場打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

02

“我資歷淺,不要考慮我”

抗戰時期,廣大共產黨人不僅在與國民黨打交道時大局至上,在其他各個方面也是大局至上,以鞏固黨的團結統一,發展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進行“三三制”建設,讓更多優秀人才加入根據地建設和抗戰行列。當時“三三制”政權是選舉出來的,有時候選出來的共產黨人超過了三分之一,其中的一些共產黨人就主動讓賢,退出選舉,讓黨外人士替補。1941年11月,延安召開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選舉新的邊區參議會常駐議員和邊區政府委員。選舉結果是18名政府委員里共產黨人占了7名,共產黨員徐特立當即聲明退出,由黨外人士白文煥替補。徐特立顯然是從團結最大多數人抗戰的大局出發,將個人名位拋到了一邊。

和徐特立一樣為了抗戰大局而拋棄名位的還有李井泉。七大時,按照資歷和功績,李井泉理應進入中央委員行列,但他主動退出中央委員選舉。當時為了增強黨的團結和統一,毛主席找李井泉談話:“因老干部多,照顧不到。”李井泉謙虛道:“我資歷淺,不要考慮我。”七大代表王恩惠回憶:“李井泉這個人當時心胸很開闊,他說:應該,是多了一點,你不拿我,拿別人還不是一樣的。這是李井泉的表態。”

正是有這么一大批不計私利、服從大局、維護中央權威和團結統一的共產黨人,才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才促進了共產黨自身的團結和統一,為抗戰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和組織基礎。

03

“中央要什么,我們給什么”

如果說抗戰爆發后中共調整政策,并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是為了國家、民族大局而放棄政黨的局部利益,那么抗戰結束后中共占領東北則是共產黨順勢而為、充分發揮“東北”這一關鍵局部以換取解放戰爭的全局性勝利,背后同樣彰顯的是共產黨高瞻遠矚的大局觀。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后進入東北,迅速摧毀了日本關東軍和偽滿軍隊,這為中國軍隊進入東北創造了條件。正所謂“得東北者得天下”,東北這一局部對國共兩黨戰勝對方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國共產黨控制東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蘇聯、蒙古、朝鮮的戰略基地,從根本上改變長期以來被國民黨分割包圍的局面。如果國民黨控制東北,與華中、華東相配合,就可以南北夾擊共產黨的根據地。*立刻意識到,此乃“千載一時之機”,占領東北應該成為當時全黨的大局,是抗戰后重大戰略行動。為此,*相繼派出4名中央政治局委員、6名中央委員、10名中央候補委員率領延安和各解放區的2萬名干部和11萬人的部隊迅速開往東北。

根據*的戰略部署,全黨上下迅速行動起來,晉察冀、山東根據地的八路軍迅速挺進東北,華中的新四軍移駐山東,江南的部隊北撤江北,充分顯示中國共產黨的大局觀和團結統一的力量。據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的聶榮臻回憶:“我們支援東北,主要是為了貫徹中央的戰略意圖。我當時是這樣考慮的:晉察冀是老根據地,基礎好,區域大,人口多,不愁沒有發展的余地,比如說我們可以向南發展。而東北地區則正在初創,各方面的基礎比較薄弱,又是中央確定要首先奪取的地區。如果我們黨占有了東北,進行解放戰爭就有了可靠的基地,這對全局是非常有利的。”當時,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羅榮桓要求山東干部:“我們山東不惜一切代價,中央要什么,我們給什么。”占領東北的戰略決策是基于全國解放戰爭勝利大局的考慮,廣大干部戰士離開業已發展良好的根據地,服從中央的統一指揮,體現的正是共產黨人擔當、服從的大局意識。事實也證明,占領東北是中國共產黨制勝國民黨的關鍵一招,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戰略決戰首先是從東北開始的。

04

縣委第一書記帶頭讓親屬離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們又有了一次比占領東北更大的“大遷徙”。1959年至1961年,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為了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1961年初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提出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大規模的調整。當時,經濟困難集中在糧食短缺上,而農業生活的恢復需要一個過程,最切實可行的辦法就是精簡因“大躍進”而膨脹的職工隊伍和城鎮人口,一方面減少城鎮商品糧的供應,一方面增加農業生產勞動力,以減輕糧食供應壓力和加快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

為此,*在大幅度調整農村政策、調動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同時,又決定對“大躍進”期間上馬的一批工礦企業實行關、停、并、轉,并且大規模精簡職工和城鎮人口。當時,能否將大量的職工和城鎮人口精簡回鄉或下鄉,成為國民經濟能否成功調整、國民經濟能否復蘇的關鍵。正如陳云在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所指出的那樣,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對調整經濟、克服困難非常重要而且迫切,是關系全局的大事,是其中關鍵的節點。但精簡職工并非易事,周恩來當時就說,這件事“震動極大,幾乎要震動我們全民族的生活”,好不容易躍出農門的人現在又要返鄉,土生土長的城市人口去完全陌生的農村,對個人家庭、個人命運來說都是一種“逆轉”。

關鍵時刻,黨員干部必須帶頭。1962年5月21日,*、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指出,在各級行政機關方面,除了精簡編制和減少大批人員外,應當由上級領導機關挑選一批得力干部下放,加強基層。首先中央機關要帶頭,派一批部長、副部長、司局長級的干部下去,各省、市、自治區也應該選派一批干部下去。機關領導干部在行動,基層黨員干部也在行動。陜西榆林米脂縣委第一書記常錦城為了完成本縣精簡職工的任務,帶頭讓本不屬于精簡范圍的妻子提前離職。在精簡職工過程中,從中央到基層,層層領導干部及黨團員帶頭積極響應黨的號召,不計私利,支援農業,回到農業第一線。正是干部、黨員的模范帶動,使得共產黨順利完成了精簡人員政策的貫徹執行。從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國共精簡1800多萬名職工,減少城鎮人口2600多萬人,這些人以克服國家經濟困難大局為重,犧牲個人的利益換來了共和國經濟的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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